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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美术界的两个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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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美术工作者，就美术方面来谈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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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美术作品的出路和解决美术家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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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家闹穷是大家知道的，而实际上连生活都成问题，没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都很多，他们羡慕戏剧家、音乐家、作家，有了好戏好音乐满座，有了好书，不怕没有读书的人。可是画家呢？开个展览会也许观众很多，结果却没有人买画，画展能卖几幅，最后是连裱画钱都收不回来。我们提倡繁荣创作，但落得个作品没有出路。譬如一个雕刻家要完成一件作品得花成年累月的时间、精力。收集材料，花钱雇模特儿，在一定的环境下创作，然后翻成石膏像，送到展览会，幸而入选还可展出；闭幕了再搬回家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展出，一件又一件地搬回来，画家也是一样。出版社好容易愿意出版一幅，稿费八十元，有的还得要作者勤勉地跑，接受意见改了又改，接着等了又等，等候“可用”的消息，有的一等就是半年。国家收购也仅限于很少的数目和个别的作者。因此我们的机关单位，公共场所看不见美术品。政协就四壁皆空，许多美术家提了意见，总算说服了政协，购买一些美术品，但又因为精简节约没得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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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的轻工业没有和美术配合起来，没有发挥美术家在工艺美术上的潜力。画家不必限于画檀香扇。工艺品的范围大，需要多。陶瓷、漆器、家具、日用品都需要美术家来加工美化。我建议很快地设立一个工艺美术院，可以集中人才，研究改进。如果美术家能够在工艺美术发展中起点作用，既美化了人民的生活，又解决了美术家的生活需要。（附带说明一下，我对工艺美术是门外汉，这也仅是一点外行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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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美术界的百花齐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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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感到的是领导部门对教育事业没有全面性的规划。例如原有上海美专、杭州美分院[2]、苏州美专，每个学校都有它的历史。上海的迁到了无锡，杭州的要迁上海，现在无锡的又要迁西安，杭州迁上海的没有迁成，结果上海没有一个美术学校。广东的迁武昌，现在听说又要迁回广东去了。种一棵树吧，今天种这里，明天又拔起来种那里，这样种法是永远种不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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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个美术学校是培养新生力量的基地，可就没有很好的教学计划，青年们在学习上无所适从。例如过去强调生活，这本来是好的，可是另一方面却不要技术，随便给人扣一顶技术观点的帽子，甚至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滚出学校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也受到了最恶毒的批评。素描练习，变来变去，迄今还没有肯定的方法，追求形式，失去学习素描的真实意义，说印象派是形式主义，过去临摹西洋古典作品也受到批判，可是现在学生又在临摹印象派，事实上印象派的作品是临不得的，要知道培养一株幼苗是多么慎重和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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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学术的研究领导做得太少，对待美术创作问题上一知半解，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看得太狭小。墨西哥世界著名画家西盖罗依斯在座谈会上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术创作，随着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正在开始，决不是也不可能拿历史上过去的东西，如自然主义或学院派的东西来替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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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和学院派的技法可以给我们作学习上的参考和应用，但是美术上传统的技法很多；不仅限于自然主义和学院派，还有人一面在用印象派的技法，一面却大骂印象派。其实印象派从开始到现在差不多一百年了，它的优点和缺点早有定论；我们直到现在还闹不出个结论来。尤其是以自然主义和学院派替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术创作，成为清规戒律。不同于他们的就扣上形式主义的大帽子，一棒打死。出版社和展览会的评选委员们，手里都像拿着一个同样的模子，去套所有的作品；套得上的就要，不合规格的就落选。千篇一律、公式化、概念化的产品就大量出笼，霸占艺坛。学术上的问题不允许主观和粗暴，必须提倡广泛的学术研究，才能达到真正的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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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20日，为林风眠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摘要，标题为《文汇报》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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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杭州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名为中国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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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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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艺术与社会的艺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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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谈到了解艺术这句话，就从很简单的问题谈到很复杂的问题上来了。但是我们研究艺术的人，应当首先决定我们的态度，我们从事艺术上之创造，究竟是为艺术的还是为社会的呢？从前欧洲的学者在艺术上争论之点，总离不了“艺术的艺术”和“社会的艺术”两方面，极端争执，视为无法调和，而变成两不相容之态度，其实这种过于理论的论调，愈讨论愈复杂，如同讨论美的问题，竟谈到上帝上面去了。托尔斯泰[2]的《什么是艺术》书中，谓“艺术好坏的定论，应依了解艺术的人多寡而决断，如多数人懂的，多数人说好的便是好艺术；多数人不懂的，多数人说不好的，便是坏艺术”。这种论调未免失平。如果是这样，艺术家将变为多数人的奴隶，而消失其性格与情绪之表现。克鲁泡特金[3]批评托氏这种言论，亦谓其过于偏见。盖了解艺术应有相当的训练，在这种美的教育不普及之下，好的高深的艺术怎能使多数人了解，即托氏书中称为好的艺术，如米勒之画，我们亦不能说是多数人了解的呵！这种所谓争执，据我个人的观察，渐渐由西方偷过到东方来了。但是如果我们透彻地研究一下，事实上并不觉得这种问题变成相反的意思。艺术根本系人类情绪冲动一种向外的表现，完全是为创作而创作，绝不曾想到社会的功用问题上来。如果把艺术家限制在一定模型里，那不独无真正的情绪上之表现，而艺术将流于不可收拾。由作家这一方面的解释，我们就同时想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因为艺术家产生了艺术品之后，这艺术品上面所表现的就会影响到社会上来，在社会上发生功用了。由此可见倡“艺术为艺术”者，是艺术家的言论，倡“社会的艺术”者，是批评家的言论。两者并不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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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为情绪冲动而创作，把自己的情绪所感到而传给社会人类。换一句话说：就是研究艺术的人，应负相当的人类情绪上的向上的引导，由此不能不有相当的修养，不能不有一定的观念。我们在过去的艺术中所得来的经验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艺术是创造的冲动，而决不是被限制的；艺术是革新的，原始时代附属于宗教之中，后来脱离宗教而变为某种社会的娱乐品。现在的艺术不是国有的，亦不是私有的，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愿研究艺术的同志们，应该认清楚艺术家伟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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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晨报·星期画报》1927年第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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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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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代表作有《一个革命者回忆录》《互助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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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致全国艺术界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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