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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16章 在后方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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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我们一边读着每天3000人到4000人伤亡的新闻，一边却让日常生活照常继续，这实在是有点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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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顿中校，《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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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这样生活着，我无法接受他们，甚至又有些蔑视他们，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战友们—凯特、阿尔贝特、穆勒和恰德。他们现在怎样呢？……很快他们又要上前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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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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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塞的战争文学巨著《火线下》中有个人物在休假期间曾苦涩地评论道：“我们身处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前线有太多的苦难，而后方这里则有太多的富足。”凡尔登交战双方的士兵对这句话都心有戚戚焉。在前线待过一段时间以后，士兵们觉得自己仿佛属于某种只接纳打过仗的老兵的修道院僧侣团，后方的老百姓永远都理解不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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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士兵们在短暂的回国休假期间会出现某种难以描述的不适应感。很多年轻的德军士兵休假不回家，他们之间有很强的自发的战友情谊，会选择待在阿尔萨斯美丽的森林和山脉里的疗养院，和有过凡尔登共同作战经历的战友们一起度假，他们觉得这是整个战争期间最宁静快乐的时光。德国本土在战争的重压之下变得过于冷峻而严肃，回国度假跟在阿尔萨斯山间的时光形成了鲜明对比。回家的士兵觉得后方老百姓太专注于那点家长里短的生活困难，根本不理解自己在凡尔登经历过怎样的考验。到1916年，在所有主要交战国中，德国受到战争的影响最大。英国对德国实施的经济封锁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德国到处物资短缺。德国贫瘠的土地需要化肥来提高产量，而化肥短缺导致德国的农业生产受到产出递减规律的显著影响。1915年，柏林发生了第一次反战游行，500多名家庭主妇在帝国议会大厦前集会抗议发泡奶油的质量比战前的大大下降。第二年，她们再也不用抗议了，因为已经根本买不到奶油，黄油也变得极其稀缺。咖啡也换成了用橡子制造的令人恶心的代用品，面包从1915年初就开始每周限量供应2磅，而且天知道面粉里掺杂了什么东西才让面包变得又黑又粗粝，难以下咽！物质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第二年冬天以“芜菁之冬”的称谓让德国人铭记。凡尔登战场对炮弹的需求永无止境，大多数公共建筑物屋顶上的铜质构件和公园里的铜制栏杆被拆下来制成炮弹的弹带。为了节省宝贵的橡胶原料，街上的车轮没有橡胶外胎，不久以后，就连前线的飞机都要在从机库牵引到跑道就位的这一段路程中，于橡胶轮胎外面套上软木。由于棉花短缺，平民医院里使用纸做的绷带。当然，国内劳动力也短缺，索姆河战役爆发后不久，德国强制征召17岁到60岁的所有男子服劳役或者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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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则完全脱离实际地自我封闭在一个小天地里面，忧心忡忡的近臣们甚至觉得，外界的生活条件越是艰苦，陛下沉浸在战前岁月荣光中的程度也就越深。自从凡尔登战役开始出现不顺的迹象以来，陛下越发退缩到自己那个幻想的世界中去，他和外界实际唯一的接触，就是那些从前线传回来供他消遣的不真实的“堑壕战小故事”，有些根本就是向壁虚构的。皇帝越来越频繁地出猎，在上西里西亚省华丽、休闲且与世隔绝的普什奇纳行宫（Schloss Pless）里消磨了大量时间，有时还会跟皇后和少数随从去巴特洪堡（Bad Homburg）进行温泉疗养。每天晚上，皇帝和身边无精打采但唯命是从的侍臣们没完没了地玩斯卡特纸牌游戏打发时间，但似乎很少见陛下赢过。陛下出现在柏林和夏尔维尔-梅济耶尔大本营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便身边重臣都对他指导战争时漠不关心的方式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但德意志帝国的威权结构、新闻审查制度再加上德意志民族天生的高度纪律性，这一切都使得当时的不满情绪还仅限于上层人士。1916年5月1日，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试图在波茨坦广场组织一场反战示威，但在当时，这还只不过是星星之火而已。全国绝大部分民众对战争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持，脚踏实地，无问西东，对有些从凡尔登前线传回来的流言蜚语采取不信谣、不传谣的态度，和未来的一代人听到纳粹集中营的消息时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态度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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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前线撤下来的法军部队回到凡尔登城里时所体验到的狂喜，跟德国士兵回到阿尔萨斯乐土时所感到的喜悦毫无二致。城里的一座音乐厅后台化妆间里，仍然能看见过去和平岁月里多姿多彩的驻军生活的蛛丝马迹，墙上贴着一条通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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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命令，演出期间，艺术家禁止在此接待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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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艺术家们早就逃之夭夭了，钢琴被砸坏以后，破损的零件在废弃的音乐厅里散落得到处都是。凡尔登在3月初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老百姓全都撤离，有些依附军营讨生活的老百姓够勇敢，也够机智，能躲过宪警的搜寻留在周围，可最后这些人也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只剩下3个上年纪的本地人获准经营一家面向军队的餐厅。德军380毫米远程大炮摧毁了市中心的大片地区。每条街上都有门窗紧闭的屋子被炮弹炸开，内部陈设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有座被炮弹击中的房子里唯一剩下的物件是一座拿破仑半身像，他双臂交叉面向北方，锋利的目光似乎是在向远方的德国人挑战。在旁观者看来，这座城市也许是破碎、忧伤和被遗弃的地方，但在刚从前线下来的部队看来，这里竟显得那么生机勃勃。在沃邦修建的堡垒的地下工事里，有安全的避难所，有热饭，有睡觉的床铺，甚至还能洗澡，最重要的是，能暂时避开德国人的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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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法国后方的生活状况，大致介于英德之间。英国还没有进行像法国那样程度的战争动员，即便是生活优裕的雷平顿在1917年也不无惊讶地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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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唯一可见的战争迹象，就是男人们在夜间常常会穿着短外套，系着黑色领带，晚餐时间变短了，侍者人数减少，也没有以前那么专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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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参加的某次晚宴上，女主人还是能使用“20名漂亮的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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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老百姓没有像德国人那样遭受严重的物资短缺。（当然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东北地区是例外，但即便占领区的生活也比后来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生活水平要好很多。）最为短缺的物资是煤炭，因为德国入侵里尔地区，法国丧失了大约40%的煤炭产量，法国人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就感到忧心忡忡。虽然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但法国的食品供给从来没有特别紧张过：政府在1914年曾禁止烘焙羊角面包，不过仅仅过了5个月又取消了禁令。1915年秋天，政府下令以固定价格征购谷物；1916年，政府统购统销的权力扩展到糖、牛奶和鸡蛋，但实际上法国政府不太常用这种手段。法国和珍珠港事件以后参战的美国一样，提倡人民每周过一天不吃肉的日子，可是并不想花功夫让人们遵守这个规定。法国直到1917年德国无限制潜艇战打到最高潮的时候才组建了粮食部，粮食部随即下令全国的肉店每周关门两天，禁止糕饼店制作出售高级蛋糕，最后还迫不得已开始实施粮食配给制度。与此同时，法国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在黑市的调剂下，日子仍旧过得去，所以说在1916年，法国还很难觉察到食品短缺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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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凡尔登的士兵有幸享受几天有限的假期时，他们会很自然地被吸引到巴黎。尽管离凡尔登只有150英里之远，巴黎却像是另一个国家的城市。他们有时候甚至怀疑首都究竟知不知道法国正在打仗。天性热情活泼的巴黎绝不会长时间地陷入沉闷，即便战争初期抑制住了灯红酒绿的冲动，可这种自律绝不会长久，她的活力和风骚会从每个举手投足间不自禁地迸发出来，到1916年中，巴黎向这个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重新展现了璀璨绚烂的一面。对从凡尔登回来的士兵来说，这里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巴格达。当时的巴黎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一样，聚集了忠于协约国的一切民族和军队的代表，摩洛哥人、塞内加尔人、安南人和马达加斯加人的鲜艳民族服装点缀着巴黎的大街小巷，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和其他各色人等混迹在一起，其中有衣着潇洒的骑兵军官、外籍军团的官兵、身着方格呢裙的苏格兰高地士兵、漂亮的修女志愿医护队员，甚至还有几个来自美国拉法叶中队的飞行员！巴黎的歌剧院和戏院曾在开战的狂热之中关门，但在德军发动凡尔登战役之前不久又全都恢复了营业。密斯丹格苔（Mistinguett）在女神游乐厅吸引了大批观众；伟大的演员伯恩哈德虽已年老多病，却还是一贯地让人着迷，她分身于戏剧演出和在奥德昂剧院为伤病员筹办的康复医院两摊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巴黎喜歌剧院（Opéra Comique）里歌剧《玛侬》（Manon）正当红，5月德军向304高地步步紧逼的时候，新电影《莎伦波》（Salammbô）闪亮登场，在巴黎举行了首映式；5月春季花卉大展也恢复举办，和战前的各次花展一样光彩夺目。大多数新上演的剧目差不多都以各种手法交织进了爱国主题：某次纪念莫里哀诞辰的演出结尾，玛莎·舍纳尔（Marthe Chenal）批着三色旗充满激情地演唱了《马赛曲》，每天晚上各处音乐会的压轴曲目经常都有新近流行的英国歌曲《蒂伯雷里》（Tipperary）或者《皮卡第的玫瑰》（Rose of Picardy）。1914年大战爆发的时候，巴黎各家美术学校全都萎缩了，模特们去弹药工厂做工，学生们上了前线，只有一些退休的商人为了打发日子才坐进这里的课堂。还在创作的艺术家越来越少：布拉克（Braque）受了重伤，莱热（Léger）被毒气熏倒了，德朗（Derain）倒是没受伤，但现在创作只限于用炮弹壳做些装饰摆件，贝矶和阿兰-富尼耶（Alain-Fournier）都在前线阵亡了，阿波利奈尔头部受了伤。可是巴黎的画廊不知怎么回事又能开门了，而且生意兴隆，出版商在这个时期卖出的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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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尔登回来的战士们以复杂的心情看待巴黎的歌舞升平。德尔维尔上尉在1916年4月看到大群衣着亮丽的女士们挽着男伴的胳膊漫步于布洛涅森林的时候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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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情形让人想起国定假日，或者在隆尚跑马场看比赛的日子……（他讽刺地说）虽然全国都在共度时艰，为取得最后的胜利贡献力量，可是来郊游漫步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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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在餐馆就餐时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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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韦伯餐厅（Weber’s）还是在比夫阿拉莫（Boeuf à la Mode），到处都是一派富足的景象。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而这是很可能的—巴黎所有的餐馆都能大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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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度假所到的其他地方也以惯常的挖苦语气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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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如此美好……我们能理解后方这些人对战争漠不关心的态度……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有人在前线的铁丝网前战死，那一点也不会影响后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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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维尔在结束休假回到部队后，反而感觉自在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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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巴黎的灯红酒绿，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战争给国民生活带来的腐败和扭曲的现象。前线的士兵到1916年对后方的这些腐败现象开始吐露怨言。后方有些人不知怎么就能够成功地逃避兵役，还有很多乘机倒买倒卖、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大发战争财（这些人正是让高级餐厅和珠宝商生意兴隆的主要客户）。甚至兵工厂最普通的工人也能每天挣100个苏的工资，而前线大兵的津贴是每天5个苏。结果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16年初的生活费用指数达到120（1914年7月为100），当年年底继续上涨到135。黑市交易猖獗，政府有时候还要说服公民不去囤积黄金。战争爆发后不久曾有过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比如太多农民被征召入伍，农业生产出现了停顿，结果政府被迫让有些士兵复员回家种田。雷诺公司巨大的汽车制造车间被迫关门，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制作担架的作坊—当时人们认为汽车是对战争用处不大的奢侈品。（从前文对“圣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出如果雷诺还在生产汽车的话，凡尔登战场的形势会有多大的改观。）可是法国经济还是挺过去了，也许没人说得清是怎么挺过去的，当时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叫作“D经济体系”（système D）来形容这种战时经济，这个D来自法文“摸着石头过河”（se débrou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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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经济体系”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时不时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另一些经济丑闻就不能用无心之过来文过饰非了，比如1916年，第27医院里有个贪腐的医生被曝光以每张几千法郎的价格替逃避兵役的人做假的医学证明。犯罪分子只被判了很轻的刑，社会上谣传说有高层替医生遮掩，这背后的黑幕牵扯到了议员甚至政府部长。那些失败主义分子的行为更过分，他们以前法国内政部长马尔维（Malvy）为首，将《小红帽》（Bonnet Rouge）这份报纸作为舆论主阵地，有些彻头彻尾的卖国贼甚至通过打击法国的民心士气从德国人那里领到了上百万法郎的资金。直到1917年，这些人才遭到镇压，马尔维被判处5年流放，博洛帕夏（Bolo Pasha）和玛塔哈莉（Mata Hari）被枪决了，阿尔梅里达（Almeyreda）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但在所有这些囤积居奇者、发国难财的人、逃避兵役者和失败主义者之外，最招前线战士痛恨的后方寄生虫还是那些政府宣传人员，这些人是政府新闻审查官员手里的工具，是宣传机器雇用的文人，作为御用作家和记者，他们躲在巴黎舒适的办公室里，用当年爱国诗人德鲁莱德那样的笔调为战争涂脂抹粉，描写勇敢的战士壮烈地为国捐躯，叙述德国人每次在凡尔登发动进攻都会丢下“尸山血海”狼狈而逃，而法国的损失则“微乎其微”，他们在刊登受伤残废军人的照片时会配上说明，“这名士兵虽然失去了双腿，却仍能靠精巧的假肢很好地行走”或者“他虽然失去了双手，但仍能像过去一样抽烟和敬礼”。①此类无稽之谈最能激起曾在凡尔登前线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兵们的怒火，部队里的军官则努力搜集像《日内瓦日报》（Le Journal de Genève）这样中立国家的报纸，读上面对战事比较客观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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