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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19章 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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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掌握了胜利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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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尼维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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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奥蒙！杜奥蒙！这是一个村庄的名字，这是巨大的痛苦在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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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拉基耶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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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普恩加莱总统在霞飞和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亲王陪同下，开始了战役打响之后对凡尔登的第一次视察。总统穿着自己设计的军便服，这身衣服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名上了年纪的司机。他爬上一座炮台，注意到发福了很多的霞飞正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贝当则与霞飞形成鲜明对比，“他眼皮因紧张而不住地跳，显露出疲劳的迹象”。其实，贝当的眼皮跳显露出的还不止这些。凡尔登战役早已对他的精神产生了巨大压力。他站在设在苏伊村公所的司令部的台阶上，看着眼前“圣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可以想象出参战士兵眼中凡尔登城下战斗的恐怖场景。他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流露感情的话，在其他法国名将的笔下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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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见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赴凡尔登这座熔炉的时候，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想到，正处在无忧无虑年纪的他们很快就会丧失初次作战的热情，在苦难的摧残下，变得麻木而疲惫……他们在卡车里颠来倒去，或者被战斗装备压弯了腰，他们互相鼓励着，唱着歌或者互相调侃，装作无所谓……可是回来时的他们是多么消沉啊，有的形单影只，因伤病或脚痛而掉队，有的还跟着他们那遭受重创的连队。他们的表情难以描述，仿佛被所见证的恐怖凝固住了一般；他们的步态和身姿显露出至深至重的悲伤，他们在最可怕的记忆的重压下弯腰，当我与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几乎回答不出什么来，就算是一名老兵的幽默话语也不能在他们饱受折磨的心灵里唤起任何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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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困难的局面。从战术上来说，如果贝当可以自主决定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按照自己使用火力进行防御、减少损失的一贯主张，早就将部队撤离默兹河右岸血流成河的突出地带，放弃凡尔登城，这样就可以步步为营，在皇太子集团军冲击法军后方一道道精心准备好的防线时，让对方“把鲜血流尽”。他接管指挥权以后曾秘密制订过这样的撤退计划，并将其妥善地存放了起来。战后霞飞声称自己至少曾两次出面制止贝当从右岸撤离，这个说法也许值得怀疑，可它至少间接证明了贝当脑子里从未完全放弃过这个主张。但就算他想做的事情在战术上再明智，他也很清楚只要自己稍微有所动作，就一定会马上被霞飞和卡斯特尔诺撤职，换上一名进攻学派的将军，而新任指挥官不可能和自己一样爱惜人命。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贝当没有行动的自由。他虽然不得不打一场自己不情愿打的仗，但至少还能够严格限制法军在凡尔登的反攻行动，并让霞飞批准采取轮换作战（Noria）的快速替换机制，以此尽力减轻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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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每天在苏伊的村公所里也能亲眼看到部队的状况，他很快就意识到部队在凡尔登前线待得时间太长就会迅速丧失战斗力。在轮换作战机制下，各师只用在前线作战几天，就可以撤下，从而避免了因减员太多影响到士气。撤下的师将远离前线，在后方安静地段恢复实力，整训补充兵力。德国人的做法与此相反（他们可能寄希望于本民族比法国人更能忍受困苦和恐怖），他们让部队在前线上待的时间太长了，并不断把刚刚从新兵营出来的补充兵大量填进老部队，最后部队完全被高强度的消耗战碾成了齑粉。我们在前文分析过这么做的弊端。到5月1日为止，法军有40个师上过凡尔登前线，德军只有26个师。这个差距对德国人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前线的士兵士气低落，他们会自问“法国人哪儿来的这么多生力军”；第二，德军情报机构也会误认为法军的损失远比实际情况更加严重，这又进一步促使克诺贝尔斯多夫继续进攻。对法国人来说，这也意味着那一代人中有更多的人把凡尔登战役（而非其他战役）的恐怖深深地印入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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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蒂伊，霞飞开始对贝当指挥作战的路数越来越不放心。当然，法军没有丧失多少地盘，但贝当自上任以来似乎只会一味后退，直到4月初还是拒绝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反攻。这可是离经叛道的行为！况且情报处估算敌人损失的办法简直有如天方夜谭，皮埃尔福描述说总司令部情报处每两个星期就在敌人伤亡数字上添个10万了事—因此法军估算到4月1日为止，德军损失高达20万，而法军自己只损失65,000人。（奇怪的是，20万这个数字似乎有魔法，法金汉也估计法军到那天为止损失了20万人，前文说过，真实情况是法军损失89,000人，德军损失81,607人。）霞飞受错误情报的误导，相信德军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贝当成天要面对总部里那批少壮派军官的压力，眼皮跳得更厉害了，但他没有让步。尚蒂伊的军官们注意到，大权在握的霞飞在上任法军总司令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权威面临挑战。更糟糕的是，贝当组织的轮换作战把霞飞储备来参加夏天索姆河英法联合攻势的后备部队全都拖了进去，而霞飞将所有赌注都押到了索姆河攻势上。霞飞在回忆录里声称，如果他满足贝当的所有增援要求，那么“整个法国陆军就会被拖进这场战役……这就意味着屈从于敌人的意志”。事实上，法军总部在“接受”法金汉在凡尔登发起的挑战的那一刻，就已经屈从于敌人的意志了，既然德·卡斯特尔诺早在2月份就严令贝当不得后退，那么在前敌总指挥贝当看来，守住凡尔登的确是需要“整个法国陆军”全力以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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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霞飞和贝当之间的嫌隙越来越深。霞飞下定决心不放弃索姆河攻势，而且要在人员和物资方面给索姆河攻势最高的优先级别，可是同时他又要贝当在凡尔登采取进攻的积极态度。贝当对法军总部的冷酷越来越不满，他认为如果想要守住凡尔登，那么法国在整个1916年的战争重心就应当被放在这里，他甚至极端到认为应该让英国人独自承担发动索姆河会战的重担。他还明白无误地告诉霞飞，以目前协约国可以动用的资源，他认为索姆河攻势不可能取得突破。当然，贝当作为将领肯定有他的局限性。他没有福煦或者德·卡斯特尔诺那样宽广的战略视野，他只专注于自己负责的那一段前线（大多数战地指挥官都有类似的局限性），他不像霞飞那样胸怀战争全局。以上这些评价都是对的。也许贝当错把凡尔登当成了战争全局，但他在这里观察到了人性的苦难，1917年春季法军大叛乱证明了，他其实比霞飞、福煦或者卡斯特尔诺都更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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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当上任之后几周之内，霞飞就后悔了，也已在想办法把贝当赶走。可是贝当被外界当作“凡尔登的拯救者”，已经成了全国偶像，而法军在凡尔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样的消息开始泄露出去之后，霞飞本人的威望陷入了开战初期以来的最低点。那些在尚蒂伊蝇营狗苟的小人们预料到，如果现在撤换贝当，霞飞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完了。突然之间，凡尔登战场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给了霞飞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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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尼维尔将军在凡尔登战役那年已58岁，他出身古老的军事世家，是英国意大利混血儿。虽然后来成为炮兵，但他上过著名的法军索缪尔骑兵学校，仍然保留着全副骑兵的热血进取精神。尼维尔在马恩河战役时军衔是上校，指挥着一个炮兵团。当前方的法军步兵四散奔逃之际，尼维尔率领手下野战炮兵逆着逃跑的人流而上，从近距离迅捷且精准地向冯·克鲁克手下的德军开火，反而把德军也打得四散奔逃。1914年10月，尼维尔晋升准将旅长，3个月后晋升师长，1915年12月已经是第3军军长。他早期上升的速度不亚于贝当，可谓既快又耀眼，但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一颗流星。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格朗梅松信徒，和福煦一样信奉单靠精神力量就能克敌制胜。他的野心和自信都是无穷无尽的。至于手下步兵的伤亡，他像所有炮兵一样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坚信只要达到胜利的目的，代价和手段无关紧要。他这个人温文尔雅、礼貌周到、潇洒而雄辩，跟政客们打交道时如鱼得水，这一点跟贝当和霞飞都完全不同。法国议会军事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最尖刻的成员阿贝尔·费里这样描述尼维尔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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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极佳，用清澈的眼睛直视你，思路有条理而精确，说话不虚张声势，对任何事都有良好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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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恩加莱总统对尼维尔言听计从；连那位喜欢对法军总部冷嘲热讽的皮埃尔福在接触尼维尔后也被他征服了；劳合·乔治一向本能地不信任任何军人，却被说服支持在1917年发动以尼维尔名字命名的灾难性的攻势。尼维尔的母亲是英国人，他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许起到了部分作用，但他真正征服别人的撒手锏是他不可动摇的自信。他宽阔的双肩给人以果敢有力的强烈印象。他的面庞坚毅，显示出内心的刚强，当他表达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时，听众会误以为那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发明凡尔登战役那句不朽口号“他们无法通过”（Ils ne passeront pas）的人其实是尼维尔，而不是很多人误以为的贝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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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尼维尔代表了三位一体的三个人。他的左膀是参谋长达朗松（d’Alenson）少校，此人性格阴郁险恶，身材极为瘦高，面无表情却有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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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衣品糟糕，头发和胡子乱蓬蓬的，在走廊走来走去的时候喜欢把手插在马裤的皮带里，目中无人地沉浸在思考中，仿佛是忧郁的堂吉诃德……（皮埃尔福如此描述达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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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朗松是法军参谋学院最聪明的毕业生之一，也是尼维尔背后做决定的影子操纵者。他因胃部的结核病濒于死亡，却对此秘而不宣。他狂热、不顾一切，有时候近乎疯狂地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死前拯救法兰西。他后来说道：“在我死之前，法国必须赢得战争，而我已来日无多。”对于一个自己被判了必死的人来说，别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不断敦促尼维尔进攻再进攻，尼维尔对此也是一拍即合。尼维尔设计在1917年发动致命的贵妇小径进攻战，结果毁掉了法国陆军，这个计划背后最大的推动力量正是达朗松。几周后，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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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维尔的右臂是夏尔·芒让（Charles Mangin），他是尼维尔的执行者，作为整个法国陆军中最坚强顽固的将军，有时被手下的士兵称为“屠夫”或者“食人魔”。芒让加入凡尔登作战的时候已49岁，是尼维尔第3军第5师的师长。他生于“丧失的国土”，是法国殖民地士兵的优秀典型。他和平岁月的职业生涯有三分之二是在殖民地度过的，大多数时间，他忙于各种“绥靖作战”，并三次负伤。1898年，芒让以中尉军衔参加了马尔尚（Marchand）领导的穿越非洲大陆指向法绍达（Fashoda）的卓越进军，并指挥法军前锋，那次进军差一点让英法两国兵戎相见。他在战争爆发后回到法国指挥一个旅，仍然罔顾危险，尽可能睡在一顶沙漠帐篷里。他极为推崇非洲部队的战斗素质，但也因此总是把可怜的殖民地部队投入自己指挥的进攻当中，任其被屠杀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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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让是个表里如一的杀手。他的脸庞被撒哈拉沙漠的骄阳灼伤，方形的下巴似乎永远绷紧着，就像一只猎狗紧紧咬住一只老鼠努力把它弄死。他的嘴巴很大，嘴唇则薄薄的，看上去很冷酷，漆黑的头发根根直立。他走路迅捷而有力，像拿破仑一样习惯背着手站着，头向前伸。有一名美国记者是芒让的拥趸，评论说“他整个外表让人觉得像一只正在搜寻猎物的老鹰”。后来这位记者在胜利阅兵仪式上见到芒让，描述说“他走近凯旋门时，手中的军刀高高扬起，向后挥出一条最优雅的弧线向祖国致敬”。这名看上去令人生畏的斗士也有令人意想不到之处，那就是他令人惊讶的尖细声音以及非凡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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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芒让，他都是法军中首屈一指的技术专家。他在协调进攻时对精准的要求近乎病态，总是能让部队在预定的时间发起冲击，这是其他将军无法做到的。芒让和尼维尔一样充满自信，让手下相信自己拥有“巴拉卡”（Baraka，阿拉伯人用来表述“天赐好运”的词汇），而这些士兵也的确盲目相信这一点，结果一次又一次为了他大批牺牲在战场上，这种情况即便在1917年以后也没有发生变化。据说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在1914年春天结识芒让的时候也被他充沛的精力感染了，也许是因为在人群之中难得遇见一个和自己如此类似的灵魂吧，于是取消了访问柏林的预定行程，下决心和法国站在一起。芒让的座右铭是：“集中全部注意力于一点，并且全力以赴！”他的问题在于不知道适可而止。他视恐惧与死亡如无物，作为一名真正的前线指挥官，曾多次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并因此负伤。1917年，他在被撤职后希望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上前线作战，没有人怀疑他发自内心的真诚，而且如果真的能被允许这样做的话，他无疑会毫不吝惜地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如他要求自己手下的士兵做到的一样。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的描述非常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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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让不在意任何生命，包括他自己的，他冲锋在前，只要能从指挥部溜出来就一定手握步枪冲上前线。他在电话里对部下吼叫着不容置喙的明确指令，如果必要也会对抗上级。不管是在胜利还是失败的时刻，不管是被人称作屠夫芒让还是英雄芒让，他在凡尔登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将自己锻造成了法兰西最勇猛无畏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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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让在摩洛哥时期的老上级伟大的利奥泰（Lyautey）这样评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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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最会给你惹麻烦的一个人，也是最能帮你从麻烦里脱身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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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1916年的法兰西付得起如此众多年轻且珍贵的生命作为代价，从这场战争中脱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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