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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1 战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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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普苏斯会战是大象在古典时期战争史中的最后一次出场。因此，现在或许是总结评论这种动物在古典战场上的历次运用的恰当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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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达斯佩斯河会战，我们认为马其顿人打败战象肯定很艰难，因为吃了这个教训之后，他们自己也采用了这一“兵器”。但是，如果从战果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连一场战象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确凿战例都找不到。恰恰相反，战象较强的一方往往会被击败。流传下来的著名象战都是传说或者逸闻的形式，实在可惜。唯一有史学意义的战例还是最早的那一次，即海达斯佩斯河会战。继业者战争、皮洛士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历次战斗都给不出可靠的记载。在扎马-那拉加拉会战和塔普苏斯会战中，文献里写道有大批象兵参战，但完全没讲战象取得了什么战果，而且有战象的一方都被打败了。如果我们把记载原原本本地汇总起来看，战象的胜负记录可不太好看。有战象参加的胜利战斗包括：安提柯打败高卢人的伊普苏斯会战、皮洛士打败罗马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会战和阿斯库鲁姆（Asculum）会战、哈米尔卡雇佣兵战争的突尼斯（Tunis）会战、汉尼拔打败西班牙人的塔霍河（Tajo）会战、1汉尼拔打败罗马的特雷比亚河会战、罗马打败马其顿的库诺斯克法莱会战和皮德纳会战。但是在下列会战中，有战象或战象数量远多于敌军的一方仍然落败了：海达斯佩斯河会战、继业者战争中的帕莱塔西奈（Paraetacene）会战、伽比埃奈会战（Gabiene）、加沙会战和拉菲亚会战、皮洛士战争中的贝内文图姆会战（Beneventum）、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阿格里琴托会战（Agrigentum）和帕诺尔姆斯会战（Panormus）、迦太基进攻西西里的希米拉会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巴埃库拉会战（Baecula）、梅陶罗河会战和扎马会战、2罗马击败塞琉古帝国的马格尼西亚会战、穆图尔会战（Muthul），3以及塔普苏斯会战。文献中没有一场战例是战象突破了密集步兵阵形，仅有库诺斯克法莱会战勉强算数，而且记载里也明确写道，罗马发起进攻时，马其顿军尚未排好阵形，便被战象击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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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扎马会战中，罗马一方的支队之间据说留出了空隙，好让战象从空隙里穿过去。突尼斯会战的情形则恰恰相反，罗马步兵排成了深度很大的阵形，波利比乌斯（1.33.10）专门赞扬了这种阵形，说它特别适合对付战象。我们知道，这两条史料的来源都不尽如人意，最有价值的一个观点大概就是波利比乌斯的判断，他赞成采用大纵深阵形，因此不认为战象有能力将其突破。可波利比乌斯又说，战象仍然对方阵前排造成了很大的杀伤。但是归根结底，这条记载只能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否则我们肯定会经常看到日后战场上运用战象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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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象只有对付骑兵（让战马受惊）和轻步兵才有确证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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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战象确实有效的最有力证据仍然是：有名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战象，特别是汉尼拔和恺撒。根据西塞罗的《反腓力辞》（Philippics 5.17.46），恺撒至少在帕提亚战争中有过战象，尽管并没有实际用过。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与努米底亚国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者提供了战象。整个公元前2世纪，罗马一直在使用战象，不过只是将其编入盟邦军，而且数量也不大。4罗马对付马其顿人、西班牙人5和高卢人的时候都用过战象。尽管战象据说帮北方蛮族取得了良好战果6，但奇怪的是，与辛布里人作战，以及恺撒在高卢作战的时候都不再有战象出现了。在阿非利加，当努米底亚国王朱巴动用战象与恺撒作战的时候，恺撒将大象运来西西里，以便让士兵和马匹熟悉这种“巨兽”的外貌，训练反象兵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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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盘考虑古典时代战争史，我们或许可以说，战象的作战效用和实际参战情况是无论如何不能被高估的。面对完全不熟悉战象的敌人，或者骑兵和射手，战象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以皮洛士战争为例，败者会极度地夸张战象的战果，将其作为失败的借口。7熟悉战象，不惧怕战象，知道如何躲避和有效攻击战象的军队是能够对付它们的——在海达斯佩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就成功过——不是通过耍花招，不是通过射火箭，也不是通过惊吓大象，而是通过娴熟地运用本身的武器。参阅描述大象习性的自然科学著作，我们就能辨明当年他们是如何巧妙运用武器打败战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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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著作，大象绝非坚不可摧，反而有着很敏感的皮肤。即便矛和箭不能直接杀死大象，仍然能够透入其体内，一直留在里面。8疼痛之下，大象便会逃跑，失去控制。常有记载说大象冲入己方后排，造成混乱，遂至失败，有一次罗马人与努米底亚人作战就是这样。9本书前面讲过，应对这种情况的最后手段就是每人手持一根尖利铁锥的象夫，他会用锤子将铁锥打入大象脖颈，将其杀死，以免其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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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2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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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达到了古典时代战争艺术的巅峰。这并不是说，恺撒这个人比米提亚德、亚历山大、汉尼拔或西庇阿更伟大——此类比较或评论不仅荒谬，而且无益——而是说，在这些大军事家中间，只有恺撒最完整、最广泛地同时掌握了古典时代战争艺术的所有手段。与古老的、简单的方阵乃至三线方阵相比，恺撒时期的大队不知优越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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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步兵大队与训练有素的射手、重骑兵、野战工事和严谨的后勤体系构成了一个有机协调的整体。这便是恺撒以其个人勇武和战略帅才统御的军队。它本身并没有全新的元素。早在恺撒之前，各个要素及其配合形式都已经出现了。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恺撒在战争艺术史中完全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米提亚德、伯利克里、伊巴密浓达、亚历山大、汉尼拔、西庇阿、马略——他们都贡献了崭新的统率道术。无论是手段还是思想，恺撒之前都已备齐。但是恺撒把这些要素发挥到了极致，以最多变、最充分、最完善的形式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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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有言，恺撒有一句最喜欢说的话：他宁肯用饥饿而非钢铁征服敌人。1通常的解释是，他更喜欢单纯运用消耗战屈敌而非正面败敌。从他统帅生涯的每一步来看，这句话绝不能这样理解。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2消耗战略只在一种情境下是合理的，即意志和力量不足以进行大决战时。但是恺撒总是处于意志和力量都始终处于彻底击败敌人的状况，自然合理的方略是打击敌军主力，即发动决战。恺撒从没有忘记这一点。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那句名言才并非虚言。发动决战绝不仅仅是莽撞蛮干，更要巧妙地营造有利条件。因此，是饥肠辘辘还是粮草充沛在任何时候都是极为重要的；而对恺撒来说，后勤的意义尤其大。实际上，在看待恺撒关注后勤的问题时，不应该认为这是削弱了消灭敌军的意识，反而应该认为这是加强了消灭敌军的意识。在考察恺撒作为战略家的一面时，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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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卢，正是罗马优越的后勤体系让恺撒不必直面高卢大军，而可以各个击破，奠定胜局。就此而言，他可以说自己主要是用饥饿而非钢铁征服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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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情况有所不同。此时，恺撒所用战略的特点在于野战工事。显然，他对技术手段有着天然的亲近；他是一名天生的工程师。他在《恺撒战记》中富有热情地描述了自己建造的器物工事：与赫尔维蒂人作战时修建的罗讷河沿岸工事、恩河畔的军营、与维内蒂人（Veneti）打海战时发明的勾杆、莱茵河上的浮桥、围攻阿杜亚都卡（Aduatuca）、阿瓦利库姆、马赛利亚三城的攻城器械、阿莱西亚城周围的障碍物、乌克萨洛登纳姆（Uxellodunum）城的水渠、西克里斯河的人工徒涉点，还有将庞培困住的宏大底拉西乌姆围墙。但是这些事物之所以在恺撒的战争生涯中大放异彩，不仅仅是因为统帅的个人才能和偏好，而是水到渠成。如同一切技术和传统的罗马筑营术会随着新的创制而拓展完善。筑营术为防守方带来了极大优势，哪怕人数较少，也能在开阔地带自守。在不犯大错的情况下，除非双方都想打，否则会战是不会发生的。如果较弱的一方回避决战，试图拖延，那么较强一方的应对手段就是围困对方军营——又是以饥饿为手段。饥饿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罗马人相对于蛮族的文化和组织优越性的表现；另一种是攻方因应守方技术优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种战法都不与追求大获全胜的战略相悖，反而是执行这种战略的一种最活跃、最完全的方式。以恩河军营离散比利其大军、迫使庞培军因补给问题而退出伊莱尔达城，这两场伟大的战略胜利表面看有相似性，但分析到最后发现，它们的根源并不相同。在恩河，恺撒不愿冒险与比利其联军正面决战，他明白罗马优越的筑营术和后勤体系能够迫使敌军首先分兵。在伊莱尔达，他占据力量上的优势，避战的是敌军，因此他用围城来威胁敌军，打击敌军的补给线，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当会战之机到来时，仗已经无须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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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汉尼拔当时能这样行动，围困罗马军队，迫其缺粮出营，古典世界也不会是拉丁人的天下了。但是汉尼拔的战争资本不足，他一上来就到达了胜利的巅峰，接着便缓慢下滑。恺撒的攻势比最有力的防守方还要强大，成功将其击破。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恺撒打仗好似无须时间，战略如光速运转。通过剑与饥饿的结合，他总能用一场会战结束每一个战场的每一场战争。他的创举在于极大地改进了这种战法，与近现代的火器发展历程相映成趣。最初，火器的发展似乎对守方有利；面对近代步兵和炮兵，攻击方不可能在开阔地带打败守军——就像罗马军团不可能攻破罗马野战工事一样。但是，随着火器威力的提高，现代的进攻方能够随意延伸战线，甚至可以从多个方向以大间隔纵队发起攻击，通过迂回包抄的手段来赢得火力优势。于是，优势从守方转向了攻方。罗马的野战工事同理。营垒的初衷是保护不愿出战的军队，后来却让攻方有了前所未有的强迫对方接受决战的手段，即围困军营。优势由此转到了攻击方一边。（本段写于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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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表明，上述发展阶段甚至可以再次被超越。理论家从未预见到的情况发生了：战线一直延伸到绝对不可逾越的边界方止，从而杜绝了包围行动的可能性：西边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瑞士边境，东边从波罗的海延伸到罗马尼亚。于是，包围战术不得不再次让位于正面进攻和突破防线，优势从攻方回到了守方。（本段写于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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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思维一直非常活跃。他曾求学于罗德岛，一度专心研习语法学，并著书立说。毫无疑问，他也研读过各方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文献中散见恺撒读过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3和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多部著作的记载。4但是，他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理论反思，以至于腓特烈大帝有过一句名言，说军人从恺撒身上学不到任何真东西。5拿破仑固然建议人们研究恺撒，有一次也抱怨恺撒的文字云山雾罩，连会战的名字都不给起。当然了，要是其著作连一场战役的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它对战略研究肯定不会有多大价值。除此之外，《恺撒战记》中的人数关系同样匪夷所思。但是，这些缺陷都可以由恺撒著述的政治性目的来解释，对整体的意义只是稍有损害；而且它们也能够通过研究来填补和纠正，实际上已经有考订成果了。腓特烈之所以在恺撒问题的表态上远比拿破仑强烈，可谓良有以也，之后讲到这位大军事家的时候再谈。恺撒的写作意图并非军事专著，因此省略了军事专著所需的细节、动机和反思。我们要从事实本身中吸取经验，而不是字句篇章。不过，透过流畅的文笔，这位思想家的哲思精神仍然在少数几处表现出了理论思维，我们在色诺芬、波利比乌斯这两位具有反思精神的军事作家身上还看不到如此的深度。在讲述法萨卢斯会战中庞培命令士兵等待敌军进攻一事时，恺撒对此表示了谴责，而且——用今天的话说——强调了攻势对士气的作用。他以清晰的古典文风，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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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庞培此举不理智，因为每个人都有激情和血性，战斗能够把它激发出来。统帅不应压抑这些感情，反而应当强化。阵前双方都要呐喊吹号的古老传统并非毫无用处，其令敌军胆寒，壮我军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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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特别喜欢强调偶然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另一条有理论意义的思考。过去常有人将战略比作下国际象棋，从恺撒的观点看实在大错特错，因为象棋讲究的是算无遗策，而战略还依赖于对不可测算之事的把握。因此，指挥艺术不仅需要智力，更需要整全的人格：下注豪赌，要根据新的信息调整，从而驾驭变幻无端的运气，将它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修昔底德首次澄清了战争行为中的这一面。本书前面引用过他笔下的伯利克里的一个词：不待之机。但是，他还借科林斯人之口说过这样一段话（1.22）：“……战争只有极少的部分遵循确定的法则；大部分都遵循战争为自己创造的法则，取决于一时一地的形势。”在另一个场合，他笔下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2.11.3）说道：“……战争的进程是隐藏的，许多都来自最微小的细节，而激情会带来成功。”6这些正是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基本思想的首次呈现，即认识到战争包含着非理性的要素，指挥官必须敢于相信自己的命运。西塞罗有言，除了“军事知识、勇气和权威”（scientia rei militaris, virtus, auctoritas），“好运”（felicitas）也是名将的一大要素。7恺撒在《内战记》3.68中写道：“但命运在一切事物上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尤其是战争。命运只需轻轻摇动，世事便会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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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经常说他把自己全都交给天命，像赌徒一样挑战运气。与拿破仑一样，他肯定相信自己有上天相助。有一则故事说，恺撒在海上遇到风暴，宽慰水手说船上不仅有恺撒，还有恺撒的好运气。此事虽然不见于恺撒本人的著述，但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看待拿破仑一样，如果只在恺撒身上看到胆子大——不论褒贬——那就错了。我们逐渐相信，他的这种品质总是与明察战况与权衡局势相配合。古人早已明白此节。苏维托尼乌斯（第58章）如是称赞恺撒：“……踏上战场前，总能判明是勇猛还是谨慎为上。”与现代统帅一样，恺撒战略的最主要依据是己方占人数优势还是劣势。如前所述，他在高卢和西班牙伊莱尔达城都是占据优势的。塔普苏斯会战不是酣战；蒙达会战（Munda）没有可靠数据，但当时恺撒已经登基称帝，与手中只有一隅的敌手相比，他无疑能够调集更多的兵力。如果不考虑埃及的特殊情形，以及与法纳西斯（Pharnaces）的那场持续五日但意义不大的战役，那么法萨卢斯会战就是唯一恺撒兵力远少于对手却依然取胜的战斗。他其实可以不打这场会战，等待援军（希腊和伊利里亚分别有一个半和两个军团）的到来。但是，假如他这样做了，庞培肯定不会接受会战，而是将军队经海路运到别处，另择交战地点。毕竟，从一开始，敌军的海上优势就让恺撒理论上的陆地优势得不到发挥。他只得利用数目较多——尽管战力显然较低——的新建军团去守卫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西西里岛。早在底拉西乌姆围城战期间，为了取得正面战果，他就把大批部队派了出去，以至于自己身边的兵力还不如庞培。从各个方面来看，明确恺撒在这场战斗——而且只有这场战斗——中凭借人数劣势发动决战的事实和原因是很重要的。庞培的海上优势间接地为恺撒的作战行动牢牢戴上了枷锁，让恺撒无法自由选择。但是，恺撒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尽管他极其看重人数，却能够审时度势，把数量不如人的担忧甩到一边，相信麾下将士的素质和自己的将道，决定打这一场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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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古罗马战争艺术在恺撒身上开花结果，并作为恺撒的遗产在罗马世界延续了下去。恺撒之后，罗马帝国继续征服了广大的土地，特别是阿尔卑斯山区、多瑙河以南诸国和英格兰。罗马人征服世界的脚步在两个民族面前达到了极限。一个是前面讲过的帕提亚人，另一个是日耳曼人。本书第2卷就要从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和战争行为讲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竟能与罗马战争艺术比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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