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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四篇 向中世纪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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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古罗马-日耳曼国家的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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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部族是作为军队迁入罗马行省的，而不是寻找土地的农夫。手握大权的他们创造了新的政治架构，建立了新的政治组织，他们自己在其中代表武装力量。他们的战士地位的基础是来自蛮族渊源的强横好战天性、氏族的凝聚力和个人的凶蛮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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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这些军事价值的正确认知和估计，在一段时间内四处都有试图刻意隔离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而使双方无法迅速融合，以及将日耳曼人孤立出来，而使其不遭受罗马人和罗马文明毒害的举措，从而延续宝贵的战士气概。当罗马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面临来自蛮族的威胁时；当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从陆地或海上横扫帝国，而军团不再有能力将他们赶回去，保护内地平安时，当罗马人在3世纪下半叶发现，唯一尚存的对抗蛮族的力量只能到蛮族自身中寻找时，他们便试图将蛮族吸引到离自己尽可能近的地方——他们需要蛮族的服务。加里恩努斯皇帝的妻子就是日耳曼人，她叫皮帕拉（Pipara）。奥勒良皇帝允许手下军官与日耳曼人结婚。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将共和国的高级荣衔，甚至包括执政官的位子赐给日耳曼人；后来，他的继任者和侄子尤利安批判了此举。但我们在尤利安的继任者瓦伦提尼安身上又发现了背道而驰的行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通婚被专门加以禁止（36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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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哥特首领阿陶尔夫建立王国时，他本人迎娶罗马皇帝的女儿普拉西蒂娅（Placidia）为妻。但是，他的继任者禁止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结婚，这项禁令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2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有利于在一国之内切实推行隔离政策：即便是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和罗马人也是分属不同的宗派；除法兰克人以外，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似乎对维持本族人民在罗马世界内的战士地位尤其上心；哥特人仍然生活在异域，遵循着本族的律法；哥特人不许当文官，罗马人也不许从军。3当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逊莎想让儿子艾萨拉里克受教育时，哥特人向她抗议道：她教育幼王的方式不当，因为读写与勇猛不是一码事；害怕老师教鞭的人当不了战士；狄奥多里克从来不让哥特男孩上学，他本人完全不懂读书写字，结果打下了一大片王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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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是战士，职业军人的观念得到了极其严格的维持。在狄奥多里克的王国，只有哥特人要服兵役，但军役非常严苛。一份流传至今的档案显示，有一名战功卓越的老兵，他连武器都拿不动了，还是要专门打报告请求退伍，而且经过漫长而详细的退役原因调查后，国王才同意了他的要求。此人没有从军资格了，也就不再能拿到国王每年照例从税收中发给战士的赏赐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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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西哥特人大概在阿德里安堡会战胜利后居于色雷斯期间（378-395）仿照罗马军制改良了自身的军事组织。6若干百户组成一个千户，由千户长（部落首领）统率；百户则分成若干个十户，由十户长统率。当他们到比利牛斯山两侧定居时，全部或许多千户被拆分，于是创建了五百户这个单位。但是，基于数目的军事组织现在与地理-政治性质的区划——以公爵为首的省和以伯爵为首的伯爵领——混同了起来，而且逐渐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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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再紧密共同生活而是远隔散居的部族不容易集结起来服兵役。失期者要面临重刑的威胁。为了供养军队，谷仓建了起来；凡是没有领到应得口粮者均可投诉，负责的官员要四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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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除了全族组成的军队以外，另一个战士群体也形成了，后者出现于《尤里克国王法典》中。尤里克国王（King Euric，466-484年在位）是狄奥多里克国王的儿子，在卡塔隆平原会战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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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佣兵体制在罗马帝国如何倒向了佣兵队长体制：将领成了为其个人服务的佣兵团首领。这种私兵还有一个叫法是“buccellarii”，其词源被认为是“bucella”，意思是“饼干”或“条块”，所以其实就是“吃面包的人”——它起初显然是诨名，后来失去了这层特殊含义，变成了通用口语的一部分，这是常发生的事。《尤里克法典》中出现了这个词和含义。学界已经认定“buccellarii”就是日耳曼人的扈从，并将其视为日耳曼制度渗入罗马制度的表现。希腊作者有时会用“paides”（小伙子）这个表达，一名敏锐的观察者发现，这个词是从日耳曼语里的“Deǵen”翻译过来的。“Paides”与武器意义上的“Deǵen”（刀剑）没有关系，或者与“ǵedeihen”（蓬勃成长）的词根有关，或者按照一种新的说法，与希腊语词“teknon”（孩子）的词根有关，因此，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它的意思都是“刚刚成年的人”或者“青年人”。这种形态无疑与古代的扈从制有一定的关联，但关系还是很远的。古代实指意义上的扈从与主人的私人关系要亲密得多，扈从与主人同桌吃饭，声誉与主人一同增长，要是主人当了国王，扈从便会出任要职。随着军事扈从群体的扩大，其成员也下降到了普通士兵（Krieǵsknecht）的层次，他们承担佣兵的职责，而“扈从”的本意，也就是与主人的私交友谊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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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每当发现为日耳曼首领服务的buccellarii时，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仍然部分反映了备受尊敬的、忠于主公个人的扈从概念。《尤里克法典》规定，作为自由人，buccellarii有权另择主人，但必须交还从故主处获得的一切。据记载，长期以罗马总督身份管理西哥特王国，后来自称为王的狄乌蒂斯（Theudes）至少有2000名侍从。7当然，这2000人大多是哥特人。据估计，西哥特王国的日耳曼战士总数肯定不会超过2万人。因此，国王一个人手下就有2000人，这种军役形式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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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之后的法典中不再使用“buccellarii”这个词，但同样的概念由“in patrocinio constitutus”（“被庇护”）来表达。8西哥特人对该现象没有真正的术语，而是用长限定语来代称的做法指向了一个得到历史事件佐证的事实——那就是，西哥特人中间没有发生这一方向中的一个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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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信奉阿里乌斯派的部落中，明确隔离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做法形成了一套简单而运行流畅的军事组织体系。我们大概可以设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的情况都相差无几。但法兰克人的情形从最初就不一样。那里从未发生过分地，也不曾试图延续两大人群的隔离，从而维持军事实力。法兰克人没有皈依阿里乌斯派，而是直接加入了大公教会。那么，问题就是法兰克国王是不是一开始就将治下的日耳曼人和罗马人视为一体，从而拓宽了军事组织和兵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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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有篇章表明，法兰克国王有权要求所有臣民服兵役。过去一贯的解读是：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法兰克王国实施了面向所有自由人和半自由人的普遍兵役制。这种解读恰恰证明，只看书本甚至会将真正的大学者引上歧途。市民和农民被认为要以个人身份，自备物资到远方服役几个月时间；按照这种方式，哪怕只在王国的部分地区征兵，每平方千米只征一人，那也是几十万人的大军；最后，这群乌合之众几百年来不习战事，方方面面都不适合当兵打仗——想到这几点，我们不禁会想起薛西斯和大流士·科多曼努斯（Darius Codomannus）的百万大军，许多语文学家还舍不得放手。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地主需要服兵役，那么全民征兵和普遍兵役制的概念就要弱一些了。如果我们排除佃户，那么罗马区就剩不下几个人了，但如果包括佃户——由于罗马区和日耳曼区要分摊负担，所以必须包括佃户——我们可以这样来计算。假设要到比利牛斯山对面作战，于是在塞纳河以南征兵，规定3个农场要出一名战士。征兵区域的面积约为15.2万平方英里（约39.4万平方千米）；因为必须去掉大片森林和山脉，所以按照每22平方英里（约57平方千米）平均只有3个到6个村落，共90个农场来估算，那么就要出30名战士，征兵总数约为21万。如果按每平方千米1人算的话，结果就是整整40万。这还只是局部征兵！然而，据说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会全国征兵，9半自由人和其他依附者也要作为轻步兵参战10，那么数字当然会达到百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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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必须去寻找完全不同的依据。在法兰克王国，全体臣民均有义务为领主服兵役的重要性与罗马人那里并无不同：在罗马，这种形式的兵役也从未完全消失。就连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都曾发布紧急征兵令，要求臣民起来反抗汪达尔人；罗马市民也帮助过贝利撒留守城。与罗马人一样，日耳曼国王大概也会在一定地区征召平常不习兵事的居民。例如，有文献记载勃艮第国王贡达巴德在一次与西哥特人的战争中（大概发生于507年），命令罗马人夷平了利穆赞（Limousin）地区的一座要塞，该罗马人也就是一支从附近勃艮第边境地带征召的民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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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提拉也曾做过同样的事。他从周边地区征召农夫去完成一项他认为用不着哥特人出手的任务，只分配了极少数哥特人随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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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真正的军队还是由战士阶层的高素质军人组成的，法兰克人的情况也不会有任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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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国是由日耳曼区和罗马区组成的。先看罗马区。在这里，我们会马上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与更南边的各部落不同，法兰克人没有对罗马人实行分地，那么，从这个事实中能得出什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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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对勃艮第人、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定居过程做了如下解释：个人以小群体的形式被授予农庄，但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日耳曼首领和上层人士占据了罗马大地主阶层的位置。由于这个新的特点，日耳曼下层贵族和伯爵现在要为部落同胞和战友们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或者通过古代氏族的余热，或者直接招揽其为自己服务。即便法兰克人没有分地，情况应该也是相当类似的。克洛维认为没有必要划分田土，因为部落的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外迁，还留在老家。他只需要给每名伯爵分配一定数目的战士；鉴于战士的数目很小，伯爵很容易将他们安置在过去属于皇帝的田地、城堡和农庄，或者其他公有产业或没收的私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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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兰克人的定居过程和其他部落的真正区别在于，前者没有首先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日耳曼大地主阶层，定居力量要薄弱得多，古代氏族单位的衰落速度甚至还要更快。在各个伯爵领内，战士群体的生活方式类似于兄弟会，听从伯爵的指挥，主要由法兰克人组成。作为职业军人，他们不曾停止培养自身的身心军事素质。不过，罗马化的非罗马人（Romanics）并非不可能被这种兄弟会接纳。13尚武精神在凯尔特各部中间尚未完全消亡，不时会有个别天生具备英雄精神和勇士气概的人出现。14总而言之，罗马化的地区不再有能力抵挡几千名日耳曼人的入侵，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勇敢的个人。受日耳曼国王之名分管四方的伯爵们不仅有日耳曼人，也有为国王效劳的罗马化民族上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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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战士并不反对受其指挥；毕竟，他们早就习惯了在罗马人领导下作战。伯爵——不管是日耳曼人，还是罗马化部族的人——可能将罗马化部族纳入麾下，如果他们能够以行动让战友们放心，相信他们的勇气、控御马匹和运用兵器的能力不亚于其他人。16日耳曼人定居在田地上，他们不是在营寨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是生活在平民中间，于是变成了日耳曼-古罗马战士阶层。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奴隶进入了这个阶层。17在这个意义上，对伯爵来说，一名勇气和能力取得了伯爵信任、为伯爵服务的奴隶比自由人的价值还要大，也就是说，奴隶完全依赖于他的意志，永远不能离开他。如果他还具有其他必要素质的话，那么一旦他被战士群体接纳，他就会彻底浸润该阶层的精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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