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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欧洲现代步兵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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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军事体系威力惊人的基础是密集大方阵带来的集体效应，200年的不断胜利让方阵中的每个人都充满自信。全民尚武让全民上阵成为可能，不管后者有多么勇猛，庞大的阵势压倒了旧式职业军队的匹夫之勇。凭借南锡一战，瑞士战法走出了曾帮助瑞士取胜的重要盟友，大山。早在以格朗松和穆尔腾两战决定胜负的那场战争中，瑞士联邦主要是为了法国国王，而非自身政治利益而战。如今，他们开始通过为异族效力而威名远播。如此一来，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小分支就具有了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其他地方的民族看到瑞士战法的优越性，于是纷纷开始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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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重骑兵，辅助骑士作战的射手和近战步兵早就有了。要取得进步、要实施变革的关键是：这些步行士兵原本只是辅助兵种，如今则要编组为规模大得多的密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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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只有两个民族充分实现了这一进步：德意志和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也有类似的趋势，但只有萌芽，并未完成，或者说直到很久以后才完成。这里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明显区别。不过，让我们首先来阐明现代军事发展的第一个实例，发生的地点是德意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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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人与吉内加特会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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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9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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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瑞士人首次采用瑞士战法的战斗是南锡会战开始两年半后的吉内加特会战（battle of Guinegate）。大胆查理的女婿马克西米利安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在此战中击败了一支法军。因此，正是曾经饱受瑞士军威之苦的勃艮第人，如今首次成功试行了瑞士人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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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米利安原本在围攻小边堡泰卢阿讷（Thérouanne），恰好此时有一支由科尔德（des Cordes）统率的法国援军从南边而来，于是大公出兵阻击。法军和往常一样由骑士和射手组成。除了每名骑士配属的敕令军团射手以外，大批免税射手也来了。马克西米利安在这两个兵种方面比对面弱得多，却有不少于1.1万名装备长矛或斧枪的近战步兵，他们是由根特治安官兼弗兰德斯军总指挥让·达蒂齐勒（Jean Dadizeele）带来的。马克西米利安年仅20岁，身处妻子的领地，他既无经验也无权威来创立新军制。但他军中有罗蒙伯爵，后者的领地在紧临伯尔尼和弗里堡的诺伊恩堡湖畔。他为勃艮第公爵与瑞士人作战。他极不情愿与瑞士为敌，不管是平时或战时，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瑞士人。据文献记载，正是这位出身瑞士的伯爵仿效瑞士制度组建了弗兰德斯步军。我们还可以设想，向现任统帅提议带上大队步兵的人也是他，而且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勃艮第治下的低地地区更适合组建新军。事实上，早在1302年弗兰德斯诸城起义军击败法国骑士的科特赖克会战中，当地人就运用过类似的战法。这套战法在1382年的罗斯维克会战中失效了，因为面对骑士，弗兰德斯平原没有瑞士群山那样的天堑。尽管如此，低地地区还是保存了一支强大的战士队伍和强烈的尚武精神。就连大胆查理的军队都有很大比例的尼德兰人（Netherlanders）[1]，如今瑞士人又为他们的尚武精神再展神威提供了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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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把4000名泰卢阿讷守军——他们在会战中会威胁勃艮第军后方——计入法军，勃艮第一方的总兵力大概还是比对方多几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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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都采用步兵居中、骑兵在两翼的部署，一边的步兵是射手，另一边以矛手为主。勃艮第矛手分为两个既大且深的方阵，指挥官分别是曾在南锡会战中效力于大胆查理的拿骚伯爵恩格尔贝特（Count Engelbert of Nassau）和罗蒙伯爵。马克西米利安本人没有按照骑士作战的传统与骑士并肩作战，而是手持长矛加入了方阵，身边有一批贵族。2马克西米利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作为少主来到低地地区后就制造并操练起长矛。所以，我们可以说步兵在贵族陪同下进行了系统的矛术训练和操练（drill）。让贵族——他们自然要站在前列——加入方阵，加强方阵步兵战斗力的做法早在中世纪晚期就相当常见了。但现在有一个重要区别：贵族拿起了步卒的长矛，不再只是带领步卒作战，而是与步卒共同组成了整体性的战术单元。据“最杰出的编年史”记载：“罗蒙伯爵立于阵中，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站在步卒和长矛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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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德的右翼击退了伴随步兵方阵的勃艮第骑士，还夺取了已经摆好的勃艮第大炮。尽管勃艮第一方有许多射手，但战记中根本没有提到他们。在强大的法军面前，他们无疑马上就顶不住了，要么逃离战场，要么退入矛手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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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骑士取胜为科尔德从右翼出发，攻打由拿骚伯爵统领的勃艮第左侧矛兵方阵提供了的可能性。这次进攻让勃艮第军停下了脚步。勃艮第军在正面和侧面都受到了法军射手的猛烈打击，后者还得到了俘虏的勃艮第大炮的支援。因此，尽管大部分法军骑士取胜后忙着追击逃跑的勃艮第骑士，离开了战场，但勃艮第军还是遭受了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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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另一翼也是类似状况，那么勃艮第军必然会失败。但那边的勃艮第骑士比较多，顶住了法军进攻，没有让他们从侧面杀入矛兵方阵。于是，罗蒙部继续推进，打跑了法军射手，从而解救了另一个方阵，胜负就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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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文献中没有大篇幅描述吉内加特会战中的勃艮第军采用了瑞士战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自马克西米利安本人或可以追溯到他的吉内加特战记至少有4份，其中没有一份提到瑞士战术。尽管乍看起来出人意表，但当时的人意识不到一项理论变革的重要意义，到了下一代人才明白过来的情况毕竟绝非罕见。以古代军事史为例，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组建梯队（echelon）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在文献中从未被直接提及。但不管是这里还是布匿战争，事实都是完全确定的。达蒂齐勒、莫利内（Molinet）、德布特（de But）和巴赞（Basin）都认为胜利要归功于弗兰德斯步卒。德布特说：“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勇敢而坚定地与矛手站在一起，试图两面夹击他的法军骑兵没有成功。”（Dux Maximilianus cum picariis fortiter instabat,ut equitatus Francorum,qui ab utraque parte cum aliis suis obpugnare quaerebat eundem,non posset in eum praevalere）巴赞讲得还要更明白，他说弗兰德斯步兵凭借长矛打退了敌军骑兵的突击。（“Nam ipsi Flamingi pedites,cum suis longis contis praeacutis ferra-mentis communitis,quos vulgo piken appellant,hostium equites,ne intra se se immitterent,viriliter arcebant”：“弗兰德斯步兵手持装有锋利铁尖的长矛——他们通常称之为‘派克’，pike——勇猛地挡住了敌军骑兵，没有让他们冲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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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胜利要部分归功于侧翼的骑士，他们至少为一个勃艮第矛兵方阵提供了保护。若非如此，弗兰德斯步兵很可能会战败，就像罗斯维克会战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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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这场胜利没有导致泰卢阿讷陷落。马克西米利安反而放弃了战役企图，并将军队解散。要不是会战过程和胜负结果有多份记载作为明证，那么从最终影响来判断，我们很可能会认为这场胜利不可信。有一种说法是，弗兰德斯人不愿意继续参战了。这大概是主君与地方议会（estates）由来已久的对立矛盾，尼德兰人对主君马克西米利安的恐惧不亚于对法国人的，不希望他因为打了胜仗而变得过于强大。另外，马克西米利安的国库可能也花空了，连继续围城所需的小股部队的军饷都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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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吉内加特会战毫无政治意义。但从军事角度看，它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整代人时间里都发挥了相当作用的尼德兰步兵无疑起始于吉内加特会战，而战败后的法国也有了改革军制的动力，可能还传播到了西班牙。但尼德兰步兵主要还是国土佣仆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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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佣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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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内加特的胜利没有为获胜方带来好处，因为马克西米利安战后就解散了军队。没过多久，马克西米利安——他最初当然是以共治君主的身份管理低地地区，妻子死后则是儿子腓力当上了君主，他以摄政的身份统治——就与地方议会爆发了公开冲突。为了把仗打下去，他不得不寻求市民征召兵以外的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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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各地领主招募兵员，有低地地区本身的，有莱茵河流域的，有上德意志地区的，也有瑞士的。在1482年到1486年间，“国土佣仆”（Landsknechte）成为普通士兵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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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佣仆”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他称呼有地方佣仆（provinciae servi）、国土随从（patriae ministri）、国土伙伴（compagnons du pays）]他们为什么不叫“步兵”（Fussknechte）、“雇军”（Soldknechte）、“军仆”（Kriegsknechte）或其他的合成词呢？“国土佣仆”这个用法延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直到三十年战争期间。后来这个词就不见了，因为频繁转换势力的自由佣兵与特定区域或将领建立了更长期、更明确的从属关系，于是就以区域或将领命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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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已经有了许多种解释，但全都不成立。它指的不是相对于瑞士士兵的“本国士兵”，因为国土佣仆与瑞士士兵会在同一个旗号下的同一个单位服役。它的意思也不是相对于瑞士山区的“平原兵士”。它指的不是“守卫国家的士兵”，不是“为国家服务的士兵”，不是“从国家招募（而不是由议会提供）的士兵”。它的意思也不是“同一国籍的士兵”，或者说“同胞”。这个词与“枪”（lance）无关，因为他们携带的武器在当时叫作“矛”（spear）或者“戟”（pik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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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knecht”（与“Landsknecht”不同）一词在15世纪的德意志高地和低地地区都有使用，意思是治安官、宫廷信使、承担一定作战职能的骑马或步行宪兵。因此，约翰·冯·波西尔奇（Johann von Posilge）才在1417年的编年史中写道：“几名Lantknechte将普鲁士人的要塞巴辛哈延（Bassinhayen）出卖给了波兰国王。“Lansquenet”一词取得在低地地区的特殊含义是在1482年至1486年间，当时马克西米利安与法国相安无事，但与先前剥夺他对儿子腓力的摄政权的议会开战了。马克西米利安越来越多的佣兵就是这些人，他们索要军饷、蹂躏乡间，令议会除之而后快的人也是他们。这些佣兵是干什么来的？毕竟现在不打仗。因此，马克西米利安才为他们取了“国土佣仆”这样一个看似无害的名号，直到开战前都只是警察而已，并非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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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著名国土佣仆首领是马丁·施瓦茨（Martin Schwarz）。他本是纽伦堡的一名鞋匠，因为作战勇敢被升为骑士，手下有施瓦本士兵和瑞士士兵。他的副官是一名瑞士人，伯尔尼的汉斯·库特勒（Hans Kutler of Bern），此人也有其他一些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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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佣仆”的这个含义所代表的新现象首次被明确提及是在一份1486年10月1日召开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会议简报中，会上有人抱怨马克西米利安手下的施瓦本骑士康拉德·加许夫（Konrad Gäschuff）的招兵活动。这位骑士据说出言放肆，夸耀说他训练和武装的一名施瓦本或其他国土佣仆顶得上两名瑞士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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