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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奥兰治领主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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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尼德兰开战的前20年里，西班牙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尽管奥兰治领主威廉（William of Orange）[33]和他的兄弟们集结了一支雇佣兵，但这些佣兵要么缺乏纪律性，打不赢野战，要么就是凑不起军饷，一次又一次解散。尼德兰人之所以能继续作战，只是因为坚城对西班牙人紧闭城门，而且尽管入侵者夺取了不少城市并进行了严酷的惩罚，但依然并未拿下所有城市。阿尔瓦最后不得不在小城阿尔克马尔（Alkmar）面前撤军，于是被撤职。经过一番复杂的且战且谈，再加上英法两国的干涉，起义各省的城镇和乡村成立了同盟，有能力维持一支常备野战军。1585年，沉默者威廉遇刺后，西班牙人将全部兵力用来围攻安特卫普（Antwerp）。接着，西班牙又将全部资源投入到无敌舰队和1588年的对英作战上。亨利三世遇刺，改宗天主教的亨利四世登基在法国造成了一场危机，立即招来了西班牙和尼德兰联军对法国内斗的干涉。低地地区南部最终留在了西班牙手中，但北部各省愈发团结，要争取自由，而且找到了一位能将现有军事资源熔铸为新的形态从而取得更大成就的领袖，他就是沉默者威廉之子，年轻的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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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马基雅维利，他立志要通过复兴古人的伟大遗产来更新当时的军事体系。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他都失败了。但他去世后过了两代人时间发生的军事改革不仅与古代相关，更与他、他的思想、他的研究直接相联。于是，我们显然必须要承认他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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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年，奥兰治领主威廉特许莱顿城（Leyden）成立大学，作为英勇抵抗围城军队的报偿。莱顿大学吸引了一批当时的杰出语文学家，其中就有于斯特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他于1589年出版了《政治六论》（Civilis doctrina），其中第五论题为《论军事智慧》（“De militari prudentia”）。1595年，已经移居鲁汶的利普修斯又发表了《罗马兵制论》（De militia Romana）。这些著作纯粹是语文学性质的，但作者身为马基雅维利的门徒，免不了也要观察当下。照利普修斯看，他所处的时代简直不能说是纪律涣散，压根就是毫无纪律。但他说，一个人只要懂得如何建立起当时的军队与古罗马战争艺术的联系，则必将统治世界。“我们不能制定规范，只能给予鼓励”（“gustum dare potuimus,praecepta non potuimus”），他补充道，“于是事情就发生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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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年应当被视为现代步兵史上的关键年份。在那一年，本来只是荷兰和泽兰两省总督的莫里斯兼任了海尔德兰、乌特勒支、上艾瑟尔三省的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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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联省首脑莫里斯身边还有他的堂兄，担任弗里斯兰总督的拿骚伯爵威廉·路易（William Louis of Nassau）。威廉似乎比莫里斯还要热衷于复古军改，这两位有血缘关系且关系友善的领主在改革事业中相互影响。借助保存至今的两人通信和忠实同僚的著述，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事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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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治家族的两兄弟特别仰赖利奥皇帝的经典著作《战术》，该书拉丁文译本于1554年面世，之后出了意大利文本，1612年默尔修斯（Meursius）在莱顿出版了希腊文原版。318世纪有了法文本，后来有了德文本。利涅领主（Prince of Ligne）称其为“不朽之作”，说利奥皇帝与腓特烈大帝相当，优于恺撒。这本书以系统摘录前人著作为主，尤其是埃里安的，尼德兰人也一直在直接研究和运用埃里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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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一下，富有哲学气质的古代理论家们对军事实务的了解是多么少，尤其是李维（8：8）著作中关于罗马支队战术的重要段落，这段话基于完全不懂军事的史家的一项严重误解，直到现在还在扰乱人们的观念。那么问题就来了，十六七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怎么可能从这些混乱错谬的文献中得出切实的教益呢？但其实是有可能的。当然，他们不会单纯照着书里的内容去实践操作。尽管古代文献有种种不足，但宏观层面的真理还是有的。问题在于如何发现和运用这些真理，莫里斯和威廉做到了。事实上，他们与马基雅维利相比是有优势的，因为他们既无须也无意创造新军制，只要完善继承来的军制即可。凭借优秀的洞察力，他们从古代文献中发现了可资当下之用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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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关键是操练，内在的关键是纪律。马基雅维利认为古代军制在于普遍兵役，他相信只要偶尔操练武器用法，拉来的老百姓就能变成可用的军队。奥兰治兄弟从古代作者获得的教训是通过持续训练达到阵形稳固，两人更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开创了新的操练法。如果复兴失传技艺是有可能的，那么此处就是了。诚然，创立方阵的瑞士人已经习惯了某种秩序。据伊奥韦斯说，1494年，瑞士人是踩着鼓点开进罗马城的，也就是说，他们努力做到一定程度的步调一致。西班牙人大概更重视保持方阵队形，4而且步兵和骑兵的“蜗牛步法”都需要一定量的操练，但那只是维持人群秩序的必要手段。新兵只要领会了基本步法就被认为万事俱备，无须再练了。直到奥兰治的部下开始组成浅阵、实施千变万化的机动动作为止，他们当然只知道极其简单的方阵。据记载，奥兰治方阵的纵深通常为10排，但也有五六排的说法。5奇怪的是，除了不见于别处的“鹤舞”（Kranendans），它指的是像鹤一样僵硬地走路，应该理解为“步调一致”，文献中从未直接说动作是分步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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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阵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变革。之前已经有人将旧式方阵增加到3个以上，此举自然会导致一开始有的方阵要留后，不能使所有方阵从同一个正面出发。新式浅阵则可以在一线后有序地布置二线，甚至可能还有三线——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梯队。如果所有单位都在一个正面上，那么正面就太容易被击破或击穿了，而在缺乏纵深的情况下，打穿正面的单位可以轻松席卷整条战线。射手配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势，莫里斯将射手与矛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二比一左右。7我找不到直言采用新阵形的原因是难以融入方阵的射手增多的文献记载。但从整体来看，我们必然要认为射手增多至少是创设新阵形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如何，新阵形带来的结果是矛兵能够为大量射手提供支援。射手分为火绳枪手和钩铳手，分别部署于长矛阵左右。吕斯托称之为“尼德兰旅”。射手开火后从长矛阵旁边进行回旋，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在矛兵前面散开。8但若受到敌军骑兵或矛兵的直接攻击，他们就会撤到长矛阵后面，同时第二或第三梯队的矛兵上前堵住空隙，抵挡敌军。9因此，从这里也能看到浅阵需要部署后方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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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中包括先散开然后听鼓号迅速重新集合的内容，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尼德兰人以只用22分钟到23分钟就能组成2000人的队伍闻名，而其他人要用一个小时才能让1000人列队完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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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矛兵，军中还有斧枪手和盾牌手（Rondhartschiere）。但他们很快就消失了，因此无须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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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阵形有一个比编排方式本身更具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每一个新式小型战术单元都有极佳的机动性，而且哪怕在激烈的战斗过程中，长官依然能确实掌握部下。因此，长官随时能将部队带到任何需要的地点并保持良好秩序，用拿骚领主约翰（John of Nassau）[34]的话说，“目的是救援友军，迅速转向和回转，同时从两三处出乎意料地攻击敌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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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熟悉这些因素，就越会意识到要想让新的战争艺术变成现实，所需要做的远远不是认清形势、做一个决定、下一道命令那么简单。威廉·路易的传记中写道，他不辞辛苦、不避花费地研究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运用过的所有军事技艺。他的秘书雷德（Reyd）和团长科尔皮（Cornput）协助他研究古代军艺，一起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在训练部下之前，他们首先用铅兵在桌面上编排阵形。为了确知长矛无盾好，还是古罗马的剑盾装备好，莫里斯于1595年进行了一场实验。12口令是从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过来的，士兵在操练过程中必须保持静默，免得听不到口令。他们从古人那里学到并实行了口令中的特殊性内容（预令）必须放在一般性内容的前面（要说“向右——转”，不能说“转向右”），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动作执行不可能准确。操练不仅在戍守期间进行，还在野战营地中，在敌人眼皮底下，在恶劣天气里也要进行。13有的士兵因为要求太高而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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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们嘲笑和讥讽这些技术，认为在实战中无法贯彻，就连莫里斯领主的军学教师霍恩洛尔伯爵（Count Hohenlohe）也一样。但奥兰治的两位领主不为所动。在冬季，军官要巡察各处驻军。新制度启用于1590年，我们有一封1594年威廉·路易寄给莫里斯的长篇报告。他建议不要让长矛阵太浅，因为长矛兵必须随时能够抵挡骑兵进攻。他说利奥皇帝为此制定的规范是正确的（16排纵深）。他还指出了利奥《战术》一书中包含应当遵循的规范的各章，14最后列出了他以埃里安为依据创制并已经实行的口令。口令约有50条，其中有几条他自称尚不明确，还有不少沿用至今。他补充道，口令数应以必要为限，以便士兵充分掌握执行。他说让士兵理解横排与竖列的区别，保持间距，列阵行进时尽量密集尤为重要。因此，他们必须学会紧靠着走步、排列合并、向左转、向右转、左转弯走和右转弯走。15报告中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前文已经部分讨论过。信中最后表示，如果莫里斯要笑话这封信，请务必限制在“四壁之内，朋友之间”（inter parietem ende amico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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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瓦尔豪森的话说，莫里斯是一名“操练探索者”，但他不仅与堂兄携手创制了新操术，而且认真贯彻操术的先决条件：按时发饷。从国土佣仆诞生之初，这套体系最阴暗的一面就一直是军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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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塔将军一本论骑兵的专著中说道：“只要给我一支拥有全部这些资源（军饷、口粮、分享战利品）的军队，哪怕它再败坏，我也能努力整顿，使其恢复战斗力。反之，如果一支精兵没有这些必要的资源，我就实在保证不了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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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明白，就连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按约发饷。如果士兵的军饷还欠着，那便不可能要求他们卖力进行这些老兵们所认为的毫无必要的且只是可笑把戏的艰苦操练。联省总督具有审慎专业的商人精神，他明白按时支付的重要性。战乱期间发展起来的商贸，以及严厉的、将一切奢侈视为罪恶的加尔文教派的节俭又让他有了支付的资本。西班牙国王坐享美洲金银，却仍然无力完成他为自己制定的无数政治使命。1574年的莫克尔荒原会战之后，3年没拿到一分钱的西班牙军队拒绝服从命令，选出一名统帅，自行驻扎在安特卫普城内，直到市民愿意支付40万枚克朗金币为止。士兵们终于拿回了欠饷，部分是钱币，部分是实物。这种事发生过多次，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混乱与暴行。士兵常常要过几个月才会重新听命。在1576年的安特卫普“暴行”中，全城惨遭劫掠，部分城区被夷为平地，大批市民被杀。当然，这与战争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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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军队没有这样做。联省总督建立了有序的经济体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军队开销极大。一队旧式国土佣仆通常是300人至400人，经常高达500人。莫里斯将一队减到了100人出头，但没有裁撤军官。瓦尔豪森在《骑兵战的艺术》（第97页）中对这项变化的重要性有精彩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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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领主是最出色的战争英雄。他的一个连队人数常不满百，17配置的军官如下：队长、副队长、掌旗官、2名或3名军士、3名一般军士长、3名传令兵、1名军械官、1名指挥贵族士兵或一等兵的小队长、1名文书、1名宪兵、10名一等兵和2名鼓手。这些军官的月薪几乎和全连士兵加起来一样多。因此，如果将连队规模扩大到200人或300人，军费就能节约一半，所以这么小的连队似乎不合道理。但我们要知道，这位出身高贵的领主在意的不是让连队和团队兵力达到别处的通常水平，而是决心让1000人的团顶住3000名敌人。他经常以这种阵形出击，百战百胜，做到了看似不可思议的以一敌三，这就省下了大笔费用。兵少官多则指挥灵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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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国土佣仆的队长走在前列，是领头人和一线战士的角色。尼德兰队长有其他高阶士兵的辅佐，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军官。他们不只是领头，更要创造；先练兵，后领军。作为操术改革家和真正意义上的军纪之父，奥兰治领主莫里斯也是军官地位的创立者，尽管军官在很久之后才具有了特殊的排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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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操练的新式军纪本意是让小纵深、小规模的矛兵阵和射手阵能够在同等条件下迎战旧式方阵（他们确实做到了），同时也立即赋予了尼德兰士兵另一项能力。从实践角度看，这项能力一开始甚至比战术水平提高更有意义。那就是：军官要求士兵挖掘工事变成可能的了。这种事之前无疑就偶有发生，但如今被提升到了制度。古代榜样也发挥了作用。利普修斯的文字中专门强调了“设防营地”（castrametatio）。当然，罗马人自己懂得也说出来过，他们战胜敌人除了勇气（virtus）和武器（arma），还有勤奋（opus）。以前的国土佣仆太高傲，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不愿屈尊挖沟。两位尼德兰领主则意识到凭借足额军饷和军纪，士兵们应该愿意干这种活。他们也贯彻了这一点。1589年威廉·路易将自己的计划呈献给联省总督，强调最要紧的事是按时发饷，同时提出高额军饷一定会打消士兵以挖沟为耻的错误观念。他说，挖好壕沟能保护士兵免受伴随着战争的种种危险。他说，设防营地中的士兵不会被迫出战，如果营地临河的话，补给也不会被切断。如此一来，他们应该围攻要塞——他点名了奈梅亨（Nijmegen）、海牙（The Hague）、芬洛（Venlo）、鲁尔蒙德（Roermond）、代芬特尔（Deventer）和聚特芬（Zutphen），可以不战而取，免于厄运风险。他说，士兵以工事自保，帕尔马（Parma）[35]根本想不到解围之法。如果首先夺取了沿河的城市，其他城市因为缺乏补给也坚持不了多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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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三十年战争中能得出上述言论的一个反例。1620年夏，本来应该修建营地工事的波希米亚军人觉得苦工贬低身价，拒不出力，还要求付清军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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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发起攻势，通过突然炮击夺取了奈梅亨和一批小城镇，又采用堑壕和地道的正规围城手段拿下斯滕韦克（Steenwyk）、库福尔登（Coeworden）、海特勒伊贝赫（Gertruidenborg），最后将格罗宁根（1594年）也收入囊中。据说围攻斯滕韦克期间，威廉·路易本人日夜守在城下工事中。20被困守军用轻蔑的语言嘲讽那些“工人”，说他们将自己从士兵贬低成了种田刨沟之徒，不用长矛用铁锹。但无论是他们的言辞，还是他们的射击或出城突袭都没有延缓工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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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莫里斯曾让士兵带着木桩沿河行军，每人扛两根或三根。在木桩的帮助下，他很快就在敌人近前将阵地保护了起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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