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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170011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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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二 升迁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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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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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洋时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战争频仍，军队不断扩充，因此人员升迁的速度增快。根据学者的统计，1916年，全国陆军共有32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15人，平均年龄为43岁；1924年时，全国共有84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37人，平均年龄也是43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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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南方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升迁迅速的现象更为显著。根据当时的任官规定，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支准尉薪，期满考核合格升为少尉。计由少尉依次升至中校，在一般情况下，约需8年至10年时间。[49]但是当时由于部队急需干部，因此升迁迅速，第一期学生毕业二年，已有多人充任上校团长，任少将者也有数人。[50]革命军誓师北伐时，总司令蒋介石40岁，第一军军长兼东路总指挥何应钦37岁，其余军、师长多在30岁上下，团长以下人员多为18、19，至20岁出头者。[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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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完成，全国统一，由于政局相对安定，战争减少，因此军官升迁的速度也随之减慢。在中央军，战前一般营、团的年龄为20—25岁，班、排长的年龄则较大（由于行伍所占比例较大的缘故）。一般说来，中、下级军官中，出身中央军校者升迁的速度，要较一般人为快，但是仍比不上自外国军事学校毕业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两三年之内即可升为校级军官，有些甚至一回国即可任少校。[52]留学生在中、下级军官阶层中升迁时，虽然占了极大的便宜，但是仍有其限度。至抗战前，校级军官想要在中央军升至将级，保定、黄埔军校的资格似乎已是必备条件，如果不是出身保定、黄埔军校，则即使曾出国留学，也很难升至将官，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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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曾主持陆大的万耀煌，有一表弟名夏声，出身云南讲武堂，后赴日本步兵学校深造，旧学新知均有修养，早期任滇军杨希闵参谋长，与滇军关系甚深，曾代表滇军至上海迎孙文入粤，后任职广东石井兵工厂，归中央后任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为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参谋长，1937年来投奔万耀煌（万时任二十五军军长），但是由于非黄埔出身，发展不易。万在他的日记中曾记道：“先知（声）才具优异，学识优良，文章、诗词均有根基，眼高于顶，目下无尘，不幸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与日本步兵学校，想在黄埔集团中欲求有所发展，似不可能。我想他来帮我，先知亦甚愿意，惟目前无步兵之机会耳。”[53]翌年，万耀煌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推荐夏声，盼任以参事之职，期能有所发展。万此时已是军事委员会将官研究班班主任兼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但是对此事仍无把握，在日记中曾有以下的感叹：“我以人才向何部长敬之推介，任以军政部参事，希望能有所发展。惟国军中人事两大系统，旧的是保定，新的是黄埔，而军政部重要幕僚又以陆大为优先，而先知皆无关系，所幸其过去在滇、在粤与革命军之一段历史，及其日本留学，则为何部长所熟知，或可为何重用也。”[54]国军高层人事之重出身，由此可见一斑。根据其他资料显示，夏于1938年9月获任为军政部参事，直至1944年2月止，其后未见有进一步的升迁。[55]不过，即使是黄埔出身的军人，要想升至将官也非易事。根据一项统计，1925年春天黄埔第一期毕业的500人中，于抗战爆发时已升至中央军的师长者，仅有36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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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军政部曾颁定缩减各级军官佐晋级年资办法，以符合实际，并俾以调剂。晋级年资的规定，原已不如先进国家严格，[57]但是各机关、部队仍多未切实遵行，[58]加以部队历年屡次扩编，以至于升迁迅速，虽然发挥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以下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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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干部学识、能力、经验不足。战前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即已指出，国军干部升迁过速，认为一个干部如不从基层开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累积经验，则无法胜任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即使个人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59]升迁过速，不仅使干部对于职务上的历练不足，同时也使得一般官佐产生“五日京兆”的心理，无心安定服务，工作效能自然降低。[60]更有少数的干部，年纪轻轻即已身居方面大员的地位，自易于骄矜自满，不求上进。蒋介石即曾呼吁将级指挥官注意此一现象，并拿日本的情况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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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一般高级将领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而且有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还在三四十岁左右。处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堕落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了势力与地位，那一个人都不敢与我们说话，我们自己也不求人去研究，所以一天一天的骄傲失败。现在敌国的情形，就和我们不同，他们的阅历深、修养好，学问能力都要比我们高，这是值得大家格外警惕的一点。[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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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事无法新陈代谢。由于升迁过速，干部常升到将官，年纪尚轻，于是造成人事阻塞的现象，人才不能做到新陈代谢，另一方面则造成中、下级军官缺乏。有关当局在面临此一困境时，所作的努力为何？当时所采取的因应之道，主要有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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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高级军官名额，以解决上层人事阻塞现象。根据《国民政府公报》所载，抗战八年期间，陆、海、空军共任命将领2 000余人次（当然另有部分未列入《国民政府公报》），兹依任命时间及阶级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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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显示，战前两年国民政府任命将级军官甚多，抗战八年期间任命将级军官较为频繁者，为抗战爆发后的前三年（由于战况较为激烈之故）和1945年（抗战胜利，擢升有功人员），其余各年任命将级军官均少；且大多限于少将阶层，其余各阶层均少，显示抗战期间将级军官的升迁和战前相较，并非易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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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抗战前后国军任命将级军官人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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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于晋任上将规定，但受员额所限者，得先加上将衔，如遇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的中将择优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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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第714—759页）所载资料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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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格要求升迁的资格，以解决中、下级军官缺乏的现象。1940年代前后，国军干部的升迁开始强调年资的规定。军官的晋升，必须在下一级停年届满，始能晋升至上一级，如学者黄仁宇1940年年底自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当时虽是战时，也需服务六年半才能升至少校。[63]而且不仅是年资够，还要表现好，才能升得成。根据军官佐任官规定，少尉升中尉仅需一年半的年资，但是一位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自述他的经验却是“毕业后被派为少尉，需经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二年磨炼有了成绩，或于激烈战斗中、炽盛炮火下，不怕死而又幸未战死，才能升为中尉，没有人事保障，调职升迁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64]。此时，升迁是否真如他所说，是“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仍有待研究，但是至少在他的眼中，升中尉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尚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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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期以后，军官的升迁除了讲求年资和成绩外，又有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如上校升少将需陆大毕业，或具备团长资历，因此一般的中级军官无不想进陆大和当团长。[65]至于中、下级军官的升迁，则有遵循军校期别顺序的不成文规定。如前期同学未晋任连长，后期同学只有等待一途，万一后期同学超前晋升，对于前期尚未能晋升的同学，即等于是一种考核，以后虽仍有晋升的可能，但是机会不大，即使不是自己求去，也会被列入淘汰之列。[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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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事上的年资制度，本在使人才平流并进，杜绝侥幸，但是缺点在于限制特殊人才的发展。为了要弥补此一缺点，所以又有论绩的办法，此时国军的人事制度，即是采用这种补救的措施。不过根据一位人事官员的观察，这种设计在实行时，所遭遇到的困难有以下几项：在考绩方面，考绩系采主官决定制，未及实行其他考核及竞争等方法，用以补救，以致易于产生不客观、不公平的缺点；同时真正呈报考绩单位甚少，已呈报而经最高主管机关核备有案者更少；此外，尚有许多单位办理年终考绩时，因升级受年资限制，因此常对年资合升者，予以优等考绩，年资不足者虽表现优异，也考列次等。由于论绩制度未能办好，因此主管机关在核准军职晋升时，可谓全凭年资。甚至抗战后期办理官职调整，只有校官以上官、职相称时，始可考绩。如此，以成绩制补救年资制缺点的办法，似乎并未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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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年资而论，由于人事管理技术落伍，加以战时人事迁调频繁，以致一般官佐的履历，全凭各自填报，有的临时伪造，有的随时更改，有的向机关抽换，但一经主管呈报，经最高机关核备，即“弄假成真”；反之，有些人真在前方流血流汗，苦干多年，但因部队主官不为呈报，在最高机关无案，以致其年资、行历无法被承认。主管机关核定升迁，几不论成绩而全凭年资，即使年资全属真实可靠，但已使工作努力者灰心，如年资又属伪造，则其不公平更可想见。[67]所幸的是，强调年资的规定，并未被彻底执行，直至抗战结束时，仍有一些部队所请晋升人员，并未遵照法令以年资、考绩为依据，而仍以服务努力而年资未满人员报请晋升。[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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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出缺，是由内升，或由外补，各机关、部队的情况不一，视主官而定，一般说来，对于低级职位，各单位除向外吸收军校毕业生外，多以内升为主，[69]内升比例愈高、升迁愈制度化的部队，士气也较高，第五军即为一例。抗战初期新成立的第五军，在人事的“升、迁、调、补”方面，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定，凡团长以上的主官或副主官出缺，多由军所属的三个师或直属部队中，择优晋升或遴选适当人员递补；而副团长以下军官出缺，由师所属三团及直属单位中，择优晋升或递补；连级以下干部出缺，则由团比照军、师方式处理，另呈上级核可发布即可。第五军的干部，对于这种升迁作业方式，多认为效果十分良好，“不但拓展了各级人事升迁的管道，而且也加强了部队的团队精神。因此在这里做事，不必依靠什么人事关系；也不管有没有后台、背景，只要你自己平时在工作上肯努力，服务上有成绩，升迁问题上，上级自会很公正地为你安排，这些都不需要你自己去操心、去顾虑。至于一般人事陋习中所谓的‘钻门子、扒窗户’以求幸进的手段，在这里根本也派不上用场。另外，‘空降部队’的现象（由上级直接派遣），那更是绝对少有的事。所以该部队上下非常团结，士气亦十分旺盛。”[70]也有些部队的升迁，采取“有条件的内升制”，如战时驻扎于西北的第七十八师（师长许良玉），单位主管若因升迁而出缺，则该单位副主管及重要业务人员，均有晋升希望。反之，单位主管若因过撤免，则此一单位人员数年内将不会有升迁的希望。这项不成文的规定，对于部队的团队精神也有促进的作用，大家都希望自己单位的长官有出路，自己也才有出路。[71]至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虽然也采取内升制，但是在人事升调上有个“三方”比例原则——以傅作义训练出来的学生为一方，长期在傅军中作战出力的行伍军官为一方，中央各军校毕业和其他部队前来投效的军官为一方。三方均依成绩表现，论资排辈，轮流升迁，成绩突出者破格提拔。如此在比例上，傅的干部约占三分之二，外来者仅占三分之一，傅部干部得以维持优势。[72]但是也有的部队遇有出缺，往往由外面另派一人充当，致使部队中成绩良好的干部，没有升迁的机会，而人事上也不能发生新陈代谢的作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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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中央机关和部队较遵守法规，因此人员升迁所受到的限制较多，地方部队则可不按规定办理。如地方部队保送至黄埔就读者，毕业后返回部队，升迁每快于在中央军事机构或部队的同期同学。[74]地方部队甚至有升迁全无标准者，如马步芳在青海即任意行事，有时将部队里的传令兵、勤务兵一类的基层人员，骤然提升为带兵官，担任重要的职务；有时又将带兵官降为传令兵或勤务兵。[75]中央机关和部队在升迁上虽然也有庇护亲族的情形存在，但是较地方部队为少。新官带着大批人马上任的情形已不多见，军政要员如有意提携其军中的子弟，也会采取较为间接的方式，先在教育上作较长期的投资，替其子弟取得较强的竞争条件。战前美国驻华武官对此种现象，即已有以下深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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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中仍有一些任用亲属的情形存在。一个人可能因其父亲为军长而二十五岁即升至上校，但是此种恶习已较过去为不显著——或许较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为不盛行。现在如果一个将军希望他的儿子在军中发展，会让他先出国接受军事教育，最好是到日本，以便在毕业后即有资格升至校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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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士兵阶层的升迁，依规定新兵入伍即充二等兵，于新兵教育完成后，择其成绩优良者，得依额晋补为一等兵。一等兵受初等教育完成后，其成绩优良者，得依额晋补为上等兵。一等兵及上等兵曾受有初等以上国民教育，并在队内受过候补军士教育，或在队外受过特别军士养成教育，其成绩优良者，得依额晋级下士，下士晋级中士、中士晋级上士亦同。[77]在战况激烈时，由于下级官兵伤亡大，以上各项资格的限制，多无法遵守，士兵甚至有一日晋级数次的情形，但是在平时或战况缓和时，则晋级也非易事，尤其是“大升”——上等兵升下士，更为困难，对于列兵来说，“犹如上校升将军”，[78]1941年时，阙汉骞的第十四师中，所有的中士班长和下士副班长，仍以战前所募兵居多，士兵晋级之难，由此可见一斑。[79]至于士官的选拔方式，各单位不一。抗战胜利之初，安徽宁国一部队选拔下士采考试方式，全师各营、连均选派年轻的上等兵应试，术科测验班基本教练，较为容易；学科则为默写军人读训全文、步哨守则、战斗间十三条、步兵操典纲领，不识字者可改采背诵方式作答。[80]1947年，第一九八师补充班长，则由师部开办训练班，考选士兵中资深、识字者，予以三个月的训练，考试及格者，结业后派充中、下士班长。[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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