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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第三章 陆军的训练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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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前往华北校阅河北、山东、山西各省的部队，其后又视察步、骑、炮、工、辎各兵科学校，以及航空学校、防空学校、电雷学校、宪兵团、教导总队等，结果发现“有一部分的部队和学校，对于军队教育的目的，还没有充分明了。譬如我到各省去检阅时，希望看一看班、排、连的战斗教练，射击演习，以及士兵的战斗动作。但是各部队所给我看的，大半是制式教练和操演大刀、拳术等等。及叫他们演习战斗教练，实施射击演习和班以下的各种小动作，可以说十分之七八都很生疏，甚至有完全不懂的，足见他们官长和士兵平日都疏怱了军队教育之目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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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军队教育仅注重讲堂及操场制式教育，学校教育也是以教程为主，偏重理论，对于连以下的小动作及典范令，一向不甚重视。抗战初期，国军战略即决定以持久抗战为原则，但因战术和战斗技术太差，加以步、炮不协同，陆、空不联络，致使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种缺失，明显的是由于过去教育没有注意所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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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军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即是在这种基线上开始的。军队以战斗为主，而战斗以获胜为目的，然而如何才可以获胜，则在综合有形、无形上的各种战斗要素，而善加发挥。所谓有形、无形各种战斗要素，原包括编制、装备、训练与运用四项，四者之优劣既分，则敌我的胜负自判。但四者之中，又以训练为基础，因为训练不良，则编制虽佳，必然使用不灵；装备虽良，也难发挥威力；战略、战术运用虽当，而执行者不能符合指挥官的意图，终必影响整个战局。因此研究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实为了解其战力的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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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一问题，近人仅作过初步的研究，[3]所用资料主要为何应钦所著《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一书。本章拟探讨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检讨其所面临的困难，并对其成效加以评估。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章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军官养成教育、召集教育及部队训练，至于精神教育和深造教育均不在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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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用资料，主要为抗战时期的军方出版品和档案、军界人士的言论和回忆录，并辅以外国档案和回忆录。以上各类史料主要藏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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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一 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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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战时中国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的不统一、外国力量的介入和战乱的影响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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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的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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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以后，革命势力日增，各军于所到之处，每设立军校，如武汉、长沙、广西，均有分校设立。由于教育计划未能一致，以致造成各分校的程度不齐、各军长官视各分校为其势力范围等弊端。[4]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28年公布的《裁兵建国宣传大纲》，对于当时军事教育的不统一，即有以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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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兵多如鲫，自立军事教育机关，遍地皆是，所以训练庞杂，自成系统，致中央训练出来的人才，几无插足置身的余地，而一般官兵除开其所隶属的部队而外，几不复知有国家、人民，中央自然是等闲视之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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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中央禁止各军自行设立军事学校，但是各军仍依本身历史关系，有的恢复原用的讲武堂、军官传习所名称，有的则改称教导团，继续存在。[6]全国统一后，军队应属中央统辖，但是地域色彩依然浓厚，各军编制不一、装备不同，训练方法也不一致。在编制上，如东北军有东北军的编制，川、滇、黔、桂军也各自有其不划一的编制，即使是在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也因为历史渊源的不同，而有两三种的编制。这种不统一的现象，对于军队的训练自然造成很大的困难。在训练方法上，战前各地部队，有的采用1930年的操典来作教育、训练的标准，有的采用1935年的操典来作教育、训练的标准，有的甚至对中央颁布的典范令莫名其妙，仍是依赖着一点实战的经验来实施教育训练。又因为过去军官教育机关的不统一，各部队的干部也多自成系统，以如此极不统一的训练教育出来的军队，其不能合乎现代战争的需要是毫无疑问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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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之初，国军在精神上已能统一起来，但是在形势上仍未能做到。军分校之间的制度、经理、教材等问题，还是没有统一，各校学生互存歧视，各部队仍是自行养成干部。[8]自军训部成立后，致力推动教育机构的统一，在中央军校各分校教育的标准化上，颇具成效。自1940年以后，校本部和各分校，不论在教材、教案及实施方法等，均属一致。[9]但是在各地方部队军事教育训练的中央化上，障碍仍多，如军训部对于整训部队，制颁有战时整训部队教育纲领，明白规定军官教育及士兵教育，令饬遵照实施。但是仍有部分部队未能遵照实施；[10]部分部队仍旧纷纷设立教育机构，各行其是。如阎锡山自抗战爆发后，即在山西陆续设立山西军事干部学校、第二战区天才军官学校、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等教育机构，并自兼校长或团长。[11]各地所设教育机构中，又有被作为派系斗争工具者，如有人即认为1941年白崇禧在兰州设立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乃是为了拉拢“二马”（马步芳和马鸿逵），对抗胡宗南在西北的势力。[12]凡此种种，均有碍事权的统一，造成军事教育系统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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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力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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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对于中国陆军的教育和训练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士，乃是抗战初期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末期的美国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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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除了派出大批志愿空军来华直接参加战斗外，并且于1938年夏天派列潘诺夫（A.I.Cherepanov）为总顾问，率领一个由21名高级军官所组成的军事代表团来华，担任军事委员会及炮兵、工兵、防空兵、侦察兵、装甲、通讯等兵种的顾问。另外，在陈诚、汤恩伯等作战部队中也设有苏联顾问。除了苏联志愿空军外，苏联军事顾问最大的贡献即为装备与训练了杜聿明的第五军。该军在昆仑关战役与入缅作战中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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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租借法案后，美政府遂组成一军事顾问团，于是年11月到达中国，负责装备及训练中国新军。中国陆军中最先获得适量美援者，为驻印军。1942年5月，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部分向印度撤退，8月3日抵达印度东境列多后即行整编，换发美械装备，并由美军设立各种班次予以训练。1944年4月，为扩张缅北攻势初期胜利的战果，国军第十四师及五十师又自云南由美方空运，赴印度苏克瑞丁空军基地，于重获美械装备后，即加入胡康河谷的战斗。计前后在印度换装及训练的主要部队，为五个步兵师、七个战车营及其他特种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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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部队初期因输入的租借装备为数甚少，仅有少数单位能作局部的换装，重型装备尤感缺乏。至1945年春季中印公路及油管铺设完成，驼峰空运量也大为增加，美国租借物资输入的吨位随之提高，方使国军准备反攻的步兵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得以开始装备。凡受美械装备的部队，均经美方派遣军官，先后在桂林、昆明两地协助训练，迅速提高战力。[14]除了新式武器知识的传授外，美籍教官的工作热忱和五段式教学法（准备、讲解、示范、实施、测验）也使受教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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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的教育及训练，虽然由于外国的协助而获得直接、间接的利益，但是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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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学习对象经常改变，造成装备种类的纷杂，因而不利于教育训练的推动。中国于战前既不能自行大量生产武器，也不能向外国大量购买装备，[16]因此装备极不统一。以时代分，远至千年以前的长矛、大刀，近至欧战后所流行的自动步枪、高射炮，无不兼用并备；以制造地分，武器有日造、德造、法造、奥造、瑞士造、中国造等，可谓集中外古今之大成。[17]抗战爆发后，所需军火除靠自己生产外，尚需自国外大量输入，输入国包括德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18]因此国军的装备，仍然无法划一自主，而成为世界新旧武器的陈列馆。各种武器装备的来源不一，特性、效能即不一致，教育训练自然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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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国的战术原则及训练法则，均依其本国国民的素质、预想敌国、预想战场及编制装备等而不同。中国自有特殊的国情与特殊的环境，应有适合于国军特质所需要的战术原则与典范令，方能统一战术思想与训练方式。但是国军由于效法对象经常改变，以致战术思想和训练方式纷繁复杂。如在广东时期，读日本典范令、操俄国操、仿俄国编制；南京时期，中央军校习德式、步兵学校习日式，训练总监颁布部队使用的操典近日式，陆大研究战术，有以战斗纲要为依据者，有以德国军队指挥纲要为依据者。抗战爆发后，仍用日本典范令和教程，又混用俄国和美国的战术和编制。战争末期，驻滇及桂林干部训练班，又全采美式。[19]其他各种教程也多来路不齐，军用名词翻译各异，战前国军使用的日译典范令甚至被出身日本士官的徐复观指为“错得一塌糊涂”。[20]抗战爆发后，各军事学校虽逐渐遵循军训部所颁布的典范令，但是以往军校各期毕业的学生，在校时所学习者各有不同，则在部队所施行的教育，自然也是各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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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元月，革命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叶锟奉主任蒋介石之命，对“剿共”战术提供意见。关于军事教育部分，叶曾提出以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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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窳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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