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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一 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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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战时中国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的不统一、外国力量的介入和战乱的影响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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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的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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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以后，革命势力日增，各军于所到之处，每设立军校，如武汉、长沙、广西，均有分校设立。由于教育计划未能一致，以致造成各分校的程度不齐、各军长官视各分校为其势力范围等弊端。[4]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28年公布的《裁兵建国宣传大纲》，对于当时军事教育的不统一，即有以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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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兵多如鲫，自立军事教育机关，遍地皆是，所以训练庞杂，自成系统，致中央训练出来的人才，几无插足置身的余地，而一般官兵除开其所隶属的部队而外，几不复知有国家、人民，中央自然是等闲视之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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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中央禁止各军自行设立军事学校，但是各军仍依本身历史关系，有的恢复原用的讲武堂、军官传习所名称，有的则改称教导团，继续存在。[6]全国统一后，军队应属中央统辖，但是地域色彩依然浓厚，各军编制不一、装备不同，训练方法也不一致。在编制上，如东北军有东北军的编制，川、滇、黔、桂军也各自有其不划一的编制，即使是在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也因为历史渊源的不同，而有两三种的编制。这种不统一的现象，对于军队的训练自然造成很大的困难。在训练方法上，战前各地部队，有的采用1930年的操典来作教育、训练的标准，有的采用1935年的操典来作教育、训练的标准，有的甚至对中央颁布的典范令莫名其妙，仍是依赖着一点实战的经验来实施教育训练。又因为过去军官教育机关的不统一，各部队的干部也多自成系统，以如此极不统一的训练教育出来的军队，其不能合乎现代战争的需要是毫无疑问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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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之初，国军在精神上已能统一起来，但是在形势上仍未能做到。军分校之间的制度、经理、教材等问题，还是没有统一，各校学生互存歧视，各部队仍是自行养成干部。[8]自军训部成立后，致力推动教育机构的统一，在中央军校各分校教育的标准化上，颇具成效。自1940年以后，校本部和各分校，不论在教材、教案及实施方法等，均属一致。[9]但是在各地方部队军事教育训练的中央化上，障碍仍多，如军训部对于整训部队，制颁有战时整训部队教育纲领，明白规定军官教育及士兵教育，令饬遵照实施。但是仍有部分部队未能遵照实施；[10]部分部队仍旧纷纷设立教育机构，各行其是。如阎锡山自抗战爆发后，即在山西陆续设立山西军事干部学校、第二战区天才军官学校、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等教育机构，并自兼校长或团长。[11]各地所设教育机构中，又有被作为派系斗争工具者，如有人即认为1941年白崇禧在兰州设立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乃是为了拉拢“二马”（马步芳和马鸿逵），对抗胡宗南在西北的势力。[12]凡此种种，均有碍事权的统一，造成军事教育系统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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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力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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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对于中国陆军的教育和训练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士，乃是抗战初期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末期的美国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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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除了派出大批志愿空军来华直接参加战斗外，并且于1938年夏天派列潘诺夫（A.I.Cherepanov）为总顾问，率领一个由21名高级军官所组成的军事代表团来华，担任军事委员会及炮兵、工兵、防空兵、侦察兵、装甲、通讯等兵种的顾问。另外，在陈诚、汤恩伯等作战部队中也设有苏联顾问。除了苏联志愿空军外，苏联军事顾问最大的贡献即为装备与训练了杜聿明的第五军。该军在昆仑关战役与入缅作战中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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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租借法案后，美政府遂组成一军事顾问团，于是年11月到达中国，负责装备及训练中国新军。中国陆军中最先获得适量美援者，为驻印军。1942年5月，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部分向印度撤退，8月3日抵达印度东境列多后即行整编，换发美械装备，并由美军设立各种班次予以训练。1944年4月，为扩张缅北攻势初期胜利的战果，国军第十四师及五十师又自云南由美方空运，赴印度苏克瑞丁空军基地，于重获美械装备后，即加入胡康河谷的战斗。计前后在印度换装及训练的主要部队，为五个步兵师、七个战车营及其他特种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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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部队初期因输入的租借装备为数甚少，仅有少数单位能作局部的换装，重型装备尤感缺乏。至1945年春季中印公路及油管铺设完成，驼峰空运量也大为增加，美国租借物资输入的吨位随之提高，方使国军准备反攻的步兵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得以开始装备。凡受美械装备的部队，均经美方派遣军官，先后在桂林、昆明两地协助训练，迅速提高战力。[14]除了新式武器知识的传授外，美籍教官的工作热忱和五段式教学法（准备、讲解、示范、实施、测验）也使受教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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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的教育及训练，虽然由于外国的协助而获得直接、间接的利益，但是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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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学习对象经常改变，造成装备种类的纷杂，因而不利于教育训练的推动。中国于战前既不能自行大量生产武器，也不能向外国大量购买装备，[16]因此装备极不统一。以时代分，远至千年以前的长矛、大刀，近至欧战后所流行的自动步枪、高射炮，无不兼用并备；以制造地分，武器有日造、德造、法造、奥造、瑞士造、中国造等，可谓集中外古今之大成。[17]抗战爆发后，所需军火除靠自己生产外，尚需自国外大量输入，输入国包括德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18]因此国军的装备，仍然无法划一自主，而成为世界新旧武器的陈列馆。各种武器装备的来源不一，特性、效能即不一致，教育训练自然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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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国的战术原则及训练法则，均依其本国国民的素质、预想敌国、预想战场及编制装备等而不同。中国自有特殊的国情与特殊的环境，应有适合于国军特质所需要的战术原则与典范令，方能统一战术思想与训练方式。但是国军由于效法对象经常改变，以致战术思想和训练方式纷繁复杂。如在广东时期，读日本典范令、操俄国操、仿俄国编制；南京时期，中央军校习德式、步兵学校习日式，训练总监颁布部队使用的操典近日式，陆大研究战术，有以战斗纲要为依据者，有以德国军队指挥纲要为依据者。抗战爆发后，仍用日本典范令和教程，又混用俄国和美国的战术和编制。战争末期，驻滇及桂林干部训练班，又全采美式。[19]其他各种教程也多来路不齐，军用名词翻译各异，战前国军使用的日译典范令甚至被出身日本士官的徐复观指为“错得一塌糊涂”。[20]抗战爆发后，各军事学校虽逐渐遵循军训部所颁布的典范令，但是以往军校各期毕业的学生，在校时所学习者各有不同，则在部队所施行的教育，自然也是各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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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元月，革命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叶锟奉主任蒋介石之命，对“剿共”战术提供意见。关于军事教育部分，叶曾提出以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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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窳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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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主任在听取上段意见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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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同志上列的意见，大都正确。不过他说：“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一语，这个“军事科学”一词，为我们军事教育的范本，实在愧不敢当。老实说，我们过去二十余年的军事教育，实在只注意到世界各国军事教育的形式和皮毛，而并未讲究军事科学，更谈不到军事科学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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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段谈话，充分显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向外国学习，所造成的依赖性格，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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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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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各军事教育机构经费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使得教育的品质无法提升，唯各单位每多能开源节流，在艰困的环境下勉力维持，实属难能可贵。例如炮兵学校在战前时期，凡由德国购置的新式火炮，均先由该校训练，以致器材集中，人才集中，可谓极盛时期。抗战爆发后，仍将优良装备及优秀人才，编为若干独立炮兵团，以支援作战。校址后由南京迁至贵州都匀，不仅校舍和教育设施简陋，且器材、零件均极缺乏，尤以炮弹缺乏为甚。由于缺乏炮弹，平时教育不敢用实弹射击，而改用内膛枪射击；缺乏骡马，乃于战斗演习时向附近其他单位借用马匹，但是也只能装备山炮兵一营而已，其余野炮兵营在教练时竟用木马、木炮代替。[23]又如机械化学校因教育消耗费（包括燃料、材料、工具等的购置）金额巨大，以致每月经费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而学校教育则仍然维持平时状况。所能维持者，全赖抗战初期抢购积存的油料补贴。至于教职人员的生活，在抗战初起时尚可勉强维持，至战事延长，物价上涨甚剧，薪饷不能随之调整，人员生活日益困苦。至1940年，生活费用益高，每人薪饷仅能维持个人生活，有眷属的人员均不能安心服务。校方遂利用学校制造工厂多余的机力、人力，为各部队代造机器，借得出品盈余，补助教职人员生活。[24]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41年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副食费并未按物价指数增加而调整，因此官生伙食日劣，普遍有营养不良现象，甚至有患夜盲症者。校方会计部门虽向西南军需局陈述，格于规定，无法例外，主任黄杰乃自家乡长沙运来食米二百石，并将个人所有可变卖之物，悉送拍卖行出售，得价以供学校周转之用。[25]学校财政困窘，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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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部队，由于编制相对大，战时每个师的缺额，少则两千名，多则三千名，节余必多，即移用他项经费于教育，也颇为便利。1942年夏，军训部长兼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崇禧校阅长江以北各部队、学校后，感于部队中教育设备的欠缺，曾报请参谋总长由军政部通令遵照，准动支结余经费三分之一作教育设备，部队的教育训练经费乃更形充裕。如第一军即将其结余经费均尽量用作教育设备及补充骡马，支用金额达一百五十余万元，凡步兵学校及扎佐演习场所有的教育设备，一应俱全。[26]又如第五战区各军训团的设施，即均较战区内的中央军校第八分校健全充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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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校既为干部的养成所，在各种设备方面，以须要使学生超先学习，凡是部队将要装备的武器或器材，应先拨发学校实习，然后再配赋部队。[28]但是抗战后期由外国购入的新武器，军政部应乎前方作战的需要，将此种新武器尽量发给部队，教育机关反未发给。如罗列主持的军校第八分校，机枪是木制的；胡竞先作骑兵学校教育长时，连马枪都没有，所用的是步兵都不用的俄式长枪；骑科学生穿的是短裤，也没有马靴。[29]新式武器，学生在校时未经研习，分发至部队后自然不知使用，部队长官遂对学生每感失望，甚至加以轻视。此种新式武器，干部既不熟知使用方法，士兵无人教导，作战时即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甚至故障百出，而加速其损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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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对于军队教育训练的另一项影响，则为其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材。国军在过去参与内战时，只知一味盲冲，所用者大都是步枪交绥，而绝无重兵器及研究各种工事等。至抗战爆发后所见者，敌军动辄以陆、海、空协同，求速战速决，而我等对之，宜如何注重于阵地战、消耗、疏散、工事、伪装及纵深配备等。此不但以前未曾学习，有些甚至连名词也是第一次听到。更以为奇者，以前内战时，在战场上只分为前线与预备队，当前线被敌突破或伤亡过重时，即以预备队增援或补充，死伤只限于前线；但是现在对日抗战则绝不相同，有前线尚未遭到损失，而预备队已遭敌机炸弹及大炮牺牲殆尽者。[31]实系平日教育训练墨守成规，官兵未能吸收现代军事常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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