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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三 雅德赉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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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到中国前，曾读过大量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赛珍珠（Pearl Buck）的著作。[33]加上他在中国期间实际的观察与体验，自然会对中国有一些看法。雅德赉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过多，这样一个大国在工业化以后，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由于中国人爱好和平，因此不会产生侵略他人的“黄祸”，但仍有可能会减少西方人的就业机会，不过中国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为西方带来商机，[34]则是雅德赉所未曾想到的课题。雅德赉认为中国人深受古老习俗和迷信的束缚，亟待教育。但是这项工程浩大，应如何进行？由谁来做？雅德赉自己也不清楚。他在回忆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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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种异国情调的冲击下，我有一种奇怪的孤寂感。我强烈地感觉到这巨大的国家拥有超过4亿5千万的人口——为全人类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多。曾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水灾或饥荒，但是他们的死很少有人注意。只要丰收个几年，空缺又会被补满。在西方，由于人口成长曲线平缓，所谓的马尔萨斯定律（Malthusian law）只是一种可能存在的理论，但是在亚洲——在印度和中国，由于祖先崇拜和香火观念的影响，却是具有紧迫性且令人恐怖的事实。当这些国家工业化，人口变得越多以后，世界会变成怎样？如果洪水决堤泛滥成灾，将即是所谓的黄祸（Yellow Peril）吧！幸运的是，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不易侵犯他人。同时，除了祖先崇拜和多子多孙的观念外，他们是聪明且可教育的。这将会是教育和古老民俗、迷信束缚之间的竞赛。但是，教育4亿5千万的中国人和3亿5千万的印度人，是件巨大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将由谁来做？如何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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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雅德赉在这段文字中将他对中国的观察延伸至印度。在他的分类中，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属于黄种人，[36]因此也是潜在的“黄祸”祸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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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在华的外国人士相同，雅德赉对中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无法接受。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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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我的学生们，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无法忍受他们不停的咳嗽，往桌边痰盂吐痰。虽然我不是个有洁癖的人，但是有时我好像真的无法再看到那种画面。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喝汤时都像蟾蜍吞食苍蝇一样。我常邀请一些（学员）来吃饭，但是从第二次开始我就再也不准备汤了。当我回家（美国）后，如果有人问我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会说：“4亿5千万人清晨起床后，齐声咳嗽、吐痰和擤鼻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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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脏乱喧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让他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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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神经一定比较大条。他们用锣鼓和鞭炮来庆祝事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明显的是为了喜欢喧闹而喧闹。此外，他们对难闻的味道也是同样的不敏感。对于重庆这种城市发出来的恶臭，他们除了忍受又有何办法？小江（嘉陵江）上每晚都有装满人类粪便的驳船驰过，当风从北或西边吹来，那令人作呕的恶臭即有如乌云一般，垄罩在城市上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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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觉得中国人都是懒惰的“猴子”（“monkies”），他们总认为没什么好急的，明天也还可以做呀。他们曾经为他做了一个浴室和厕所，做了三个星期还没做好；要他们找份香港的英文报纸，催了三次仍未见下文。仆役准备的手制捕鼠器，完全不管用；短波收音机也无法听，因为电压不够强。[39]雅德赉认为中国人不但懒，而且都是笨手笨脚，他曾说“至今我还没看过一个拥有机械技巧的中国人（I’ve yet to see a Chinese with mechanical skill）。”[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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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好的特质包括了爱好和平、聪明和可受教（educable），坏的特质则包括缺乏敏感性、缺乏同情心、受传统迷信束缚、缺乏机械天分、懒惰。这些特征大致上与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相似，[41]只有懒惰一项特质与一般西方人印象不同，或许雅德赉的此种印象是来自平日与其仆役接触的经验。根据1942年美国所做一项调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主要印象，依序为工作勤奋、诚实、勇敢、笃信宗教及聪明，[42]显示在中国有实际生活经验的雅德赉，对中国人的印象似乎较珍珠港事变后的一般美国大众来得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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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改革，虽然也有不少的讨论，但是根据雅德赉的观察，大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他认为，不幸的是那些在上位者对底层的劳工阶级缺乏同情心。[43]其实雅德赉自己对于底层劳工也未必就有同情心。他的回忆录曾提及一次他在街上把没抽完的香烟随手一弹，就有一个半裸的黄包车夫将香烟抢下，“一口将烟头叼住，有如上钩的鱼，而脚步几乎未停”。[44]雅德赉于是又点了几根烟弹出去，并且暗中计算他们抢烟的速度，结果他发现最快的只有5秒钟。[45]虽然如此，雅德赉对底层的劳工仍然十分关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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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力阶级在抗战中）担负了所有的战斗任务，并且承受了大部分的灾难。他们被视为另一个种族，就像黑人在（美国）南方所受到的待遇一样。农业改良并不代表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可以多分到一些谷子，也不代表那些苦力在战后的选举就会拥有投票权。国民党的党员都是社会精英（handpicked），一如美国的政党成员（members of the Kelly and Hague machines）。他们只会高谈战后的政经改革，却始终无意将政府交给苦力们，一如我们美国南方各州从未想过将州政府交给黑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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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口压力大、素质差，雅德赉认为中国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况也很严重，必须予以解决。因此，中国除了需要教育，也需要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不过中国将来会变成怎样一个社会，雅德赉认为也未必就是像西方人所想的那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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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虽然关心底层百姓，厌恶政治人物，但是他对亲身接触过的蒋介石和戴笠，印象都还不差。雅德赉曾在回忆录中，对首度会面的蒋作以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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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座位距离委员长只有三英尺不到，因此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他。他的头发两侧剪得很短，头顶的头发或许还不到半英寸，灰白的胡须刮得非常干净。我感觉我面对的是一位学者或智者（sage），而不是一位伟大的领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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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寒暄时对雅德赉表示久仰大名，雅德赉则心想蒋一定读过《美国密室》的中译本，不过这本书的版税可是一分钱都还没拿过。雅德赉不好意思提版税的事，只是世故地说：“在美国，即使是小学生都知道蒋委员长和蒋夫人。”蒋介石听到译员的翻译后，笑容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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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与戴笠初次见面，即认为戴是个厉害角色。雅德赉说戴“看起来就像个有权有势的人，并且在使用权势时既狠且准，我确信他是中国最令人害怕的人。”[49]雅德赉当天还曾建议戴，在汪精卫做出更多伤害中国的事之前，将他暗杀。雅德赉的理由是暗杀固然不好，但是战争也同样是不好。戴笠听了雅德赉的建议后，举起杯子和雅德赉干了一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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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四 屡屡破译日军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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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赉在华服务，原定合约为半年，至1939年3月期满。军统局以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尚未完成，盼其能续商签订合约，继续在华工作。[51]雅德赉几经考虑，同意延长服务半年，薪资不变，但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上班日学员每天的工作时间为上午8时至下午6时30分，中午为2小时的午餐及休息时间。星期日工作时间为上午8时至下午1时。下班后，学员得外出自由活动，并于凌晨1时以前归队。对于有需要外宿及延后归队的学员，发给通行证，不得任意拒绝。学员的薪资增至100元，伙食费每人增加20%，由军统局支应，不得由学员薪资中扣除。第二，雅德赉得自由访视学员两次，观察其进度。第三，雅德赉应有个人自由，要住哪里、接待哪些朋友，应由他自己决定。外出时除非提出需求，随扈才可随行。[52]对于以上三个条件军统局完全同意，雅德赉于是在合约上签了字继续服务。[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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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军对重庆、成都等地实施轰炸，一架日机遭击落，且有一名日军被俘。军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即以军令部第四处处长身份向成都航空委员会索取该名俘虏带回重庆。[54]军统邀请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所长温毓庆）派人至局会同审讯。此名日俘名大石信三，系轰炸机上的机枪手，位于机上尾座，兼无线电通讯及照相工作。审讯结果，获知日本航空队一般通讯所用日文五十字母组成方法的概况。[55]军统根据此一线索与雅德赉的新观点，加上两位日文人员与日俘共同生活作息，终将过去不明了的密电，一一完成日文解译，时在 1939 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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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凡是日机来袭，其飞行经过，甚至机上动作（如投掷炸弹），当电报一收到后即可明了。日本航空队的通讯密电固然也在改进，不过军统由于已有雅德赉带来的密码破解知识，因此也能一一加以破解，各种单一替代法加密的电文，均能于破译后得到完整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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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加强对大后方进行轰炸，将其海军航空队主力集结于汉口、武昌、孝感等基地，陆军航空队集中于山西运城等基地，而以武汉为指挥中心，机数在300架以上，对重庆作有计划地轮番长时间轰炸，达6个月之久。[56]而中方空军于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日军机场附近均设有秘密电台，机场上日机只要一有所行动，防空情报即发出至成都空军总指挥部，飞机经过各城市时，沿途均有地面情报，用有线电逐站报至后方。后方防空当局即据以施放空袭及紧急警报，至日机返回原起飞机场，当地秘密电台以无线电传送情报，后方防空当局即施放解除警报。自1940年8月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重庆设立工作队之后，尚可掌握日机通讯动态，从日机之间相互联络的数量上，可以判断共出动有若干架飞机，日机所使用的密语，工作队均能解译，甚至主机指挥僚机投弹，防空当局也可由情报中立即得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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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与英、美直接作战后，日本空中武力已改进至双重作业密码，即替代与易位并用，再加插入无意义的日文字母，确已相当复杂，不过军统的日文解译专家由于受过雅德赉密码变化的训练，加上经验已多，也就举重若轻，对于此种易位表格的密电均可破解，亦即所有日本航空队的密电均可解译。[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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