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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17001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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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俞大猷的大同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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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境十分危难的情况下，明帝国急需一场和俺答汗野战的大胜来鼓舞九边士气。终于，在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左都督、太子少保、太子太傅陆炳秘密用钱财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藩，释放被陷害的抗倭明将俞大猷出狱，到大同戴罪立功。大同巡抚李文进十分欣赏俞大猷的才华，经常与俞大猷筹划军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俞大猷详细地了解了大同边军和俺答汗军队的情况，因地制宜，创造出了让明帝国北方战局出现转机的战车战法——大同镇兵车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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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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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大同镇兵车操法不是凭空诞生的，其基础正是当年曾铣的车营之法。不过，当时俞大猷面对的问题是明帝国九边普遍超高的支出，曾铣那种壮志未酬的大兵团作战更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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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俞大猷一改在东南时提倡用数倍乃至十数倍的兵力消灭对手的战法，开始提倡以步兵奇兵取胜的小成本战法。他发现，一直以来大同镇步兵对敌，都是驱马到敌军阵前，然后下马使用单手操作的环刀或骨朵御敌，和蒙古军使用的武器相同。但蒙古军是在马上作战的，所以交战时“彼高我下，万无取胜之理”。于是俞大猷将明军步兵的环刀、骨朵改为钩镰刀、虎叉、龙刀。这些武器长度都在七八尺（2.6米左右），可砍可刺，对付骑兵最为便利。俞大猷还安排士兵在作战时左手持圆牌、右手执环刀滚杀敌马（和戚继光的藤牌手相似）。这些改变让明边军步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提高了步兵对抗骑兵的可能性。但是要在野战的环境下彻底击溃蒙古骑兵，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俞大猷又提出了其在两广地区使用过的新法——马上步兵、骑兵和战车配合作战，这也是大同镇兵车操法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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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龙刀枪的明军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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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战车车阵，用马上步兵十人，骑兵二十人，战车一辆，步兵十人，一共四十人为一队。遇敌则用战车列于前，车上军士击发弓弩铳炮，马上步兵骑马出阵，距离近到和敌军马匹相交时放铳及弓矢，完毕后回到本阵，之后骑兵趁机冲入敌阵砍杀，步兵十人专管割首级。战车车式为独轮，车前装有长矛，轻便易运，遇坑数人即可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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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中所谓的“车胜骑、骑胜步”，是指步兵无法抵抗骑兵的践踏，而战车能阻挡骑兵的践踏，又能发挥火器优势。俞大猷根据这种相克关系，在训练初始车营有了一定成效以后，干脆放开手脚，创造了全新的战车及兵车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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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新型战车车式，使用独轮车，车轮直径四尺六寸（约1.5米），直着铺设大木头二根，各长一丈二尺（约3.8米），两根大木头中间横三根小木头，以便推运，并有绳索三条以便挂肩挑扯。车前横一块长六尺的木头并竖着装上两小根直木作为屏障。车上共装大枪头四根，大佛郎机一门，盾牌两个，小月旗两面，布幔一幅。车的后部中间有一根立木，相当于车的方向盘，由队官一人把握。车前有两个支架，停车时放下作为车架。车后又有两个铁锥，停车时插入地里，相当于船锚。车辆本身再加上车上的铳、牌、枪等，总重不过三百斤，以十六人分班推行，即使是崎岖险路也可顺利通行。各车相互配合，行则为阵，止则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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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战车分解图第一车式图，车前装大枪头四件，大佛郎机一件，小佛郎机二件 ◎俞大猷战车分解图第二车式图，车前安皮牌二面，布幔一幅，月旗二面，每旁四人推挽，共八人，车后一人把舵，为管队官 ◎俞大猷战车分解图第三车式图，车辆两边各有四人推车，每旁执大旗一人，执挨牌二人，用虎叉一人，钩镰刀一人，拨刀二人，执神枪二人，鸟铳二人，车后把舵一人，骑兵十人 新战车每车五十人。其中大旗手两名，牌手四名，虎叉手两名，钩镰手两名，拨刀手四名，共十四人。这些人精习武艺，平时站在车旁，不参与推车，遇敌则前出冲锋破阵。推车者一共有十六人，分两班，一班八人，两边各四人推车。这十六名推车者并不是民夫，而是火器手。十六人中，有鸟铳手四人，神枪手四人（明代所说的神枪有两种，一种为前文提到的击发木矢的铳筒，另一种即为此神枪手所用神枪，枪管长一尺，木柄长三尺五寸，全长四尺五寸，约144厘米，重量达到十二斤多，用细铅子打散弹，一次击发二十余粒，枪长接近人的身高，且枪管细长，握法和鸟铳一样右手靠前），击发佛郎机并携带子铳者四人，拨刀手四名。这十六人只负责推车和守车，而不冲锋破阵。各兵不许放行李在车上，每四人给驮马一匹搬运行李，而且只有推车的人才能够把兵器放在战车上。最后有管队官二名，一人执车上青旗监督冲锋兵破阵，一人在车后负责掌舵及督兵守车。所有的车营官军都必须佩带一把环刀，以作近战之用。此外还有十名骑兵，另有八人专门管理三十二个步兵的八匹驮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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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鸟铳的明军甲士 ◎大同镇车兵小营操练阵图 ◎明军所用神枪 最后再来说一下阵形问题。俞大猷以十三队为一个小营，共十三辆车，六百五十人。其中一队为中军，其他的十二队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队。每小营设千总官一员，把总官二员。把总官一个要督促冲锋官兵破阵，另一个要督兵守车。十三小营为一大营，共八千四百五十人，其中一小营为中军，其他十二小营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小营。每大营设参将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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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的兵车操法走的是人少而精的精兵路线。要求所有的作战单位都能用环刀近战，火器兵能熟练地击发火器，近战单位也要能够施放弓矢，让兵车的军士能适应各种突发环境下的作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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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认为，若要破敌，必率战车三百辆，约用步卒万人，另用骑兵一万人藏于车营中，再有骑兵两万人布埋伏于四方要路。兵车的作用是依托火器和战车截断并冲散敌军骑兵，然后明军骑兵从车营和埋伏地出击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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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俞大猷的车营更接近传统，因为作为伏兵的骑兵和车内骑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车议里骑兵的数量甚至达到步兵的三倍。如果单有战车，而没有埋伏的骑兵和车内骑兵的话，俞大猷的战车阵营就是不完整的。这么看来，俞大猷的大同镇兵车操法，其实很符合当时明帝国边境情况和财政的双重要求，不用重新征募新兵，只需抽调边军训练即可；也不用大兵团作战，只需注重冷热兵器的相互配合；更不用和曾铣一样需要大量的火药等军用物资。因此，此战阵无疑给已经十万火急的明帝国边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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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俞大猷车营效果的战斗马上就打响了。在俞大猷积极训练车营以后，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总督李文进率领训练有素的战车百辆、步骑三千（明史里此段记载有误，按一辆车五十人计算，百辆战车应有步骑五千余人），大败数万蒙古军于安银堡，追奔蒙古军数百里。此战直接证明了俞大猷战车的可行性和作战能力，也为在各边作战不利的明军发出了一个相当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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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惜的是，由于明末清初大量记载明军战绩的塘报被损毁，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次大胜的具体细节了。但仅凭五千车营，没有动用附属骑兵，就大败数万蒙古军，足可见俞大猷车营的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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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大同总兵官刘汉在出塞焚毁蒙古“版升”（即固定房屋，指蒙古诸部定居的城池）的战役中，也听取了俞大猷的建议。李文进乘势将俞大猷战车式上表于朝，明廷对该战车议亦赞许有加，并下令在九边、京营成立兵车营。可以说，京营有车营即自俞大猷始，而俞大猷的战车也影响了明军后来的战车编制，大同兵车操法成为嘉靖时期战车战法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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