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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五章 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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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考虑的所有这些概念中，血统（Blood）有一些特别之处。这是唯一一项你实实在在拥有的东西。与“血”相比，文化、权威或理性在哪里？真的，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到哪里去找“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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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的真实性对人类学研究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套共同的、甚至可能是普世的性质，永远提醒着我们人类的体质组成。另一方面，这些共性容易导致我们无法更深入透彻地思考自身的组成和关联所具有的文化面向。血统的真实性往往会让我们在定义彼此之间的联系时变得过于自信和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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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出版了《人类家族的血缘和亲缘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这是亲属关系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至今仍因其成就而广受赞誉。的确，摩尔根在研究中使用了社会进化论的方法，我们已经讨论了此方法在科学和道德上的局限性。但他在亲属称谓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是在美洲原住民中的研究，为理解作为一种观念体系的亲属称谓系统提供了一个模板。事实上摩尔根的数据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度和广度：他确实为这一领域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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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的关注焦点，换种方式概括来说就是“血缘和婚姻制度”，也就是血亲和姻亲的意思。血缘在他的亲属关系研究中占据了首要地位，这本书在实际意涵和比喻层面都处处体现出对血缘的关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把家庭称为“一个血族”（a community of blo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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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强调，激起了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的兴趣和愤怒。他是摩尔根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大卫·施奈德出版了一本题为《美国的亲属关系：一种文化叙述》（American Kinship: A Cultural Account）的小书，旨在驳斥摩尔根的论点。2虽然距施奈德的观点发表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在许多方面，他强调的内容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任何我们发现亲属关系的概念以生物学和自然为基础，同时又处在更广泛的“现代性”框架内的地方。如施奈德所说，美国人认为“血缘关系”是根本的和永恒的：祖父母、姨妈、叔叔和表亲等等。[23]美国人也强调血缘和基因之间的联系；当解释某些行为或个性特征时，他们会说这“流淌在我的血液里”。虽然这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述，但它往往带有字面意义的力量。毫无疑问，它已经失去了那种新奇的比喻所具有的跳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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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情境里，亲属关系不仅限于血缘关系；和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它们也可以通过婚姻形成。但婚姻关系是主观的和可解除的，而血缘关系不是，并且它们更一般性地界定了亲属概念的范围。当我们谈到“继兄弟”时，我们说的是，这里的兄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当我们谈到“半姐/半妹”时，我们说的是两姐妹有一个共同的父/母，她们是“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姐妹。血缘是身份认同的终极形式，所有的其他关系都要根据它来分类。施奈德甚至一度说过，在美国文化中，血缘关系呈现出“近乎神秘”的一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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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奈德的分析中，这种文化体系最显著的方面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等级。生物学——血缘——总是最真实的，是其他关系的基础，而如继兄弟姐妹和亲家关系等则要排到后面，更不用说教父教母或结拜兄弟了。[24]在这个“美国体系”，或者我提议我们可以更一般性地称之为“现代观点”中，亲缘关系和生物学在某一点上趋于一致。亲属关系实际上是关于生物学和生育事实的。亲属制度的术语总是要由生物学来规定。对施奈德来说，这就是摩尔根的人类学和美洲原住民民俗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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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关于自然统治的故事里被添加了一些脚注，或者说是被写下了新的篇章。毕竟，成为现代人，部分意味着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例如新的生殖技术（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缩写为NRTs）。体外受精（卵子不是在子宫里而是在试管里受精）和妊娠代孕（由一名女性孕育另一名女性的受精卵）只是科学挑战生物学极限的许多方式中的两种。有什么能比试管婴儿更具有“文化”色彩吗？同性婚姻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等级秩序。这两个例子都很好地说明了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界线总是在变动之中。亲属制度是理解这一事实的良好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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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施奈德本人并未直接讨论这一点，但他所探讨的亲属关系的逻辑与种族的逻辑也有关联。我想过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但在这里首先要对施奈德并未提及种族一事做个解释。事实上，在《美国的亲属关系》中，他完全没有提及种族这一点与我们如何理解他使用“美国人”这个标签有关。尽管施奈德的分析有许多优点，但其中也显示出将“文化叙述”（他的术语）从社会状况、个人关系和个人生活中抽离出来有多么困难。施奈德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中产阶级白人”的访谈。4他接着指出，他的其他数据来源包括关于非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和一些其他少数群体，以及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和国内所有不同地区的人的资料。他也很清楚，他的研究路径所着眼的象征和意义是处在一个高度泛化的水平上的。但即使在稍低一点的水平上，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现实中存在各种差异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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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卡罗尔·斯塔克（Carol B.Stack）的经典研究《全是我们的亲戚》（All Our Kin）。这项研究关于一个名为“公寓”（The Flats）的非裔美国人社区，该社区位于中西部的一个小城市（这项研究与60年代施奈德的研究同时期进行）。斯塔克的研究表明，在“公寓”里，人们并不像施奈德的研究中提出的那样，将血缘关系视作最基础的人际关系：她描述了基于照顾和支持的实际社会关系而产生的“个人亲缘”最终是如何胜过了血缘关系的。5尽管如此，她同时还指出，“公寓”里的家庭都知道，他们的“民间”关系体系不被国家承认，这一点又确实支持了施奈德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这有助于澄清施奈德的模式所呈现的是美国亲属关系的标准模板：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事实的确是这样的，但更重要的是，事实应该是这样（根据国家、科学专家和道德权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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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One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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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中，我将更深入地思考人类学对理解人类所做出的一个根本贡献：它被恰当的称为“种族神话”6。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那个意义上的种族（race）概念，在科学上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白人种族”，没有“非洲种族”，没有“中国人种族”，任何一个平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种族”实际上都不存在。这些“种族”之间可被识别的区别都是文化上的区别。然而，我们不能对“种族”的社会事实坐视不理，也不能完全依靠遗传科学的证据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通过追踪这些种族的区分标准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是如何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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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各个文化系统中，血缘和种族往往密切相关。纵观美国历史，血量法案（blood quantum laws）和“一滴规则”（one-drop rule）曾被用来定义（即建构）人们的种族身份。一滴规则是其中更为人所知，也更臭名昭著的那个：它规定，只要你继承到了“一滴”非洲人的“血”（即你的所有祖先里有一个是非裔），那么你就是“黑人”。一些州把这条规则作为法律的基础，旨在维护某种种族纯洁的观念。弗吉尼亚州登记官在1924年《弗吉尼亚种族纯洁法案》的序言中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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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该州有10000——20000人或者更多的人是近乎白人的人，已知他们是与有色人种的混血。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真实的白人，但这仍然足以阻止他们成为白人……然而，这些人在现实中并不是白人，根据这项法律的新定义他们也不是……（以及）即使在他们身上所有明显的混血特征都消失了，他们的孩子的相貌也可能回归到明显的黑人形态上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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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种族纯洁法案》违宪。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想法已经消失，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它的一些弱化版本甚至被赋予了轻娱乐的价值。在BBC热播节目《你认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 Are?）中，前伦敦市长兼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将他的家谱追溯到了土耳其政治家和记者阿里·凯末尔·贝（Ali Kemal Bey），以及欧洲的各个王室家族。“这真是很有趣，我通常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他说，“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彻底的混血儿。它真正教会我的是，我们的基因深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8在这里，他的意图当然不同于弗吉尼亚注册官表达的那个意思，但总的逻辑是相同的。都是基于人们普遍持有的那个信念，即“血缘关系……是由具体的、生物基因术语所描述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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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的《种族纯洁法案》可能已经被束之高阁，但其他的血量法规至今仍在生效。这些标准最初由殖民定居者确立，后来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工具，被用作判定美洲原住民族群成员资格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标准是与联邦的财政支持和对其主权的承认挂钩的。自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美洲原住民族群已经将血量法案纳入他们自己的部落宪法（通常是因为只有这样，美国联邦政府才会认可他们的族群地位）。规定的血统比例各有不同，但总是比“一滴”多得多：在某些案例中是八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有时甚至高达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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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的瓦肖部落（Washoe）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今天的瓦肖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人口不到1500人，居住在太浩湖（Tahoe）地区及其周围。他们拥有几个居住区和几片山间的土地。1937年，就在他们将接纳成员的标准制定为申请者至少拥有四分之一的“瓦肖血统”之后，他们获得了联邦印第安事务局的认可。今天，你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部落成员申请表；申请人被要求列出他们自己的“瓦肖血统”比例和他们可能拥有的“其他印第安血统”，以及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血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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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瓦肖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法律是双刃剑。11一方面，它们有助于确保它获得联邦的资源和认可；另一方面，这种理解亲缘关系的特定模式与瓦肖传统（以及许多其他美洲原住民民族的传统）完全不同。在瓦肖传统中，血缘关系没有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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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对认同进行数学式的精确统计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施奈德会说，它将血缘（以及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身份认同）转化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像数字（1.0，0.5，0.25）一样，能够提供非常精确的答案。因为血统组合的具体构成方式并不重要——它可以由一名“纯血”的祖母，也可以是四名纯血的曾祖父母，或者是两位混血的父母组成——以上任何一种都可以凑够要求的数字。这是获得官方承认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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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这是相当荒谬的。比如说你的四位曾祖父母都是“纯血”瓦肖人。然后，假设他们搬到了洛杉矶——这是瓦肖移民的一个常见目的地——生了孩子，但这些孩子与外人结婚了（结婚对象可能是个第三代爱尔兰裔美国小伙子，或者是个拉丁裔辣妹，甚至可能嫁给了某个祖籍广东的人）。然后，他们的后代又继续这样做，到处移动——有的去了西雅图，有的跑到皮斯卡塔韦，和各种各样的混血美国人结婚——“杂种”，正如鲍里斯·约翰逊阁下所说的那样——并受训成为汽车修理工、律师、爵士歌手或其他的什么工种。也许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能在地图上找到瓦肖聚居区——甚至连太浩湖都没听说过。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你了，假设你是一个住在新泽西皮斯卡塔韦的烟囱清洁实习工，爱上了一个善良的犹太男孩。这又为你家完美的“美国熔炉式”的民族混合故事增添了新的内容。然而，根据血量标准，你是个瓦肖人。然而，我们再回到太浩湖，在那里你有一个隔了两代的排行第四的表妹，她是一位公认权威的研习玛吉·梅奥·詹姆斯（Maggie Mayo James）风格的专家，詹姆斯是20世纪早期伟大的瓦肖篮子编织者。你的表妹能说流利的瓦肖语言，但她不是瓦肖人，因为她的家谱涉及的血统太杂了，有派尤特人（Paiutes）、米沃克人（Miwoks）和一个来自犹他州，因错误的近亲结合而出生的离经叛道的摩门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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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以血统为基础的治理方式于1860年左右开始被开发出来之前，这种思考方式一直被认为是荒谬的。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9世纪中叶之前，并不真正存在一个瓦肖部落或民族，至少不存在美国政府所寻求的那种稳定、有边界的族群概念。在过去的日子里，如果有人学会了瓦肖语言，他们就会被认为是瓦肖人。如果讲瓦肖语的人和米沃克人或迈杜人（Maidu）结婚，那么后者只要采用当地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就会被承认为瓦肖人。简而言之，对他们来说，血缘与亲疏或身份认同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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