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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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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斯猎人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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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兽的灭绝和克洛维斯人的生活方式，公元前11500—前10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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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罗·马丁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提出是克洛维斯猎人的捕猎将北美巨兽推向灭亡的观点时，我们对灭绝发生之确切年代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不过，随着证据的增加，克洛维斯文化与某些巨兽的灭绝似乎的确在时间上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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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大卫·梅尔策和来自北亚利桑那大学的地质学家吉姆·米德（Jim Mead）收集了关于灭绝动物的至少363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样本来自163处化石发现地，特别是拉布雷阿牧场焦油坑和西南部极其干燥的山洞。[1]获得放射性碳定年数据后，梅尔策和米德剔除了他们认为可疑的（比如可能受到地下古老碳元素污染的），留下307组数据。几年后，另一位放射性碳定年专家，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唐纳德·格雷森（Donald Grayson）认为必须剔除更多不可靠的数据，将最终样本削减为仅仅125组放射性碳定年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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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严格的做法意味着对于36种灭绝巨兽中的29种而言，灭绝年代最多只能被精确到过去5万年间的某个时候。格雷森提醒人们不要把它们的灭绝时间认定为冰河期的最后1500年，即与最早的美洲人和克洛维斯猎人共享北美土地的时期。不过，剩下的7种属于冰河时代巨兽，即猛犸、乳齿象、骆驼、马、貘、沙斯塔地懒和剑齿虎。这些北美物种最后的活代表被可靠地测定为生活在公元前11000—前10000年间[3]——那正是克洛维斯人活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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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马丁声称克洛维斯人对它们的灭绝负有责任，来自圣佩德罗河谷遗址的证据让这种主张变得令人信服。[4]面对莱纳牧场的13具猛犸骨骸、矛尖、屠宰工具和火堆，我们很容易想象当时的景象：克洛维斯猎人们伏击了一小群前来饮水的猛犸，它们的鲜血染红了溪流；宰割开始，人们点燃火堆，传来烤肉的香味；秃鹫在上空盘旋，巨大的畸鸟停在附近的岩石上，等待享用被丢弃的肉和内脏。这正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杰弗里·桑德斯（Jeffrey Saunders）基于对猛犸骨骸的研究所重建的场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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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此类场景在美洲各地都在上演，不仅是猛犸，还有地懒、骆驼、雕齿兽和大河狸。只是克洛维斯的猎人们对猎物而言过于强大和狡猾了，他们有过度杀戮之嫌，将7种冰河期巨兽推向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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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合理的场景，但是否正确呢？我们应该对克洛维斯猎人进行恰当的审判。保罗·马丁本人也意识到了控方的严重弱点。虽然我们找到了一些杀戮猛犸的（可能）遗址，但其他30种左右的灭绝动物没有发现类似遗址——只有很少或非常模糊的特例。马丁做了一个巧妙的解释：毁灭性的屠杀发生得如此突然，而且针对的是那些非常易受掠食活动伤害的动物，因此只留下了很少的杀戮遗址。借用军事术语，他形容其为“闪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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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还表示，考古学家找到任何上次冰河期遗址的概率都非常渺茫，我们应该对已经发现的克洛维斯/猛犸遗址数量感到惊讶，而非哀叹没能发现地懒、骆驼和雕齿兽被宰杀的遗址。这些动物可能在草地或山丘上被杀，那里发生的是自然侵蚀而非沉积。任何带切痕的骨头与炉灶可能早就破碎，散落得不见踪影，成为被吹到和冲到今天大陆各处的尘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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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斯猎人进入处女地后向南扫荡，对天真的动物发动了闪电战——20世纪70年代时，这种观点无法被证实或反驳，但的确符合考古学证据。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蒙特贝尔德——这个定居点告诉我们，人类来到美洲的时间可能比克洛维斯技术发明——更重要的是，比大规模灭绝——早了几千年。如果最早的美洲人没有捕猎巨兽，那么这些动物可能不像保罗·马丁所认为的那样容易捕猎。相反，如果他们捕猎巨兽，那么上演的就不可能是闪电战，我们应该发现杀戮地懒、骆驼和雕齿兽的遗址。马丁的观点在两方面都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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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洛维斯人辩护的不仅有蒙特贝尔德的间接证据。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美洲拥有大量不在场证明——克洛维斯考古遗址本身。虽然西南部的遗址发现了大批猛犸骸骨，但其他地方的遗址暗示他们的生活方式专注于狩猎小型动物、捕捉海龟和采集植物性食物。[6]在宾夕法尼亚的肖尼——明尼斯尼克（Shawnee-Minisnik），克洛维斯人采集山楂和黑莓；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德贝特（Debert）遗址，他们捕猎驯鹿；在得克萨斯的拉伯克湖（Lubbock Lake），猎物是兔子、大雁和火鸡；在其他地方，比如内华达的老洪堡（Old Humboldt）遗址，克洛维斯人以鳟鱼、鸟蛋和蛤蜊为食。[7]他们有时也捕杀大型猎物。无论圣佩德罗河谷默里泉（Murray Springs）的猛犸是不是被猎杀的，一群野牛无疑是在沼泽中被伏击然后屠杀的。但即使在找到大量猛犸骨的遗址（比如莱纳牧场），同时发现的小型猎物也许更能代表克洛维斯人的正常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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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斯人似乎是机会主义者，采集各种能找到的植物，捕杀任何能找到的动物，而非专门捕猎巨兽。因此，可能只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小盐泉（Little Salt Spring）用投矛击杀了一只陆龟，或者在密苏里的基姆斯威克（Kimmswick）猎杀了一头乳齿象。[8]如果他们专门寻找大猎物，那么我们本该在肯塔基的大骨溪（Big Bone Lick）和弗吉尼亚的索尔特维尔（Saltville）找到克洛维斯矛尖——在整个冰河时代，这些天然的露天盐矿吸引了众多大型哺乳动物，便于捕猎巨兽。虽然人们已经在这两个遗址搜寻了200年，并找到了大量兽骨，但从未发现一枚克洛维斯矛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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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能的猛犸杀戮遗址似乎只是特例，而非克洛维斯定居点的常态——它们甚至可能不像乍看之下那样反映了猎杀。关键问题在于，北美发现过几处“自然”形成的猛犸骸骨堆，看上去很像克洛维斯遗址的骨堆，只不过没有人类遗物。骨堆由天灾造成，比如象群在穿越冰冻的湖泊时冰层破裂，或者陷入意外的泥沼。这些动物可能一起死去，完全没有任何人类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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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得到了内华达大学人类学家加里·海恩斯（Gary Haynes）的支持，他研究了非洲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干旱中自然死亡的场所。在查看了干涸水坑周围堆积和腐烂的尸体后，他发现它们与默里泉和莱纳牧场等遗址的猛犸骸骨惊人地相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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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恩斯指出，克洛维斯人旁观了因干旱导致的猛犸自然死亡，有时为使其免受痛苦而杀死它们。尸体基本没被动过，因为已经剩不下多少肉：这些动物是饿死的，甚至不值得敲开骨头取食骨髓。在新仙女木时期或此前不久，猛犸可能经历了这样的干旱时期——但这点同样缺乏决定性证据，干旱的严重程度甚至当时是否出现过干旱都大有争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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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怜悯而杀戮，或者只是无动于衷地看着快要饿死的猛犸，这与保罗·马丁和杰弗里·桑德斯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截然不同。事实上，克洛维斯矛尖本身可能也扮演了与最初所认为的完全不同的角色：这些珍贵的石制矛尖被放在死去动物的身边甚至身上，作为向它们致敬的标志或者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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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猜测提醒我们，克洛维斯人的生活方式一定远不只是为下一餐奔忙。不幸的是，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的证据非常有限。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如何处理死者，但显然不是定期埋葬，至少不是埋在他们的生活地点或考古学家已经发现的地方。[12]只有两处例外：内华达的鱼骨洞（Fishbone Cave）发现了被雪松树皮做的裹尸布包着的骸骨[13]，而在蒙大拿的安奇克（Anzick）遗址则找到了两名青年支离破碎的尸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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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奇克遗址于1968年发现，位于一处坍塌的小岩棚之下。在干燥的泥土中发现了100多件石头工具，包括许多精美的矛尖。它们并非随意丢弃，而是有意被放在一个撒有赭石粉的工具坑中。[15]类似的石器坑在美洲其他地方也有发现。[16]就算这些只是供回到某地的猎人队伍补给取用的器具仓库，也仍然无法解释赭石粉、石质矛尖上极其精美的做工，以及它们与安奇克人墓葬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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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克洛维斯矛尖的醒目色彩同样暗示，它们可能不仅是实用物品。矛尖用红色和褐色条纹相间的黑硅石、多彩的玉髓、红色的碧玉、火山玻璃和木化石制成。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奇异的彩色原材料呢？澳洲土著人出于宗教信仰也这样做。他们经常使用深红色的黑硅石，因为那是由祖先的鲜血形成的；石英因其闪耀出“彩虹般”的光辉而受到珍视，土著人相信这种光辉是生命的精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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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斯人也许出于类似的理由而选择了彩色石头。但如果的确如此，他们却没能留下任何岩画作为宗教信仰的证据。我们能做的只是揣测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和象征的世界中，石头矛尖的意义也许就像小雕像之于冰河时代欧洲的狩猎采集者，或者石英矛尖之于近代的澳洲土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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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的投矛上无疑沾染了血迹，但考古学证据还是让我们对克洛维斯人是否是大灭绝的唯一凶手（甚至是否起过任何作用）深表怀疑。但如果他们是无辜的，或者至少暂时得到保释，那么还有谁或者什么应该接受质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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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另外两名“嫌疑人”，作为一个有趣但纯属假设的看法，我们可以快速质问一下第一位“嫌疑人”：致命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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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罗斯·麦克菲（Ross MacPhee）和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热带医学教授普雷斯顿·马克斯（Preston Marx）指出，在公元前11000年的北美，一种病毒从新的人类殖民者传播到了大型猎物身上。[18]这种假想的“超级疾病”可能比任何有历史记载的疾病更加致命。虽然至今尚无丝毫证据，但他们认为瘟疫可以解释关于大规模灭绝的几个费解的事实，特别是它的速度和专门针对大型动物（他们称大型动物因繁殖速度慢而更受影响）。理论上是可能找到证据的：也许有被病毒感染的DNA碎片留存，可以从灭绝动物的骨头中提取出来。也许吧。这似乎只是个大胆的想法，从古代骸骨中恢复DNA被证明比科学家们几年前所认为的困难得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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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过度杀戮说的第二名“嫌疑人”是气候变化，对其的主要指控者有3位：丹佛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拉塞尔·格雷厄姆（Russell Graham），得克萨斯大学的地质科学教授欧内斯特·伦德里乌斯（Ernest Lundelius）和阿拉斯加大学的古生物学教授戴尔·格思里（Dale Guthrie）。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及其对动物栖息地的影响是大规模灭绝的罪魁祸首。在这个令人敬畏的三人组看来，气候并不直接通过让受害者经受过热、过冷、过湿或过干而杀死它们，而是通过摧毁其栖息地。[20]我们知道这是现代世界动物灭绝的主要原因，应该会马上认同他们的主张。格雷厄姆和伦德里乌斯宣称，冰河末期栖息地的严重减少是气候模式变化的结果——夏天变得相对更暖，冬天则更冷。随着一些成员无法忍受冬天或夏天，在季节差异有限的环境下进化了好几千年的动植物种群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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