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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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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长江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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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的起源，公元前11500—前6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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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开始了另一段独木舟之旅，这次他沿着长江而下。在从东南亚雨林出发的长途跋涉中，他穿过了高原、广阔的盆地和中国南部武陵山脉的深谷，沿着后者进入云贵高原上的山谷。这段旅行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穿越茂密的落叶林地，经过鹿、猪、貘和熊猫出没的地方。当树林变成草地时，他看到了更大的动物：犀牛。有一次还见到了剑齿象——这种象科动物长着挺直的象牙，外形类似北美的乳齿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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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遇到了许多狩猎采集者群体。他们在林地追踪动物，采集各种坚果、浆果和块根，从河流和湖泊中捡拾贝类。公元前14000年，卢伯克和位于今天中国南部贵州省白岩脚洞的几个家庭共处了一段时间。他坐在他们的火堆边，看着人们从石头上凿下石片，石片的形状和大小几乎无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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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脚只是那些狩猎采集者使用的几个据点之一，他们季节性地在山间、峡谷、林地和平原上来回迁徙。至少我们必须这样认为。更新世末的考古遗址在华南极其罕见，我们对冰河期世界该地区人类的生活方式几乎一无所知。白岩脚于1979年被发掘，提供了一批用石灰石、黑硅石、砂岩和石英制作的宝贵器物。[2]发掘出的骨骼同样珍贵，它们来自多种动物，包括剑齿象、貘、鹿和猪，也有的来自熊、虎和鬣狗。因此，在对切痕和咬痕进行研究前，我们无法确定其中有多少来自人类活动，有多少是食肉动物巢穴中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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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从白岩脚向北而行时，林地逐渐变得开阔，树木从阔叶品种变成了冷杉和云杉。气温下降，寒风开始席卷光秃秃的山峰。狩猎采集者也发生了改变，他们的食物选择减少，许多人现在依靠每年猎杀迁徙的马和鹿为生，就像卢伯克在冰河时代的欧洲所看到的。用野兽毛皮缝制衣物变得必不可少，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在寒冷的冬月里找到山洞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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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来到四川盆地时，他看到了宽阔的长江。江岸上有一队猎人，他们把自己的东西塞进独木舟，然后向东进发，在秋天捕猎完山羊后返回低地。卢伯克爬上船，坐在一捆捆羊皮间，找到一把多余的桨划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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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四川盆地标志着船只在长江上航行的极限。长江发源于西藏高原上5000米高处的积雪和冰川，经过6300千米后注入东海。沿江边很少发现公元前20000—前5000年间的考古遗址，尽管我们必须假设这条河对史前的狩猎采集者非常重要，就像对今天的中国人那样。不幸的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知道了，因为三峡大坝正在建设。[*]到2009年，大坝将装备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机，需要在坝的背面形成长达600千米的水库。大量已知的考古遗址将被淹没，新发现的可能性将完全破灭。不过，失去可能堪比阿布胡赖拉、红崖和内瓦里乔利（同样因幼发拉底河上的水坝而被淹没）的遗址对中国来说是比较次要的问题。水库将淹没150座村镇，让多达200万人背井离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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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元前13000年。卢伯克的手指和脚趾被冻僵了，当独木舟逆着寒风在长江上蜿蜒而行时，他僵硬的关节和疲劳的肌肉几乎无法划动船桨。幸运的是，他的同伴们生性顽强，而且熟悉冬天到来时的这条路线。独木舟绕过一处岩石岬角，进入垂直的石灰石山崖之间黑暗而狭窄的水道。断裂成奇异形状的饱经风雨的高耸石崖将好几千米宽的河面压缩到不超过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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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宜昌峡口，长江上最壮观的风景之一：江水在这里离开了武陵山脉[†]的崎岖土地，流向两湖盆地的平坦湿地。[4]时间在这条隧道般的通道中快速流逝。每划一次桨，卢伯克就看到10年过去，然后是一个世纪。几分钟后，他来到了公元前12000年，裸露崖壁外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气温上升，降雨增加，茂密的林地在峡口外曾经荒芜的丘陵和山坡上扩散开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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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晚期的间冰期到来了。在西亚，纳图夫文化正欣欣向荣，而在智利南部的蒙特贝尔德，人们正在建造房屋和喝茶。在中国，橡树、榆树和柳树正在取代零星的松树和云杉，树木之间则长出了茂密的蕨丛。河流因山顶冰川的融水而上涨，溪流开始从崖顶倾泻而下，岩缝中突然长满了铁线蕨，狭窄的悬崖边缘盛开着野花。卢伯克的同伴也变了，他们用轻便的短皮袍取代了厚厚的毛皮。他们的脸曾经隐藏在覆盖着冰霜的风帽和胡须背后，现在则在日光下熠熠生辉。一包包羊脂被装着橡子和浆果的竹篮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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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了公元前10500年。随着寒冷时期来临，太阳躲到云后，峡谷间再次刮起了刺骨的风。[6]又划了几下船，水位开始下降，河岸高高地突起在河道上方。一团团白雪在山顶周围飞舞，瀑布结冰，花朵在卢伯克眼前凋零。悬崖那边，冷杉和云杉卷土重来，橡树和蕨类在干旱和寒冷面前枯萎。毛皮衣物和羊脂回到了独木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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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00年后不久，一波剧烈的全球变暖拉开了全新世的帷幕。长江河谷沿岸的冷杉和云杉再次被阔叶和常绿林取代，小草被蕨类征服。卢伯克在公元前9500年离开峡口，他的同伴们再次换上了适合更温暖世界的衣物。篮子重新出现，还多了前所未有的东西：陶器。长江把卢伯克带到一片有着茂密森林、延绵丘陵和繁茂的河畔芦苇丛的世界。河流开始在两湖盆地的平原上蜿蜒、分叉和泛滥。他看到远处一片被树木覆盖的平地上升起了一缕炊烟。这是彭头山村，那里的居民种植并收获一种野草——今天被称为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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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这些人对卢伯克很重要：通过他们和长江河谷中其他史前居民的努力，这种草将被改造。它曾经只是分散生活在河边和湖畔小村子里的几千个人的食粮，现在却养活着世界各地的至少20亿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普通野生稻成了栽培稻（Oryza sativa），野生的变成了驯化的。[8]约翰·卢伯克即将见到最早的水稻种植，那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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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谷类植物，中国是水稻最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每年收获1.7亿吨稻米。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产量至少增加到原来的4倍，这部分得益于集体所有制，部分得益于新品种的选育和复种，以及机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中国因为水稻而成为世界大国，而水稻的驯化历史始于最早种植这种生长在长江河谷沼泽中的野生植物的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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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水稻至少有20个品种，方便起见都被称为普通野生稻。[10]有的作为多年生植物在永久沼泽中蓬勃生长，有的则是一年生，它们所在的沼泽或沟渠通常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会干涸。就像野生小麦和藜麦不同于其野生祖先，驯化水稻也与野生品种不同。不仅谷穗会“等待收获者”而非自行破裂，而且种子会在前后几天内发芽，从而使整片作物一起成熟。和野生小麦一样，野生水稻会陆续发芽，常常持续好几周或好几个月。这保证了至少一些幼苗能找到有利的生长条件——得益于农民的工作，驯化品种可以确保这点。另一个差异是大小——驯化品种的稻米要比野生品种的大得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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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中国考古学家裴安平对彭头山进行发掘时，他找到了当时已知最早的驯化水稻痕迹，测定为至少公元前7500年。在他的发现之前，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水稻种植始于印度，或者更可能始于东南亚大陆，今天在那里可以找到大片野生水稻。于是，出于与在新月沃地寻找现代小麦和大麦起源相同的逻辑，考古学家们在长江以南很远的遗址寻找水稻种植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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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初看似取得了成功。在泰国高原的榕树谷洞（Banyan Valley Cave）和暹罗湾沿岸的科帕农第（Khok Phanom Di）定居点找到了据信至少为公元前6000年的稻粒。但放射性碳定年显示，这些样本要晚近得多——科帕农第的不超过公元前1000年，榕树谷洞的只有几百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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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长江河谷中发现了小片野生水稻。[13]人们很快意识到，野生稻在该地区的稀少可以用密集农业习惯摧毁了它们的自然栖息地来解释。彭头山的发掘让长江中游被确认为栽培水稻的可能发源地。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比彭头山更早的遗址，希望找到从野生到驯化水稻的过渡本身，即中国版的哈格杜德道或古伊拉纳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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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麦克尼什（我们已经提到他在墨西哥中部的工作）和北京大学的严文明一起探索了位于今天江西省长江南岸石灰岩山丘上的洞穴。[14]与麦克尼什在墨西哥中部干旱山洞中的经历不同，他们发现中国遗址上的植物已经几乎完全腐烂。幸运的是，洞中沉积物里留存了一些关键的显微证据：植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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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硅石是植物细胞中形成的微小硅粒。来自地下水的硅有时会填满细胞，并在植物本身腐烂后仍然保持形状。由于是无机物，植硅石常常在植物的其他所有痕迹都消失后仍留存在土壤中。此外，不同植物（或者说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会产生不同形状的植硅石。因此，它们能被用来确定曾在土壤中生长，或者作为食物或垃圾被留在那里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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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些植物产生的花粉粒比其他的更多，有些则能产生更多的植硅石。禾本科是制造植硅石的大户，而且虽然不同品种的花粉粒几乎相同，它们的植硅石却截然不同。密苏里大学的德博拉·皮尔索尔是水稻植硅石研究的领军者，她发现最与众不同的植硅石来自“颖片”细胞，即稻谷的苞片，因为上面有较长的锥形纤毛或突起。[15]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土壤中找到这些植硅石明确表明那里曾生长过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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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皮尔索尔工作的关键在于，颖片植硅石能被用来确定早已消失的水稻是野生还是驯化的——即它们是生长在沼泽中，还是被种植在稻田里。与稻米体积的增大相对应，驯化品种的植硅石也比野生品种更大。[16]凭着这种发现，理查德·麦克尼什和严文明发掘的山洞沉积物可能成为确定水稻种植何时何地开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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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桶环洞位于一座石灰岩小山的侧面，坐落在长江南岸一片被称为大源盆地的沼泽中[17]——与不久前发现的那片野生水稻相距不超过50千米。麦克尼什和严文明在山洞中央开挖了一条5米深的壕沟，露出至少16个整齐叠在一起的居住层。最上面的8层涵盖了公元前12000—前2000年，下面几层的年代尚未确定。每一层中都发掘出动物骨头和石质工具，公元前10000年的那些土层中还有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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