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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 第七章 语言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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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口语的进化是人类史前时期进化的一个转折点。人类有了语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创造出多种新的世界：内省意识世界以及我们创造的并与他人分享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世界。语言成了我们的媒介，文化成了我们的小生境。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kerton）在1990年出版的《语言和物种》（Language and Species）一书中，很有说服力地表述了这一点：“只有语言能够冲破锁住一切其他生物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我们解放出来，获得了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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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只能肯定两个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一个是直接的，另一个是间接的。首先，口语显然区分了智人和所有其他的生物。除人以外没有任何生物具有复杂的口语，具有一种沟通手段和一种进行内省思考的媒介。其次，智人脑量是进化上我们最近的亲戚非洲猿的脑量的3倍。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关于它的性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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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哲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在研究语言的世界，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语言的大部分东西是在近30年中才出现的。大体说来，关于语言的进化之源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把它看作是人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是随着我们脑子的增大而产生的一种能力。这样，语言被认为已跨过认识的门槛，它是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第二种见解认为，口语是在非人的祖先中通过作用于各种认识能力——包括但并不限于交流信息——的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在这所谓的连续性模式中，语言是随着人属的进化而开始，在人类史前时期逐渐进化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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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支持第一种观念，他在同行中的影响巨大。对于代表大多数语言学家观念的乔姆斯基学派来说，在人类历史早期寻找语言能力的证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更不用说在我们的猿和猴的堂兄弟中寻找这种证据了。因此，对于那些通常是通过计算机和任意的词形试图教给猿猴用符号进行某种形式的信息交流的人来说，他们强烈反对第一种观点。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在哲学上把那些将人看作是特殊的动物并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分离的人，与那些承认在人和自然界之间有一种紧密联系的人划分开来。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关于语言性质和起源的争论更加容易动感情的了。语言学家对猿语研究者所说的尖刻的话，无疑反映了这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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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那些主张唯独人类才有语言的人进行评论时，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家凯瑟琳•吉布森（Kathleen Gibso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虽然他们的推测和讨论是科学的，[这种看法]严格地符合悠久的西方哲学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圣经》的作者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认为人类的精神和行为与动物的有着质的不同。”由于这种思想，那些认为诸如制造工具、使用符号、镜象认识，当然还有语言是唯独人类才有的行为的思想长期充斥了人类学文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现猿能使用工具，使用符号以及在镜子中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这堵“唯人才有”之墙逐步瓦解。只有口语这个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触动。因此，语言学家成了人的独特性的最后辩护人。他们看来是非常认真地在承担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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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发生于人类史前时期——以某种方法并循着某种时间的轨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在所有我们的精神能力中，语言是在意识门槛之下的最深处，是理性最难理解的，”比克顿说，“我们几乎无法记起一个没有语言的时代，更不必说我们是怎样获得语言的。当我们第一次能够产生一个想法时，语言就在那里。”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作为一个物种，通过精心制作的文化，语言改变了我们彼此相互作用的方式。语言和文化使我们既联合又分开。世界上现存的5000种语言是我们共有能力的产物，但是他们创造的5000种文化是互相分离的。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的产物，以致我们常常不能认识到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种人工制品，直到我们面对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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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确实在智人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人类发出不相连贯的声音或音素的能力，只是稍高于猿的这种能力：我们有50种音素，猿大约有12种。然而，我们对那些声音的使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们能被编排和重新组合而赋予人类平均具有10万个单词的词汇量，而那些单词能组合成无数的句子。因此，智人快速和详细的交流信息能力和思想之丰富方面，在自然界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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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解释语言是怎样产生的。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我们无需指望自然选择作为语言的根源，因为语言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是一种一旦越过某种认识门槛就会出现的能力。乔姆斯基主张：“目前我们不知道，在人类进化期间出现的特殊条件下，当10亿神经细胞被放在一个篮球大小的物体中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像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一样，反对这种观点。他简单扼要地宣称，乔姆斯基“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脑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他主张，“使得语言产生的是脑的微型电路的精确的接线，不是总的大小、形状或神经元的组装。”平克尔在1994年发表的《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收集了有利于口语遗传基础的证据，支持语言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这些证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数量太多，这里无法详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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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有利于口语进化的自然选择压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可能不是一出现就很完善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追问，一种欠发达的语言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最明显的答案是，语言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我们祖先开始进行初步的狩猎和采集时，这种能力对我们的祖先确实会是有益的。狩猎和采集是一种比猿的更具有挑战意义的生存方式。随着这种生活方式日益复杂，社会和经济协调的需要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自然选择会因此而稳步地提高语言能力。结果，古猿声音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能类似现代猿的喘气、表示蔑视不满的叫声和哼哼声——会扩大，而它的表达会变得更有结构性。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语言是因狩猎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或者似乎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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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完善，制作的工具更精细更复杂。这一进化上的变化早于200万年前的人属的一个物种的出现，并在大约最近20万年内的某个时期随着现代人的出现、脑量增加3倍而达到顶峰。脑子从最早的南方古猿类的大约400毫升扩大到今天的平均1350毫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类学家在技术的日益复杂和脑量的日益增加之间得出了因果的联系：前者驱动后者。记住，这是我在第一章中描写的信奉达尔文者的整个进化学说的一部分。不久以前，对人类史前时期的这种看法高度地被概括在肯尼思•奥克利1949年发表的名为《人、工具制造者》（Man，the Toolmaker）的经典小册子中。如同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奥克利是最早提出下列看法的研究者之一：现代人的出现是由于语言“完善”到我们今天经历的水平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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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对人类心智形成的一种认识，目前流行着一种不同的进化解释，这是一种更适应于把人作为社会动物而不是工具制造者来认识的观点。如果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相互作用的工具而进化，那么在一个狩猎和采集的背景中，语言沟通能力的提高被认为只是一种次要的因素，而不是基本的进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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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是这种新观点的先驱者。这种新观点是在60年代诞生的。“我的倾向是，语言是从一种基本上是合作的而非侵略的社会行为的认识母质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依赖于两性之间一种劳动行为的具有补充性质的社会结构的分工，”他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这是一个必需的适应进化战略，它让人类能有一个延长的幼儿依赖期，能延长生殖成熟的时间，推迟身体发育成熟，让脑能长得更大和进行行为的学习。”请注意，这种看法与我在第3章中描述的人科生活史型式的发现是何等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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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洛韦的开创性的思想已经过了几次变化并被称为社会智力假说。最近，伦敦大学的灵长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展了这种假说，他说：“更为传统的理论是，灵长类需要大的脑来帮助它们认识怎样处世并解决它们每天寻找食物中遇到的问题。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是，灵长类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为大的脑的进化提供了动力。”在灵长类群中，梳理皮毛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梳理皮毛使个体之间密切接触和互相照顾。邓巴说，这种方式在一定大小规模的群体中是有效的，但是当群体超过那个大小时，就需要其他使社会关系顺遂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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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认为，在人类史前时期，群的成员增多，产生了要求更有效的社会关系的选择压力。“与梳理皮毛相比，语言有两个有意义的特征”，他解释道，“你能同时与几个人谈话，而且你能在田野里一边走路、吃东西或工作，一边谈话。”他提出，结果是“语言的发展使更多的个体结合到它们的社会群体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是“有声的梳理皮毛，”并且邓巴认为语言只是“随着智人的出现”而产生的。我很赞同社会智力假说，但是，我将表明我不认为语言是在人类史前时期很晚的时候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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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争论中，语言产生的时间是基本问题之一。它是否出现得较早，随后再逐渐改进的？还是晚近突然出现的？请注意，这个问题有哲学上的含意，与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多么特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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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许多人类学家赞成语言是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看到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中人类行为的急剧变化。纽约大学考古学家兰德尔•怀特（Randall White）在大约10年前发表的一篇引起争论的论文中提出，早于10万年前的人类各种活动的证据显示了“完全缺乏会被现代人认作语言的东西。”他承认，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这时已经出现，但是他们还没有“发明”文化涵义上的语言。语言出现要晚得多：直到35000年前，这些人群才掌握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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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列举了7个方面的考古证据，按照他的看法，这些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发生的人类的语言能力已明显提高了。第一，着意埋葬死者几乎可以肯定开始于尼安德特人时期，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陪葬品，埋葬变得更加复杂。第二，艺术表现，包括形象制作和身体装饰，只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的。第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发明和文化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第四，第一次出现了文化的地区性差异——这是社会界限的一种表现和产物。第五，以外来器物交换的形式出现的远距离接触的证据在这时变得明显。第六，居住遗址明显增大，对于这样一种程度的计划和协调，语言将会是必需的。第七，技术由主要使用石头扩大到包括其他原料如骨头、鹿角和粘土，表明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复杂性，要是没有语言，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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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和其他人类学家包括刘易斯•宾福特（Lewis Binford）和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都相信，这一连串人类活动的“第一”都以复杂的、完全现代的口语的出现为基础，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宾福特在前现代人中没有发现能表明进行计划和为预见和组织未来的事件和活动所需要的才能的证据。语言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语言，尤其是符号，使得抽象成为可能”，他争辩说，“除了一个基本良好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沟通系统以外，没有任何媒介能使这样迅速的变化得以发生，”与这种见解基本一致的克莱因，在南非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证据表明狩猎技巧在相对较晚的时期迅速地提高。他说，这是现代人的心智包括语言能力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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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认为语言是伴随现代人出现而得到较快发展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它没有完全统治人类学的思想。我在第3章中曾提到过迪安•福尔克的人脑进化研究坚持语言在较早时期就已发展的看法。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人科成员不使用和改进语言，我想知道他们用他们的自然增长着的脑子在干什么。”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医院的神经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持有相似的看法，但他不是根据化石脑，而是根据对现代脑的研究。他在1989年发表于《人类进化》杂志（Human Evolution）上的一篇论文中特别提到：“语言能力是在一个由脑一语言互相作用所决定的持续选择的漫长时期（至少200万年）中进化的。”迪肯比较了猿脑和人脑之间的神经联络的差别。他指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变化最大的脑的结构反映了口语对于计算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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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话不会变成化石，那么人类学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间接的证据——我们祖先制作的物品和他们身体的解剖变化——似乎讲述了我们进化历史不同的故事。我们将从考察解剖证据包括脑的结构和声道的构造开始，然后我们将考察考古记录中有关技术的复杂化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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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200多万年前随着人属的起源，人脑开始增大，随后稳步地继续增大，到50万年前，直立人的平均脑量是1100毫升，接近现代人的平均值。在从南方古猿类到人属的开始的50％突增以后，不再有迅速的增加。虽然绝对脑量的意义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在人类史前时期脑量增加3倍肯定反映认识能力的提高。如果脑量与语言能力有关，那么脑量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的增加表明了我们祖先的语言能力的逐步发展。特伦斯•迪肯根据对猿脑和人脑的解剖学比较表明，这是一种合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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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杰出的神经学家哈里•杰里森（Harry Jerison）指出语言如同人脑生长的发动机，否定了人是工具制造者的假说所体现的思想，即操作技巧提供了进化压力使脑子变得更大。“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不合适的解释，不只是因为工具制造可以由很少的脑组织来完成，”他于1991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说道，“另一方面，简单、实用的会话要求大量的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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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语言基础的脑的结构比人们曾经认为的复杂得多。似乎有许多与语言有关的区域分散在人脑的几个部位。如果在我们祖先的脑子中能够鉴别出这样的区域，这对我们解决语言问题是非常有利的。然而，有关已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脑子的解剖证据仅限于脑表面的轮廓；化石脑没有提供内部结构的线索。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脑的表面看到以某种形式与语言或使用工具有关的脑的特征。这就是脑的布罗卡（Broca）区，位于（大多数人）左颞叶附近凸起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在人脑化石上找到布罗卡区的证据，这将成为语言能力出现的标志，尽管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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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可能的标志是现代人脑的左边和右边大小的不同。在大多数人中，左半球大于右半球，部分原因是左半球与语言有关。与这种不对称相联系的是人类惯用右手的现象。人类中有90％的人惯用右手，因此，惯用右手和语言的能力可能与左脑较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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