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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 第八章 心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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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次主要的革命是地球上生命历史的标志。第一次是在早于35亿年前的某个时候生命本身的起源。以微生物形式存在的生命,在一个以前只有化学和物理起作用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第二次革命是大约5亿年前多细胞生物的起源,使生命变得复杂,因为无数种类和大小的动、植物出现井相互作用于富饶的生态系统中。第三次重大事件是在最近250万年内的某个时候人类意识的起源。生命能意识到自身,并且开始改变自然界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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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意识?更明确他说,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意识或自我认识的媒介经历了人生。意识在我们生活中是如此强大的一种力量,不可能想象人没有我们称之为反映意识的主观知觉而存在。它主观上是如此之强而有力,但客观上又是如此令人难以捉摸。意识问题使科学家处于困境,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自我认识的感觉是如此鲜明,它阐明了每一件我们所想的和所做的事情;可是,我没有办法能客观地知道,你感受了与我一样的感觉,反过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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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努力了几个世纪来确定这个捉摸不定的现象。在某一方面来说,集中于监控一个人自己精神状态的能力的操作性定义,客观上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它们不能与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我们存在的方式相联系。心智是自我感觉的源泉——这是一种有时是独有的,有时与别人分享的感觉。心智也是一种通过想象能达到日常生活中的物象以外的世界的途径;并且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抽象世界引入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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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世纪以前,德斯卡特斯(Descartes)试图解开在自身内部产生的自我感觉从何而来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谜。哲学家已把这一两分现象称作心一身问题。德斯卡特斯描述道:“感觉好像我已突然掉入一个深的旋涡,使我翻过来滚过去,因此我既不能站立在底部,也无法游到顶上。”他对心一身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把心智和肉体作为完全分开的实体来描述,这是一种构成一个整体的两元论。塔夫茨大学的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中说,“它是一种想象力,把自我想象为一种就像拥有和控制汽车一样拥有和控制肉体的非物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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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卡特斯也认为心智是人唯一独有的领域,而所有其他动物只不过是自动装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相似的观点统治了生物学和心理学。被称作行为主义的这种世界观认为,人以外的动物只不过是反射地对它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反应,并且缺乏分析思想过程的能力。行为学家说,没有动物心智这种东西;或者,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无法以一种科学的方法来了解它,因此可以不予考虑。近些年来主要由于哈佛大学行为生物学家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的工作,这种观点在发生变化。20年来格里芬一直在发起一场运动来推翻对动物世界的这种否定的看法。他已就这个主题出版了3本书,最近的1本《动物的心智》(Animal Minds)出版于1992年。他提出,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几乎己被关于动物意识的观点所束缚。”他说,这是行为主义连续不断影响的结果,好像一个幽灵笼罩在科学之上。“在其他科学领域,我们必须接受并不是百分之百严格的证据,”格里芬说,“历史科学是如此——想想宇宙论,想想地质学。而且达尔文也不能以严格的方式证明生物进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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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们在试图解释人的形体的进化时,最终也必定谈到人的心智,尤其是人的意识的进化,这是一个生物学家更应准备仔细考虑的题目。我们必须提出下列问题:这样一种现象是如何在人脑中出现的,也就是它是突然地形成于智人的头脑中,如行为学家们的观点所暗示的,在自然界任何其他类型的生物中有没有先驱?在人类史前时期的什么时候,意识达到我们现在经历的阶段?它是否出现得早并通过史前时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心智这样一种特殊性给予了我们祖先以什么样的进化上的好处?请注意,这些问题与有关语言进化的问题是相似的。这不只是巧合,因为语言和自我认识的反映无疑是有紧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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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不能回避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问题,如同丹尼特所提出的,“是否存在着任何一个有意识的实体能为他自己做的事情,而那个实体的完美的无意识的模拟物却不能为他自己做的事情?”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也承认这是令人困惑的。他讲到生物体需要能预见未来,这种能力是用计算机来模拟脑子同样可以得到的。他宣称,这个过程是不需要有意识的。然而,他提到“模拟进化的能力似乎最后达到主观的意识。”他认为为什么竟然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当代生物学面临的最深奥的问题。“也许当脑对世界的模拟变得如此完美以致于它必须包括一个它自身的模式时,意识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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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总有这种可能性,意识不是“为了”什么而出现,只是大的脑子在运行中的副产品。我更喜欢采用进化的观点,认为如此强有力的一种精神现象很可能具有生存上的好处,因此它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如果看不到这种好处,那么也产会接受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没有适应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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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物学家哈里•杰里森对生命在陆地上出现以来脑子进化的过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脑的变化是相当惊人的:主要的新动物群(或亚群)的起源,通常都伴随着脑子相对大小的一次飞跃性变化,这被称为脑扩大化。例如,当第一批古老的哺乳动物在大约23000万年前出现时,它们所具有的脑量比爬行动物的平均脑量大4~5倍。随着5000万年前现代哺乳动物的起源,智力机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与哺乳动物的整体相比,灵长类是脑子最大的一类动物,其脑量是哺乳动物平均脑量的2倍。在灵长类中,猿的脑量最大,大约是灵长类平均脑量的2倍。而人的脑量是猿的平均脑量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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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把人放在一边。脑量在进化史上的逐步增加,可能意味着生物学优势更大的进步:较大的脑意味着较聪明的生物。从某种绝对意义上来说,这一定是真实的,但是采用一种进化的观点来考查正在发生的事情更为有效。我们可以认为哺乳动物稍为聪明,而且优于爬行动物,稍能较好地利用它们需要的资源。但是生物学家终于认识到,这不是真的。如果哺乳动物在利用世界上各种生态灶方面确实具有优势,那么这应当反映在其种属的多样性上,可以期望它们在利用生态灶的方式上会更加多样化。然而,在哺乳动物晚近历史的任何一段中存在的哺乳动物的属的数目,大约与恐龙的属的数目一样多,恐龙是时代较早的非常成功的爬行动物。况且,哺乳动物能够利用的生态灶位的数目相似于恐龙的生态灶位的数目。那么,有一个较大的脑子的好处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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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进化的动力之一是种间的不断竞争,在此过程中一个种通过进化创新而得到暂时的效益,只是由于反创新而被别的物种超过,等等。结果显然是一些较好的生存方式得到了发展,例如跑得较快,视觉较敏锐,能较有效地抵挡进攻,较为聪明,所有这些尽管不能保证具有永久的效益。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个过程被称为军备竞赛:双方的武器可以变得数量更多或更加有效,但是最终对双方并不一定都有益。学者们已把“军备竞赛“这个术语引入到生物学中来描述进化中的同样的现象,较大脑子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军备竞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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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较小的脑相比,较大的脑一定发生着某种不同的事情。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事情呢?杰里森认为,我们应该把脑子看作是一个物种创造的对现实的翻版。我们作为个体所感觉的世界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所控制。同样,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感觉到的世界是被我们所具有的传递感觉的渠道的性质所控制的。任何一只狗的主人都知道,存在着一个一只狗而不是人参与其中的嗅觉经验的世界。蝴蝶能看到紫外线,我们不能。因此,我们头脑内部的世界——不管我们是一个智人、一只狗或一只蝴蝶——是由外部世界进入内部世界的信息流的性质以及内部世界加工信息的能力所形成的。在真实的外部世界和头脑感觉的内部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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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脑子在进化过程中的增大,它能够更完全地驾驭更多的感觉信息的渠道,也能更透彻地综合输入的信息。因此精神模式使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真实的外在世界的实际情况更加接近,尽管如我已经说过的,存在着某些无法避免的信息上的差距。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内省意识而骄傲,但是我们能认识到的只是脑子所装备的用来跟踪世界的东西。虽然许多人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沟通工具,杰里森主张它也是一种进一步磨利我们精神的手段。正如视觉、嗅觉和听觉的感觉渠道对于某些动物群体构筑它们特殊的精神世界是特别重要的,语言对于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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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和心理学中,有大量有关究竟是思想依赖于语言还是语言依赖于思想问题的文献。毫无疑问,许多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认识过程是在没有语言或者甚至没有意识的参与下发生的。任何体育活动,例如打网球,许多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发生的——也就是说,对于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没有确切连贯的评述。当一个人正在想着一件事情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另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对某些心理学家来说,口语只是对根本认识的事后的想法。但是,语言确实以一种不出声的心智所不能的方式把思想加工成形,因此杰里森的论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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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已经提到过的,人科成员的脑在其进化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小增加了2倍。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变化,脑的整个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猿脑和人脑结构的基本类型是一样的:两者都分成左、右半球,每一半球都有4个不同的叶: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在猿脑中,枕叶(在脑的后部)大于额叶;人的类型正好相反:额叶大而枕叶小。人脑和猿脑结构的这种差别可能成为人的心智产生的基础。如果我们知道结构的这种变化发生在人类史前时期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人类心智出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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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脑的外表面在头骨的内面留下了它的轮廓。为石化的头骨内面做一个乳胶模型,可能得到一个远古时代的脑子的图像。正如迪安•福尔克在研究南非和东非一系列头骨后所发现的,从这种考察中所引出来的故事是富有戏剧性的。她说:“南方古猿类脑的结构基本上是似猿的”,她指的是额叶和枕叶的相对大小。“似人的结构存在于人属的最早的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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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当人属最早的种进化时,人科生物学的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例如身材和发育生长的类型——这是一些我把它们视为标志了向新的狩猎和采集适应生境转变的变化。这种结构上的改变与脑大小的变化是一致的,并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然而,这时人的心智能力到达什么程度还不那么容易确定。在我们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之前,需要知道与我们最接近的猿的心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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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是典型的社会化生物。观察一个猴群,只需几个小时就足以了解社会性的相互作用对于猴群成员的重要性。己建立的结盟关系经常受到考验并维持下去;探索新的结盟关系;朋友将得到帮助,对手将受到挑战;而为了得到交配的机会始终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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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灵长类学家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罗伯特•赛法思(Robert Seyfarth)花了几年时间观察和记录肯尼亚安布塞利国家公园的几群黑手长尾猴的生活。对于偶尔观察猴子的人来说,突然发生一阵常常是侵略性的活动看起来好像是社会的混乱。然而,切尼和赛法思知道群中的每一个个体,知道谁和谁有亲戚关系,知道结盟和对手关系的构成,就能了解这表面上的混乱的意义。他们描写了一次典型的冲突:“一只名叫牛顿的雌猴在争吃果子时可能向另一只名叫泰乔的猴子猛冲过去。当泰乔走开时,牛顿的姐妹克劳斯跑过来帮助追逐。同时,牛顿的另一个姐妹斯克拉布跑到正在18米外吃东西的泰乔的姐妹霍尔布恩那里,并打它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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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两个个体之间冲突,很快扩大到包括朋友和亲戚,并且可能是受到新近一轮相似争斗的影响。切尼和赛法思解释道:猴子不仅要预测互相的行为,而且它们必须估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一只面临所有这种非随机的骚动的猴子,不能满足于简单地知道谁是它的统治者或者谁是它的下属;它也必须知道谁与谁结盟以及谁可能帮助对手。”剑桥大学心理学家尼科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认为,心智上监控群体结盟关系的迫切需要是灵长类学中一个反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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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是这样的:“在实验室人工豢养的情况下已经重复地证明,类人猿具有给人深刻印象的创造性推理的能力”,汉弗莱解释道,“但是当这种动物处于自然环境中的时候,它们没有任何与这些智力相符的行为。我必须了解有任何表明野外的黑猩猩在解决生物学相关的实际问题时使用它的全部智力推理的能力的事例。”汉弗莱评论说,对于人同样可以这样说。例如,假定像灵长类学家观察黑猩猩一样,通过一副双筒望远镜来观察爱因斯坦,观察者很难从这位伟人身上看到天才的闪光。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他确实不需要使用他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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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然选择是极其浪费的,使得灵长类——包括人——比它们真正需要的更加聪明,或者它们的日常生活比外来观察者看到的情况需要更高的智力。汉弗莱终于相信,这两种假设中的第二种是正确的。明确他说,灵长类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对智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他提出,创造性智力的主要作用是“共同来保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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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学家现在知道,灵长类的群体内部的结盟网是极为复杂的。了解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是十分困难的,而这却是个体要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而且由于结盟关系的经常改变,使得这个任务更为艰难得多。因为个体总是寻求改进它们结盟的势力,常常为了寻求它们自己的最大的利益以及它们至亲的利益,个体有时发现,破掉现存的结盟并建立新的结盟,也许甚至与从前的对手结盟,是有利的。群的成员因此而发现它们自己处于不断变化的结盟格局之中,而在进行汉弗莱称之为社会的国际象棋的不断变化的比赛中要求有敏锐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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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国际象棋的参赛者必须比用木头棋子比赛的运动员更有技巧,因为不仅仅是棋于难以预测地变换身份,马变成象,卒变成车,等等,而且结盟者也偶尔在两方问转来换去并变成敌人。社会的国际象棋的参赛者必得始终保持警惕,寻找可能的好处,注意意想不到的不利情况。它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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