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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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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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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错误和肯尼迪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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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错了”，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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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战争中，有3,000多名美国人失去了生命，每天的战争经费的消耗更是高达两亿美元，也就是说，一年花掉了730亿美元！难怪美国大部分议员都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站在同一条战线，确信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落荒而逃”。正如2006年7月4日布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t. Bragg, N.C.）发表的讲话中所重申的那样：“在任务完成之前决不撤军，我不能让2,527位牺牲在伊拉克的士兵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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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作出过很多类似的不理智决定，结果导致股份丧失、投资不利、生意亏本或者关系破裂。其实如果当时能够理智一些，就可以推断出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决定是否投资。但是，“如果”永远只是“如果”——无论是在爱情、战争还是商业投资方面，我们都丧失过理智。这些在不理智状态下作出的决定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沉没成本谬误”（sunk-cost fall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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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卡罗尔·塔佛瑞斯（Carol Tavris）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的心理学教授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在两人合著的《不是我的错》［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一书中，对造成“沉没成本谬误”和其他认识谬误的心理状态作了分析。“自辩”机制（self justification），即“允许人们说服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是他们探讨的焦点。当人们使用被动语态宣布“错误产生”的时候，就说明理智已经回归。就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谈到越南、柬埔寨和南美问题时坦承的那样，“错误很可能是由我所供职的部门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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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矛盾是导致自辩的根源：“任何人在面对心理上彼此矛盾的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仰和意见）时，都会觉得紧张，”塔佛瑞斯和阿伦森解释说：“这种矛盾会造成自责、懊悔、痛苦等不同程度的精神不适。在找到适宜的缓解方式之前，人们很难摆脱这种不适的精神状态。”而正是在缓解矛盾心理的过程中，自辩机制才开始加速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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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死刑可以说是认知不准确的极端体现。从1992年美国实施“昭雪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以来，有192人被免除了死刑。但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萨穆埃尔·格罗斯（Samuel R. Gross）对此并不满意，“如果我们能够像复审死刑判决那样认真审阅每份判决书”，“在过去的15年里，能够被免除牢狱之苦的人就会超过28,500个，而不是区区255个”。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的法制记者罗布·瓦尔登（Rob Warden）的解释，通过自辩机制缓解心理矛盾是一种屡见不鲜的心理现象，“人们一旦陷入这一机制，就会变得非常愤世嫉俗”，“你会认为人们都在对你撒谎，在此基础上你会衍生出一套‘隘见’（tunnel vision）性的犯罪理论。多年以后，当有确凿证据显示某个罪犯无辜的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等一下，若不是这个证据是错误的，就是我自己搞错了——但我是个好人，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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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情况下，的确有人曾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他们大多得到了人们的宽恕，受尊敬程度甚至还因此得到提升。在猪湾（Bay of Pigs）事件后，约翰·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 Kennedy）发表了如下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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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门会坦承他们的错误，就像某位智者曾经说的，‘除非你拒绝改正，否则失误将不会成为错误’。我们需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我们不需要寻找替罪羊……我必须为失败担负最终责任，没有别人，就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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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讲话让肯尼迪的声望飙升，一跃成为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领袖。如果布什说出这样一席话，情况会怎样呢？（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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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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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先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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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类的理智接受了某个观点……就会把其他所有事物拉过来，支持这个观点。即使还存在很多有分量的反对证据，理智也只会忽略或者轻视它们……就是为了通过这种强烈而有害的先决方式，保护先前结论的权威性不被破坏。”——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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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威尔·罗格斯（Will Rogers，著名美国作家，他笔下诞生了许多幽默、犀利的评论，以讽刺美国社会和政治见长）一样，我不属于任何政党组织。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倾向于财政保守和社会自由的人，不论我遇到的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我总能发掘出我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点，所以我在两大阵营中都有好朋友。我发现：不管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双方都同样确信，证据毫无疑问是站在自己这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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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这种确信称为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我们寻找确凿的证据，支持早已形成的信仰，并忽视或曲解反驳性的证据。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研究已经找到了证实性偏见在大脑中发生的部位，以及它是怎样在下意识中被情绪左右的。在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指导下，心理学者德鲁·韦斯腾（Drew Westen）主持了这项研究。研究小组在个性与社会心理学学会2006年年会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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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正当美国总统选举如火如荼之际，他们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对30名男性进行了脑部扫描。其中一半自诩“铁杆的”共和党人，另一半则标榜自己是忠实的民主党人。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对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和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陈述进行评价，而两位候选人的陈述明显彼此冲突。果不其然，在参与实验者的评价中，民主党支持者针对布什，共和党支持者也批评克里，都认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占据着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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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经成像结构却显示，大脑中与推理联系最紧密的部分——背外侧的前额皮层是安静的。大多数脑活动位于眶额回（orbital frontal cortex），那是处理情感的地方；还有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与冲突的调和有关；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与道德责任的判断相关；以及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和报偿与愉快感有关（一旦话题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情感就会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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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大脑通常负责推理的那些部位没有任何活跃度提高的迹象，”韦斯腾在埃默里大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情感回路的网络被激活了，其中包括疑似与调节情感相关的回路，以及与调和冲突相关的回路。”有趣的是，负责报偿选择行为的神经系统回路也被激发了。“本质上，它的出现就好像某一党派的人转动认知万花筒，直到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结论，然后他们强化了这一结论，并把反对一方的负面情感状态和活动排除掉”，韦斯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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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果的含义远远超出了政治的范围。当法官或陪审团权衡指控被告的证据时，当首席执行官（CEO）评估有关公司的信息时，或者当科学家考量有利于某个理论的数据时，都将经历相同的认知过程。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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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上，我们已经建立起自我纠错（self-correcting）机制。实验中执行严格的双盲控制（double-blind control），无论是被实验者，还是实验者，在数据采集阶段都不应该知道实验状况。实验结果由专业组织和专家评审的刊物来评判。如果与初始研究者没有关联的其他实验室能够重复这个试验，这项研究才能得到认同。驳斥性的证据，以及对于数据的相反解释，都必须包含在论文中。同行质疑应该受到鼓励，不同寻常的结论需要有不同寻常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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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商业和政治的竞技台上，我们也需要对证实性偏见进行相似的控制。法官和律师应当彼此提醒，同时还要选择性地采集资料来支持论点，并提醒陪审团注意证实性偏见的影响。CEO应该用批评的眼光去评判副手们的热情建议，并要求了解相反的证据和针对同一计划的其他评估结果。政治家需要一套更加强有力的专家评审体系，超越竞选活动中粗鲁的辱骂，我非常乐意看到这样一种政治辩论：要求竞选人站在对方的观点上发表看法。（翻译 波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