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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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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9 群英会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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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个星期后，我和查加夫又在巴黎见面了。我们俩都在那里出席国际生物化学大会。经过巴黎索邦大学黎塞留大厅（Salle Richelieu）外的庭院时，他略带嘲讽地对我冷冷一笑，算是对和我认识的唯一表示。那天，我一直在寻找德尔布吕克的身影。在我离开哥本哈根去剑桥大学前，他曾为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找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并为我安排好了1952年9月开始的由脊髓灰质炎基金会（Polio Fundation）提供的奖学金。这年3月，我曾给德尔布吕克写信，要求在剑桥大学再停留一年。他毫不迟疑就答应把我的奖学金转到了卡文迪许实验室。德尔布吕克如此爽快实在太难得了，令我非常开心，要知道他自己仍然不能肯定以鲍林那种方式进行结构研究是否真正有价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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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烟草花叶病毒螺旋结构的照片带在了身边。这一次我非常确信，德尔布吕克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热爱剑桥大学。然而，德尔布吕克只和我交谈了几分钟，我的话并没有使他的观点发生根本性改变。我先提纲挈领地说明了烟草花叶病毒如何构成一个整体，对此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又匆匆忙忙地描述了我们试图通过制作模型研究DNA结构的设想，他还是显得无动于衷。只有在我强调克里克才智过人时，他才好像有所触动。然而糟糕的是，后来我说克里克的思想方法与鲍林非常类似，但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没有任何一种化学思想能与遗传杂交相媲美。那时夜已经有点深了，遗传学家鲍里斯・埃弗吕西（Boris Ephrussi）在聊天时突然提到我为什么如此喜欢剑桥大学的事情，德尔布吕克听到后非常厌恶地连连摆手。[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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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于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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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斯·埃弗吕西和哈丽雅特·埃弗吕西（Harriet Ephrussi）在冷泉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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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鲍林突然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国际生物化学大会的会场，引起了与会者的轰动。这可能是因为他上次去伦敦时护照被扣一事被媒体大肆渲染，美国国务院改变了主意，允许他来炫耀一下α-螺旋。[114]于是，会议主办方在本来安排佩鲁茨演讲的环节插进了鲍林的报告。虽然这个消息是在他的报告开始前不久才公布的，但是会场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想最先从鲍林口中得到某些新的启发。但鲍林讲演时说的内容其实全都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他只不过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重新发挥一下而已。尽管如此，在场的所有听众却觉得心满意足——当然，我们这几个仔细阅读过他近来所有论文的人除外。鲍林并没有提出什么惊人的新见解，我们甚至看不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演讲结束后，鲍林的崇拜者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我却没有勇气挤到鲍林和他的夫人艾娃・海伦（Ava Helen）面前，于是就回附近的特里亚农旅馆（Trianon Hotel）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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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在被禁止出国两个月后重新拿到了护照，这是当时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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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威尔金斯也在场，他显得有些愁眉不展。他是在赴巴西途中路过巴黎，顺便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在巴西讲授一个月的生物物理学。[115]我对他来参加这次会议感到有点惊愕，这与他的性情格格不入。2 000名碌碌无为的所谓生物化学家，在雕梁画栋但灯光昏暗的会议厅里进进出出，这种场景他是不可能看得惯的。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向鹅卵石小路，他问我是否也觉得会上许多演讲都非常冗长乏味。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和索尔・施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等少数几位学者，确实算得上热情奔放的演说家。但是威尔金斯认为，一般而言，所有其他演讲都非常枯燥乏味，即使演讲中夹杂着若干值得记下来的内容也很难使人打起精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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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威尔金斯振作起来，我陪他一起去罗伊奥蒙特修道院（Abbayeat Royaumont）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噬菌体会议。这个会议是在国际生物化学会议后举行的。[116]因为马上就要动身前往里约热内卢，威尔金斯只能在这里留一个晚上，不过他还是愿意同那些曾经做过DNA生物实验的人见面聊聊。然而，在开往罗伊奥蒙特的火车上，威尔金斯脸色苍白，既没有心思浏览《泰晤士报》，也没有兴致听我说噬菌体小组的八卦新闻。当我们在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 monastery）重新装饰过的天花板极高的大房间里安顿下来以后，我就去找自离开美国后就未曾见过面的朋友叙旧了。我本以为威尔金斯马上就会来找我，可他连晚饭也没有去吃。我跑到他的房间，打开灯以后发现他俯卧在床上，头扭向一边（以避开昏暗的光）。他说是因为在巴黎吃下了一些很难消化的东西，不过不用为他担心。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了他的一张便条，上面说他已经完全好了，为了赶上去巴黎的早班车就不来打扰我了，他还对给我添了麻烦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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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奥蒙特修道院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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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在罗伊奥蒙特修道院举行的会议的与会者合影。沃森穿着短裤坐在地上（前排右起第三个），摄于195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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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斯·怀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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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中午时分，利沃夫告诉大家，鲍林第二天会来这里停留几个小时。我立即开动脑筋，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在午餐时坐在鲍林旁边。然而事实证明，鲍林此行的目的与科学研究毫无关系。当时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科学参赞杰弗里斯・怀曼（Jeffries Wyman）[117]是鲍林的至交好友。他认为鲍林和海伦应该会对13世纪质朴而又富于魅力的建筑物非常有兴趣，于是安排他们夫妇到罗伊奥蒙特修道院参观。上午休会期间，在寻找安德烈・利沃夫时，我看到了怀曼，他的面庞消瘦而极具贵族气质。鲍林夫妇也来了，他们很快开始和德尔布吕克夫妇交谈起来。在德尔布吕克提到一年后我将去加州理工学院时，我才有机会和鲍林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话题围绕着我未来在帕萨迪纳继续利用X射线研究病毒的可能性展开，关于DNA的研究则只字未提。当我把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小组拍的X光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时，鲍林却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他的同事们做的关于精确的氨基酸X射线图谱的工作，对于我们了解核酸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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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海伦的交谈则深入得多。当她得知我明年仍将留在剑桥大学时，她跟我谈到了她的儿子彼得・鲍林（Peter Pauling）。我知道，布拉格爵士已经同意让彼得跟随肯德鲁攻读博士学位。彼得患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单核细胞增多症，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学业也相当糟糕，但是，肯德鲁并不想拒绝鲍林让儿子跟着他读博的愿望，特别是在他得知彼得和他的金发妹妹经常会举办各种迷人舞会的情况下。这样说吧，如果琳达・鲍林（Linda Pauling）去看望她的哥哥彼得，那么他们肯定会给剑桥大学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个时候，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学生梦寐以求的就是娶琳达为妻，因为这样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至于彼得，他也有很多真假难辨的传闻，主要是说他经常流连于花丛。但现在海伦却把彼得夸上了天，说他是一个极好的小伙子。海伦说，每个人都会像她那样乐于和彼得相处，我对此保持沉默，不相信彼得也能够像琳达那样为我们实验室做出“很大贡献”。在鲍林招呼说他们该走了的时候，我对海伦说，我一定会尽力帮助她儿子适应剑桥大学研究生饱受约束的生活。[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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