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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170022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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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理论深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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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假说）是：群体和国家在群体水平的遗传多样性上面临着一种权衡。通过借鉴种族、经济学（还有收入、语言、宗教）的多样性测度方式，研究人员用以下方式对遗传多样性进行了测度。试想一下，我们随机从一个群体（或者一个国家）中挑选出两个不同的个体，然后检验两人基因组在某个位点上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我们已知人类基因组是由30亿个碱基组成的序列，每个碱基有A、C、T、G四种不同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可以比较两个个体在基因组序列上的碱基组成差别。如果把这种分析推广到更大的人群中，比如，全体国民，我们就可以估计一个国家的遗传多样性水平高低（如图6.1所示的遗传多样性就是通过类似的思路测量得到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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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拉夫和盖勒猜想，国家面临着协作与创新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指的是什么呢？设想有一个遗传基因均匀（genetically homogeneous）的群体，如果这个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开始增大，作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更高的多样性带来的新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方式，随着新旧观念的交汇融合，发明创新随之出现；另一方面，作者还指出，更高的多样性“增强了社会吸纳先进高效的生产方式的能力，提高了经济潜力，同时发达的生产力也会给社会带来各种益处19”。也就是说，多样性提高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和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其发展壮大。例如，如果具有某基因型的群体更擅长精细操作，而另一类群体更适宜重体力劳动，那么拥有这两类群体的社会就会产生专业分工。两类人分别做自己擅长的工作，然后交换劳动产品。关于分工与贸易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当一个社会的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然后互相交易劳动成果时，群体的状况就会变得更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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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多样性也有着潜在的不利影响。越来越高的遗传多样性带来了个体之间的怀疑和冲突。阿什拉夫和盖勒认为，遗传多样性“过高”的地区更有可能发生混乱、内斗以及冲突。这些负面事件会减少合作，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最后导致社会生产力的下降。一些非洲国家（民族）有着较高的遗传多样性，该理论也因此预测，它们的居民更容易产生猜疑和冲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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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期望杂合度和距离东非的迁徙路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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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Q.Ashraf and O.Galor. The “Out of Africa” hypothesis,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No.[1] 2013: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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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遗传多样性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因此存在一个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遗传多样性水平。“适中”的遗传多样性既具备了多样性带来的优势，同时相应的劣势也不太明显。这种“适中”的遗传多样性能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两位作者对全球140多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过去（1500年左右）和现在（2000年左右）都发现了这一权衡的存在。他们关注了较早时期的情况，以验证这一结果在欧洲帝国主义兴起前后是否一致。接下来，作者就可以进行检验，考察被征服民族本身的遗传多样性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主要的国家发展指标。如果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吻合，那么这个理论就能站得住脚。同时，这些较早期的数据也让作者得以回避“欧洲侵略者提高了被侵略民族的遗传多样性，从而有利于其长期经济发展”这种错误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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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阿什拉夫和盖勒究竟有什么新发现呢？对于玻利维亚等遗传多样性很低的国家，只要其多样性略有增长（哪怕1%），1500年时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就会提高58%22；对于肯尼亚等遗传多样性过高的国家，多样性降低1%则可能会使1500年时的人口密度提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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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紧接着直接跳到了当代。他们发现，遗传多样性低的国家（玻利维亚）的多样性提高1%，2000年的国民收入就会增加30%；而遗传多样性高的国家（肯尼亚）的多样性降低1%，国民收入会增加21%。这些影响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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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哥伦布开启大航海时代之前，还是进入21世纪的现代社会，群体遗传多样性都存在着上述提到的两种作用方式，形成了“驼峰形”的曲线和“适中多样性”效应。群体遗传多样性过高或者过低的国家其国民收入都较低，而多样性适中的国家则有着较高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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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将这种模式与国家贫富的传统解释相结合呢？阿什拉夫和盖勒认为，遗传多样性因素是对现有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不是独立于历史地理论或制度论。事实上，作者在模型中使用了多个统计控制变量，因此已经将现有文献的多个经济发展机制考虑在内了，例如，农耕开始时间的不同（上文中戴蒙德的观点）和制度的重要性等（上文中阿斯莫罗和罗宾逊的观点）。尽管阿什拉夫和盖勒并不认为自己的发现是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发现能够提高现有理论的解释力：遗传多样性是解释现代国家之间巨大发展差距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遗传多样性可能会影响国家的发展”既是经济学理论上的一大新发现，同时它也成为利用群体遗传学理论、方法和数据对某一重要现象做出新解释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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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我们对于现象的一种解释。一个国家的发展兴衰真的可以部分地由遗传多样性的长期效应来解释吗？这一假说虽然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实证结果的支持，但是阿什拉夫和盖勒指出，他们观察到的现象也存在其他的解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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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已经假设遗传多样性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23对这一关系的阐释仍然晦暗不明。虽然作者有一套个人偏好的解释（即我们在上文所做的分析），他们仍然无法排除许多其他解释的可能性。例如，遗传多样性与国家的种族构成存在联系。这种潜在的相关性意味着，我们很难确定遗传多样性与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阿什拉夫和盖勒所提出的“分工和分歧”的方式，还是通过其他与种族构成相关的方式，如殖民史、战争、自然资源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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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拉夫和盖勒也承认，他们无法把遗传多样性从更广泛的文化进程中分离出来。在他们的数据中，他们无法对更广泛的文化进程进行测量。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这让我们难以把研究结果应用到政策分析中。遗传多样性可能只是“附属于”（即具有统计上的相关性）将文明彼此区分开的更广泛的文化进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获得的遗传多样性可能和碱基序列本身的变化没有太大的联系，而与文化联系更紧密。例如，在不允许近亲结婚的文化中，群体的遗传多样性会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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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什拉夫和盖勒的理论，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对于遗传多样性可能促进创新，也可能增加猜疑、冲突，作者只给出了间接而有限的论据。而这一点实际上是他们提出的机制的核心论点。尽管他们在文中展示了遗传多样性和科学专利（可以作为衡量科技创新的指标）之间的关联，但是他们无法证明遗传多样性对更大范围的科技创新的影响，也没有给出论据来支持遗传多样性过高会增加群体内的猜疑、暴力和冲突。正是由于他们假说的核心论点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对其结果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或许他们发现了一些可以解释甚至预测经济发展的新概念，即遗传多样性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联系，但是我们目前还无法具体地明确这一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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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的观点与之前我们讨论的制度观点是否互洽呢？他们的观点和阿斯莫罗与罗宾逊提出的“制度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论点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他们提供了制度论目前缺失的一环——从一开始导致各国建立不同制度体系的原因。也许遗传多样性正是造成初始制度差异的一大因素。同时，在人类最初从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中，或许不同文明迁移距离的远近也与文化不同相关。而文化和遗传多样性一样，从远古至今一直影响着文明（或国家）的发展。因此，我们之所以看到当前各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同，可能并不是因为遗传多样性本身的差别，而是由各自的文化和制度造成的。遗传多样性可能只是“标示”出了长期的文化与制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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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拉夫和盖勒这篇文章的论断很宏大，而且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假说：遗传多样性可能会对总体（即国家层面）生产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如前所述，这一假说目前还没有被最终证明（单凭一篇文章不可能完全解释清楚），所以目前我们还远不能说明这个发现的意义。事实上，在更多的证据提出之前，我们或许应当谦虚谨慎地对待各种科学结论，尤其是当我们想到科学种族主义的遗毒给全世界带来的恶果时，我们就更应该对“遗传多样性会影响国家发展”这一假说持严谨的态度。为了更好地剖析遗传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我们需要多层面的新研究，包括微观的、国家层面以下的研究，可能还需要来自产业、工厂、车间的材料，以证明遗传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国家以下层面的）是确实存在的，也是能够检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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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多样性对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但是很少有实证研究把它扩展到遗传多样性上。这里面或许存在着把一个领域的直觉论断（互补的新观念会提高劳动生产力）过渡推广到另一个领域的风险（观念多样性源于遗传多样性）。即使人们开始发现支持这两个论断的证据，24但要想验证它们的正确性还是需要大量的证据。与本书里提到过的其他新兴观点一样，这些想法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并未得到真正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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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170022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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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和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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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离证实还有一段距离，但是阿什拉夫和盖勒的新兴观点已经吸引了其他一些研究者。该领域的新论文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目前还没有人像阿什拉夫和盖勒那样做非常细致的调查工作。恩里科·斯伯劳雷（Enrico Spolaore）和罗曼·瓦茨格（Romain Wacziarg）发表了一篇分析“群体（国家）遗传多样性水平与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之间相关性的论文。25他们的论文同样做了大范围的分析。作者考察了1816—2001年间发生的各种区际冲突和战争，涉及超过175个国家，并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基因组成上相似性更低的国家之间（换言之，遗传多样性更高）是否更有可能爆发战争？比如，由于长期种族差异引发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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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结合了遗传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这篇文章的结论与直觉完全相反：冲突和战争更容易在基因相似性较高，而非较低的群体间爆发。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结果其实存在许多与“遗传”无关的解释时，似乎就不足为奇了。首先，遗传上相似性更高的群体很有可能本身在地理位置上就很接近，当一方触动了相邻另一方的重要利益时，战争或冲突可能就爆发了。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对于国家间的地理距离做了调整，随后他们发现遗传差异仍旧是影响国家间发生冲突或战争的一个因素。另外，“遗传”现象也可能来源于另一个社会因素——遗传混合（genetic admixture）。两个群体之间遗传相似度高可能是由于在历史上这两个群体之间发生过侵略、贸易等相关交流事件，从而导致群体间发生遗传混合。例如，两个遗传相似度很高的国家——英国和美国——在1812年爆发了战争，部分原因就在于之前英国对北美的征服。这样一来，遗传相似度高的国家在未来更有可能爆发冲突和战争就毫不奇怪了：因为这些国家间的遗传相似性可能正来源于之前的冲突（例如，侵略战争和战后的遗传混合），过去的冲突或战争给未来的国际争端埋下了隐患。因此，研究者在统计时也调整了过往冲突和战争所带来的影响，随后他们发现遗传相似性仍旧影响着群体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过，与阿什拉夫和盖勒将遗传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研究一样，认为遗传距离（genetic distance）与地区间冲突相联系的学说是一个尚未成熟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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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170022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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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突变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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