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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1：黏菌走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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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植物与动物之间存在一种单细胞微生物，即黏菌，它们能够互相融合，形成一个更大的有机体。当食物供给充足时，黏菌会独自生长。当食物稀缺时，黏菌们则会合并成一团像变形虫似的巨大的有机体，其寻找食物的能力因此便大大提高。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现代生物学的伟大洞见之一。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他有关层创进化的书中写道：“一些科学家在试图理解那些用相对简单的成分构建高层次智能的系统。对他们来说，某一天黏菌的作用会像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发现的雀类和海龟一样重要。”50多年来，科学家一直知道，单个黏菌细胞能够通过释放一种化学物质——环腺苷酸（cAMP），来互相沟通。一开始时，科学家认为黏菌体内存在一些细胞主要负责这个过程，它们的作用如同“起搏器”，就像人体的心脏中某些细胞控制着所有细胞的收缩速度。但是科学家没有在黏菌中发现这种“起搏器”细胞，所有的黏菌细胞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起搏器理论最终被摒弃了，后来，科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没人主管的自然行为。科学家们在50多年的研究中涉及多个学科，从数学、计算机科学，到胚胎学和物理学，最后，黏菌成了没有神经系统、没有智能的有机体产生“聪明的”群体行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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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提出，寻找食物很难说是有智慧的行为。那么，在森林中蜿蜒滑行的这样一团像变形虫一样的物质具有怎样的智能呢？这些年来人们发现，为了找到食物，黏菌能应对复杂的迷宫。它把自己管状的腿（伪足）构成的网络伸展出去，同时探索各条路线，直到找到最佳路线。为了进一步研究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两位比利时研究者对黏菌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测试。他们用琼脂做出了英国的地形图，然后用燕麦麸（实验显示黏菌好像非常喜欢燕麦麸）代表9个最受欢迎的“城市”，不包括伦敦。在“伦敦”的位置，研究者放入了黏菌菌群，并记录这个菌群的觅食活动。一天之内，黏菌便用伸展出去的“腿”连接到了各个燕麦麸“城市”，模拟了英国现有的城市间公路网络。事实上，这个“没有头脑的生物”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抵达分散在各处的燕麦麸的最短、最有效路径，它们像工程师一样找到了最佳路线。研究者说：“这显示了没有神经系统（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智能）的单细胞生物如何能在路线问题上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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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垣俊之（Toshiyuki Nakagaki）是黏菌走迷宫方面的专家，他用东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形图复制了这项研究，用燕麦麸代表东京地区的36座城市，然后把黏菌放在“东京都”的位置上。黏菌准确地再造了当地的铁路系统。通过计算，中垣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难度，相当于人类骑自行车时为保持平衡而必须应对的数学复杂度。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黏菌具有智能时，中垣俊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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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2：蝗虫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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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在群体环境中什么是“心智”这个问题的第二个例子是蝗虫的自发性群体行为。蝗虫主要生活在干燥地区，通常过着孤立的、相对不爱社交的生活。它们羞于和其他蝗虫交往，靠有限的植物为生。然而当雨季来临，食物变得更加充裕时，它们会繁衍后代，数量迅速增加。只要食物充足，蝗虫便会继续离群索居。当雨季结束，大地变得干旱时，饥饿的蝗虫就会聚集在残留有植物的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已经减少了很多。紧密的交往促使蝗虫的行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们开始一起行进，主动寻找其他蝗虫为伴。很快，它们会吃掉所见的任何食物，包括彼此。仅仅几个小时，蝗虫便从不喜交往、挑剔的素食者变成了成群结队四处打劫、自相残杀的饕餮客。学术界把这种转变后的蝗虫称为“群居型”，这可能是因为联想到人类自己而进行的保守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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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研究者把一群沙漠蝗虫放在几平方英尺的封闭空间中，发现了蝗虫发生改变的临界点。当密度比较低时，蝗虫毫无组织，各行其是。当蝗虫的数量达到10～25只时，它们会更靠近彼此，但依然没有组织。但是当封闭空间中的蝗虫数量达到大约30只时，它们很快便会发生一系列非同寻常的生理改变。它们的腿部肌肉开始增大，并与附近的蝗虫一起行进。它们大脑的体积大约增加了30%，并且发生了根本性的重组：独自寻找食物所必需的视觉加工区域减小，而为适应群体觅食的需要，进行高级视觉加工的脑区增大了。鉴于这些改变如此显著，难怪直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一直把散居型蝗虫和群居型蝗虫看成两个不同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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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研究者发现，轻抚蝗虫后腿上的毛能够引发它们从散居到群居的行为改变。当蝗虫彼此亲近时，也会用后腿与其他蝗虫进行交流。最近研究者发现，刺激这些毛会使蝗虫大脑突然释放出大量5-羟色胺，是散居型蝗虫5-羟色胺水平的3倍。5-羟色胺是一种作用强大的神经递质，它影响着许多大脑功能外，包括调节情绪、愤怒感、攻击性和食欲。阻止5-羟色胺发挥作用便能阻止蝗虫集结成群；给喜欢独居的蝗虫注入5-羟色胺，就能把它们变为成群结队的怪物。剑桥大学主要研究者马尔科姆·巴罗斯（Malcolm Burrows）说：“沙漠蝗虫是一种不喜交往的孤僻生物，但是给它们一点点5-羟色胺，它们就能成帮结伙了。”想象这样一幅连环漫画。一对蝗虫夫妇边吃晚餐边聊天，丈夫刚刚发生了转变。“你怎么啦？”妻子问，“你以前一直是一个含蓄、有思想、有环保意识的素食主义者，现在看看你……甚至连你的颜色也变了，我都不认识你了！”丈夫耸耸肩，闪过一丝痛悔的神情。还没等它开口回答，它的注意力便被窗外盘旋的一大群蝗虫吸引了。它站起来，开始向门口走去。“我会晚点回家，别等我睡觉了。”在下一幅图中，蝗虫太太站在窗前，看着自己的丈夫加入了蝗虫群。在最后一幅图中，蝗虫太太打开窗户对丈夫大喊：“等等，我也去！我改变主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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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群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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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认为蝗虫不具有成熟的心智，也不是自主的个体，因此不会为蝗虫的心智是否只限于个体的问题感到困扰。我们很容易接受生活区域过度拥挤能够造成蝗虫大脑的重构和重组这一观点。如果这能让我们对人类族群的行为有一些认识，那会是什么认识呢？学校兄弟会虐待新人的做法、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以及越南美莱村大屠杀背后是否都存在类似的生物影响呢？心理学便足以解释这些事件吗？我们讨厌拥挤，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自己遭到了侵犯，或者吵闹的背景噪声令人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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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兼牛津大学的数学生物学家伊恩·库赞（Ian Couzin）在实验室中发现了人类群集的行为证据，不过他把人类称为二流的群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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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基于对各个物种群集行为的数学建模，他发现了单个脑细胞具有类似的行为。他以基本的知觉，即大脑如何理解来自眼睛的大量信号为例，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大脑如何理解这些信息并对你正在看到什么做出群体决定？”对他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细胞层面的内群体，细胞间的沟通方式类似于蝗虫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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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研究中我们只是二流的群集者，这不足为奇。我们显然缺乏易于证明的群集行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与蝗虫的大脑功能存在根本性差异，而是反映了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一些生物现象。蝗虫的大脑隐藏层中不太可能存在强烈反对嗜食同类和大肆破坏的文化与道德偏见。较低生命形式中发生的群体生物学改变，更有可能与最终行为存在直接的相关性。随着神经系统复杂性的增强和自我意识的出现，根深蒂固的道德、社会性、文化价值观，以及反抗本能的有意识决定，都会使得群体生物学改变所带来的行为效应变得更难预测（假如说我们有能力减弱自己的固有倾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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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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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人类行为极其复杂，而且群体层面的生物学改变与个体行为之间没有准确的相关性，证明人类“群体心智”的生物学基础确实令人望而却步。例如，假设你想研究青少年观看暴力电视节目是否会增加其打架的发生率。你区分了控制组和研究组，让控制组被试不看电视，研究组被试每天晚上看三个小时的武术节目，即反复播放《布朗森》（Bronson）、《十三号星期五》（Friday the 13th）和《得州电锯杀人狂》（The Texas Chainsaw Massacre）。三个月后你发现两组被试的打架发生率一样。你能否得出结论说，电视暴力没有任何影响？你可以反驳说，不能看电视节目本身激怒了控制组的被试，所以两个组都出现了更多的争执。除非我们完全理解了影响行为的所有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则我们无法确定所谓的控制组真的是中性的，还是受到了我们没有想到、没有认识到的偏差的影响。鉴于在对复杂行为的研究中，存在无法确定理想的控制组这一固有的问题，难怪行为研究依然是一门不周密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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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都至少曾经有过一次类似蝗虫的经历。想象你坐在满席的体育馆或电影院里，比赛或电影已经结束，你开始向出口走去。你只能看到眼前几英尺的位置，紧跟着前面的人。你什么也没想，随着人流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出口方向蹭。对于步幅的改变，你没有多想，因为迈小步是向前走同时又不踩到别人的唯一方法。基于你的能动感，你觉得自己在有意识地改变着步态。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选择，还是群体心智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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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诸如跟着音乐的节奏敲击这样简单的事情。当你自己敲击出节奏时，你能感觉到自己在控制着它，也在跟随着乐队的节拍。如果你在人群中和其他人一起拍手，你对自己愿意拍手这件事毋庸置疑——没有人在拽着你的手，同时你也感到自己的节奏是群体节奏的一部分。人们曾经以为，理解这种群体行为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成有一位发起者或领导者，其他人跟随着并“保持同步”（起搏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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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这样的假设，神经科学家克里斯·弗里思和同事让被试两两一组，试着一起敲击出简单的节拍。每个被试都戴着耳机，这样他能够听到对方的敲击声，但听不到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领导者，两个被试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敲击，保持与对方合拍。两个被试之间的不断调适（而不是一个跟随另一个）可以被看成两位一流的爵士音乐人在即兴演奏。没有领导者，也没有追随者，没有个体的能动作用，只有一个统一体中两个不断互动的成员。弗里思相信，这两个人应该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不是两个在进行互动的系统。他们两个人的大脑形成了一个正在运转的复杂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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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者对这类同步化研究中的被试进行访谈时，他们所描述的能动程度差异很大，有的人说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有的人说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敲击节奏。另外，有些人说觉得自己被群体所控制着，而另一些人觉得自己与对方在共享控制权。在前文中我们看到，个体能动感的改变会伴随着心理疾病的发生，比如精神分裂症。另外，能动感的改变也可以由暗示引发，比如催眠。同步化只是说明，像大家一起拍手这样简单的行为也能够改变个体的控制感。不难猜想这种现象可能普遍存在，它常被用于群体操纵。观察拉拉队队长让全场观众欢腾起来、军官喊行军口令或杰出的演说家进行动员的场面，你会发现让人们像着了魔似地跟随某人的节奏和韵律是多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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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不仅能影响能动感，也能影响其他心理感觉。多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当我们想到自己或产生关于自己的心理表象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会增强。对西方人来说，这个区域主要在呈现有关自己的词语和图像，或在想到自己时会被激活。而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当想到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时，或者当研究者给他们呈现有关家庭成员的信息或图像时，这部分脑区也会被激活。这就好像自我意识至少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所显示的自我意识，会因文化而改变。我们对这一发现的解释方式本身便是大脑回路可能受到了文化影响的体现。西方人可能会采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解释，指责做“妈妈的大宝贝”的行为。而在亚洲人眼里，这会被视为孝顺和尊重传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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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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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一看这个发现对双重文化中的被试有什么作用，研究者让来自中国香港的被试先沉浸在西方或东方文化中，然后再进行测试。首先，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各个领域的西方文化图像，比如食物、饮料、音乐、艺术、电影明星、宗教、传说、民俗和著名的历史遗迹。每张图像呈现10秒钟，然后给被试呈现有关他们自己和亲人的信息或图像，并对他们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扫描。接着，第二天他们会接受类似的事先准备，不过这次采用的是象征东方文化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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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是，基于事先被呈现的是西方文化图像还是东方文化图像，被试的自我意识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当东方人事先看到西方文化的图像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会只限于自己。当研究者事先给他们呈现东方文化的图像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会扩展到其他人。对有些被试来说，这种扩展不仅囊括了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甚至还包括了处于权威地位但与他们无关的人，比如他们的老板。总之，根据研究者的说法，人的自我意识的神经基础会受到文化启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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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定感也会被文化影响。请看图7-1的缪氏图形（Müller-Lyer illusion），观察上面的线和下面的线是否一样长。即使你通过测量知道它们一样长，也依然很难放弃下面的线更长的想法。近年来，我运用缪氏错觉理论证明了两条线一样长的智能理解与认为两条线不一样长的感觉是分离的。对我来说，这个论点证明了知道感与智能理解是相分离的。我从不认为这种由基础视觉感知产生的认知不协调可能具有文化根源。然而在2010年时，心理学家约瑟夫·海因里希（Joseph Heinrich）领导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受不同文化影响的人对这个错觉有不同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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