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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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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性格特征等级最高层的是智慧。相对于其他性质，大多数人会把智慧看成良好心智最高级的性质。那么神经科学如何评判这个崇高的主题呢？英国一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最近提出了一套新的智力测试，这种测试将12种测量方法汇集在一起。他相信这个测试涵盖了最广泛的认知能力，对大脑功能不同解剖区域进行了最全面的测试。他将这个测试称为“智慧的12根支柱”，并指出这些测量方法“应该被称为终极智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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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时把有关智能的定义和有关标准化测试的古老争议放在一边，假定这些测试为我们提供了整体智能（无论它的含义是什么）的完美指标。把智慧这种复杂的特性简化为一组可量化的数值，这样做并没有考虑其他一些必要的成分，如幽默、讽刺、共情、正义感和公平感，然而这些只是智慧许多特征中的一小部分。不过让我们把这些考虑也放到一边去，先查看“智慧的12根支柱”中的两项测试。其中一项评价的是视觉空间能力，另一项测试的是在头脑中通过想象来旋转图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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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有两个人，除了这两项对视觉空间定向与空间想象的测试以外，他们在智能的其他各方面表现都一样。假定一个人在这两项测试中表现得明显比较差，但在其他测试中和另一个人表现相同。我们能否认为这个人没有另一个空间定向能力比较好的人聪明呢？在这个时代，人生早期能力和智能测试对决定儿童在哪儿以及如何接受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真的想依据他们在头脑中旋转立方体图形的速度，来判断他们是否聪明吗？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其著作《心灵之眼》（The Mind’s Eye）中描述了他自己的视觉空间缺陷，包括不能识别面孔。这是否就证明萨克斯不是一个聪明人？即使空间定向能力与整体智能存在完美的相关关系，然而能够在头脑中旋转立方体对找到实现世界和平的好方法、解决全球变暖、避免婚姻冲突或为孩子选择最适合的高中似乎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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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曾照顾过一个由于出生时大脑损伤而造成智能低下的年轻人，他患有很难控制的癫痫症。他没上过什么学，生活在旧金山的田德隆区，偶尔在二手货商店和马戏团里打零工。他和一群粗暴的人混在一起，还会做出些轻微违法的事情。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打算和一位因车祸而脑损伤的女士结婚。我还记得当他问我，一个不太聪明的人和另一个不太聪明的人结婚，他们的孩子是不是也会不聪明时，那一脸焦虑不安的神情。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提到“不太聪明”这个说法的方式。他会反复说到“不太聪明”，语调稍有不同，似乎试着在更大的背景中解释这个词的含义。我解释说大脑损伤不会遗传给孩子。他一句话不说地低头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然后他抬起头问道：“我的‘不太聪明’会成为孩子的问题吗，我的意思是，会给他带来问题吗？毕竟我不想对他造成伤害。”在我看来，这就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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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智能等同于智慧本身就是不聪明的做法，这是一种狂妄自大。这是试图孤立并强调心智的一个方面——智能，并且把它作为一个人的本质特征。虽然有被认为爱挖苦别人的风险，但我依然不得不说，将智能等同于智慧显然是一种自利行为，它将个人假定的智力能力转化成了道德优越感。正是这种稍加掩饰的沾沾自喜的姿态促使科学家认为，他们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可以决定道德价值、建立“万物理论”或提出“哲学已死”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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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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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对哲学领域最显著的侵犯可能是，它相信自己能确立真理。在2010年10月25日，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新闻标题是“性欲的问题在于大脑，不在于心理”。标题下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中一位看起来很忧虑的女人在说：“科学家认为大脑中血流的改变或许可以解释性欲缺乏。”这个标题和照片讲的是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在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年度会议上，研究者提出了这项议题。主要研究者迈克尔·戴蒙德（Michael Diamond）博士想要了解，性欲正常的女性和被诊断为有性欲减退障碍的女性相比，是否存在大脑活动水平上的差异。戴尔蒙德博士给两组被试播放色情视频。在控制组中，色情视频增强了脑岛皮层的活动，这部分脑区被认为与加工情感有关。而被诊断患有性欲减退障碍的被试没有出现活动增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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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蒙德博士总结道：“在患者大脑中找到生理上的改变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证据，证明这是真实存在的障碍，而不是构想出来的概念……性欲减退障碍是一种真实的生理疾病，这项研究为此提供了生理基础。”人们将神经科学作为重新定义人类状况的工具，这种信念促使研究者相信，可以用某个脑区中血流的增加来判定什么是真实的。当被试想象三条腿的火星人在混凝土海洋中冲浪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他的某个脑区被激活了，那么这可以证明火星人、混凝土海洋是真实存在的吗？那么虚假的心理障碍又会由什么构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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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哲学层面对现实的本质进行的数千年思考，统统可以被丢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新定义只依赖于算法驱动的计算机脑成像。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另外，我们都知道各种原因会导致大脑的代谢变化。如果你很沮丧、过度劳累、收入过低、厌恶人类、不与他人交往，或者这一天过得很不如意，那么观看视频中精力充沛的俊男美女云雨一番，可能并不会让你性欲高涨。这样你脑岛皮层中的血流便不会增加。这是不证自明的，一个人内心的各个方面都会影响情绪反应。大脑中负责情绪的脑区血流没有增加，并不能告诉你潜在的原因。基于大脑活动的改变来区分生理与心理，无异于狂热地信奉身心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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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最恼人的地方是它目空一切的解释，它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发现作为存在障碍的证据，而不考虑把这种行为（缺乏性欲）贴上“生理疾病”的标签将会造成怎样的长期影响。这其实是在滥用定位大脑活动的先进技术。这项技术告诉病人她有病，却不知道潜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甚至不清楚从可能的治疗角度来看，这个标签意味着什么。如果病人相信“我的脑子有问题”，那么这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检查结果曾经不正常的人都知道，摆脱这个令人不安的结果是多么困难，即使后续的检查一再显示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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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过的是，通过误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发现来证明存在争议和障碍的“真实性”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让我们来看一看纤维肌痛综合征。尽管所有人都确信这种疾病的存在，但没有人知道纤维肌痛综合征是一种生理疾病，还是其他界定不清的疾病的集合，比如慢性疲劳或肠易激综合征，或者是给各种微恙所贴的标签，这些生理上的微恙源自各种心理状态，比如焦虑和抑郁。在诊断中找不到任何明确的可重复的客观发现，比如血液检查、实验室检查、X光扫描或活检中有任何不正常。在1990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提出的诊断标准为超过三个月的各处肌肉疼痛，没有其他已知的疾病，18个肌群中至少有11个压痛点。而这些都只不过是病人的主观描述。（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没有承受着他们所描述的疼痛和不适。我担心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可以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区分“心理状态”和疾病引发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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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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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研究者理查德·格雷斯利（Richard Gracely）博士和丹尼尔·克劳（Daniel Clauw）博士对16位患有纤维肌痛综合征的女性，以及16位不感到疼痛的控制组被试进行了研究，用小活塞对拇指指甲的根部施加程度不同的压力，记录被试对感到疼痛的和不感到疼痛的刺激的反应。他们发现相对于患有纤维肌痛综合征的被试，需要对控制组的被试施加两倍的压力，才能引发相同程度的疼痛和大脑激活状态。研究者写道：“这些结果使我们相信，某些病理过程造成了这些病人比较敏感。出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他们的神经系统放大了疼痛信号。”显然他们对疼痛的感知被放大了，否则对于既定的刺激，所有被试应该感觉到相同的疼痛程度。真正的问题在于疼痛敏感性的差异是否代表可能存在疾病，或者仅仅是知觉和预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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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想一想大脑激活与痛感之间有怎样的关联，思考一下安慰剂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果你相信糖丸（安慰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止痛药，那么它会显著降低你的疼痛水平，比如牙科治疗或关节炎造成的疼痛。相反，如果给你相同的糖丸，但告诉你这是一种未经测试的新药，可能会加剧你的疼痛，那么你会感到更疼（反安慰剂效应）。你对糖丸作用的预期，会影响你对疼痛的知觉以及你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结果。这并不能表明源自你想象中的痛感的改变不是真实的。安慰剂引起的疼痛减轻与止痛药（比如吗啡）引起的疼痛减轻在临床上是一样的，我们从中了解不到疼痛的本质。它当然也不能告诉我们导致疼痛的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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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思考一下纤维肌痛综合征的核心特点之一，即对普通压力感到敏感的区域增多了。如果你相信（或者医生告诉你）自己患有一种让你对疼痛刺激会变得更敏感的疾病，那么你会比不认为自己对疼痛刺激特别敏感的人，感受到更大程度的疼痛。你所觉察或描述疼痛的差异，以及相伴随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上大脑的改变，只是你自我感知的反映，并不是存在或不存在这种疾病的证据。你的想法会产生像反安慰剂一样的作用。这甚至对你的人格特征，比如乐观或悲观，或者对你对待医疗机构的态度，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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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右侧丘脑的某个区域，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与控制组被试的大脑活动存在差异。差异的大小与纤维肌痛综合征症状的程度有关。差异越大，病人的症状便会越严重。研究者推测，这个发现“可能是神经功能障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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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结果也可能反映了预期。心理特征分析显示，那些相信疼痛是由外部因素（比如之前受过伤或接触过有毒化学物质）引起的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会在脑成像研究中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激活水平改变。他们的这种想法也与评估问卷中较高的抑郁分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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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项研究的另一种解释是，对疼痛的预期导致了某个脑区被激活，而并非脑区被激活是导致疼痛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脑扫描无法指出这种激活正常或不正常。然而研究者总结道：“纤维肌痛综合征患者的大脑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根据克劳乌博士的说法：“疼痛始终是一个主观的问题，但纤维肌痛综合征所有可测量的方面都显示，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些研究，辉瑞制药公司便可以和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争辩说，纤维肌痛综合征是一种“真实的”疾病。2007年，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其可以用普瑞巴林（Lyrica）来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据估计，自从得到批准后，直到2003年，全球普瑞巴林的销量增加了一倍多，每年销售额超过了30亿美元。）在此解释一下，普瑞巴林曾在欧洲被批准用于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并且事实证明它能够有效地缓解情绪症状，比如抑郁症状和恐慌，还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症状，包括头疼和肌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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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与意图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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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想用关于意志的进一步观点来总结本章，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傻瓜式的任务。在更宏大的理解中，个人的责任不在于自由意志，而在于意图。他或我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做出了某事？我们如何从责任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差异？人们所体验的能动感和有意识的选择是否无关紧要？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巧妙的总结：“有意识地想做出某个行为的感觉，并不表明有意识的想法直接造成了行为。”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由意志上，我们应该将注意力引导到有关意图的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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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写小说，尽了最大努力去想一个好的开头，那么我会体验到努力感和做出选择的感觉。如果我想不出好的引言，暂时把这个项目搁置一边，我也并没有放弃写小说的意图。“搁置”意味着意图被转入了潜意识，在潜意识中我会继续构想那个项目。说潜意识在有意尝试解决问题时会引发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无意识的故意”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想我们都能明白，从有预期目标和目的的意义来看，这种无意识的反复思考是有意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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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本杰明·里贝特（Benjamin Libet）证明，在被试报告称有活动手指的意图之前，控制手指运动的大脑运动区域中就出现了持续的活动。其他实验也证实了这个发现，这使得研究者相信移动手指的无意识意图，早于任何对意图的有意识感知。对这项研究可能存在一些批评，但它依然是一篇关于意识的本质，以及决策背后的无意识起源的原创性论文。在里贝特实验的升级版本中，神经科学家约翰·海恩斯在有意识地做出移动手指的决定前10秒钟就发现了大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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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结论是：“有意识的心智并不是自由的。我们所认为的‘自由意志’其实源于潜意识。”我更愿意把这类研究看成潜意识意图的证据，而不是自由意志的证据，然而“无意识的自由意志”听起来像矛盾修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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