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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4 阿奎那的“普世价值”Aquina’s “Univers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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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纠纷一般涉及两种利益：土地开发者和被土地开发影响其安居者（包括居住和工、商、企的运作）。对此，“博弈派”规划范式是以效率为重，“请命派”规划范式是以公平为重。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是从政治层面去看规划，也就是从“权力”的角度去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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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忘了是建设部还是中规院，那年在福州办了一个住房政策的研讨班，由我组织外国专家来讲。我请了两个美国人，其中一人给我的印象深刻。当时中国还在起步初期，没有能力高薪礼聘，我用的是联合国发展项目的援助，钱少得可怜。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去中国是亏本的买卖。”后来，他把这次研讨写成文章，建立起他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现更是在美国一个科研机关任高职。这是很典型的互利，无可厚非。但也隐约显示出西方人自视高人一等的心理。开班的第二天，配给他做翻译的女孩子找我，说此人对她不尊重，言语间带有调戏的意味，要求马上调职。研讨班结束，两个美国人经香港返美，我也往香港探视，一起吃茶，这个人突然问：“你相信不相信有普世价值？你同意不同意言论自由、法治、人权是普世价值？”言下之意，是我不能不相信，不能不同意。当时，我的心里实在是有点不平衡。一方面，我对他的自大和对中国女性的不尊重实在反感；另一方面，我对他在研讨班推销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实在不认同，加上我对普世价值未曾真正地想过，就毫不考虑地回答：“不相信，也不同意。”现在想起这鲁莽的答案来，有点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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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他的问题，并抱“文化是相对”的心态。但是，我是以此人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因此对西方文化有带偏见的反感；我以自己作中国文化的代言，所以对中国文化有直觉的坚持。其实，这是不科学和不公平的，因为我的答案是出自无知和偏见。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才知道“不相信”是答错了，“不同意”却是答得对。因为我混淆了原则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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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的关键在“普世”（universal），是西方人权的基础，它本身的基础是“自然之法”（natural law）。这要从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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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思想是天赋人权出于自然之法。一般的解释是自然之法是内在的（immanent），只可以被发掘、被发现，不可能被创造，但它可以随着人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而呈现（emerge）出来。自然之法既是自然，当然也是普世。古典的演绎是，自然之法乃人类（个人与众人）道德行为必须遵守的法规。它的基本假设是道德乃人性特征，通过理性观察与分析，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可发现道德原则。自然之法相对于人为之法（positive law，政治团体、社会、国家之法），是评价和批评人为之法的标准。为此，自然之法与自然公义（natural justice）和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往往被视为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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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和美国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宪法都引用自然之法和自然权利。《独立宣言》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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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古代，柏拉图的“有秩序的宇宙”已含有自然之法的意味。在这秩序里，最终的“形”是“善”。宇宙万物生于它；人生目的是要知它、仿它。亚里士多德更强调“自然”与“法”之别。前者是四海而准、人人皆同，后者是因时、地而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他都有自然公义和自然权利的理念[1]，有人称他为“自然之法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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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斯多葛派（Stoics，克制派或寡欲派）已提出“大自然的基本之法”（basic law of nature）的理念。他们的大自然是相对于“神定”（指希腊的众神，含有任意和武断的意味）和“人立”（指希腊的城邦政体，含有功利和权谋的意味）。他们认为宇宙是有秩序的，而这些秩序是有理性、有目的和永恒的，人类行为的道德性应以这些秩序来衡量。罗马共和时代，斯多葛派再把自然之法的理念延伸去包括所有人，不分彼此、不分厚薄都应取得公道（justice）的“权利”（ius，英语是right）。这就是“自然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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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2]把斯多葛派学说“罗马化”和“帝国化”，从独立小城邦的背景和文化转移到庞然大帝国的背景和文化。西塞罗认为自然之法（来自宇宙的秩序）指令我们要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做贡献。因此，在自然之法的指引下，人为之法的目的应该是保证人身安全、保持国家完整、提供国民安乐和幸福的人生。否则，不配称为“法”，因为“法”的定义中包含着要选择公义和真理的理念和原则。因此，“法”是应该抑恶扬善的。所谓“善”（德行）就是关心自己的幸福，并通过互惠去与别人相处得融洽。西塞罗的“整体利益”和“个人责任”理念反映了也配合了“泱泱大国”的情怀。在18—19世纪的大英帝国，西塞罗之名盛极。美国开国的几任总统（特别是杰斐逊）对他近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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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黄金时代（1—2世纪），斯多葛学派流行。自然公义的理念随着帝国的扩张逐渐成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然之法的理念。这理念被用来支撑法律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在这理念下，每个人都拥有一些来自法律，经法律指定，人人一样的权利。这些权利往往含有“神的判决”（divine judgment）的意味。这是西方最早按自然之法衍生出的人权理念。同时，斯多葛派坚持自然之法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理性去认识的，但由于大多数人重情欲、轻理性，因此他们既不快乐，又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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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罗马衰亡，欧洲基督化之后，人权与自然之法的理念隐藏近千年。那时的西方文明以神为中心。在以“家庭”为蓝本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给、互换（reciprocal），没有独立个人的理念，更没有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人权。十字军东征与希腊古籍重现使西方人反思。欧洲从中古开始踏上现代。此时，出现一个大思想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有人称他为“现代的第一人，中古的最后一人”。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极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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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南部贵族家庭。他不是长男，不能继承父业。按当时风气，就是出家。他叔父是天主教会最古老和高贵的本笃修会（Benedictines，创立于529年）总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Monte Cassino）的主持。他的母亲很希望阿奎那加入这修会。他5岁进修道院，但几年后，因战乱家人把他送到那不勒斯。在那里，他认识了刚成立几年的多明我修会[3]的教士，对他们的学问修养和求知态度景仰得不得了，决定加入。那时他19岁，家里人（特别是母亲）很不愿意。认为阿奎那不进入与家庭有密切关系和在社会有高贵地位的本笃会，反而去参加刚冒出来的新派多明我修会是很丢脸的事。阿奎那决定离家出走，但路上被兄弟们追上，捉回家，并严密监管在家里，不得外出。当时，连教皇也被牵入，但他不愿干预。阿奎那留在家里，做姊妹们的导师，但仍与多明我会士保持通信。母亲甚至招来两个妓女去引诱他，但被他用火棒赶走。这样过了两年，家里终于没有办法，就使他假装爬窗偷走去出家，为家人保留一点面子。阿奎那的别号叫“笨牛子”（Dumb Ox），主要是因他体胖寡言，但他的坚持也确是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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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伦理学，在中古欧洲消沉（甚至可以说湮没）近千年，终于在此时被阿奎那重新发掘了。十字军和商人从阿拉伯把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先哲）的真迹，以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学者对这些经典的演绎和评估带回欧洲，冲击欧洲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不可说是后无来者，但肯定是前无古人。他重新引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之法理念。这里，自然之法是相对于人为之法、传统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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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公义是种政治理念。他认为，最好的政治团体（政制）会有公道的分配和赏罚。因此，公道的分配和赏罚（自然公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然之法。亚里士多德的名句“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他认为人类结邦不是为了安全或富裕，而是希望活得更高贵（noble）。因此，城邦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整体人民高贵的政治生活。他说：“当人达到完美，他是最好的动物。但若是离开了法理（law）与公义（justice），他是最劣的动物。因为有武力的不义是更危险的。”因此，高贵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是法理与公义，也就是“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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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兴趣在政治理性，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行义”中的“义”是什么。阿奎那的“义”来自“法”，有点中国的“道”的意味。这个“义”的理念是现代西方人权的理论基础。阿奎那提出四种“法”，也可以说是四种理性、四种义、四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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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恒之法（eternal law，也可译为永恒之道）就是神的意旨，支配所有的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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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之法（natural law，也可译为自然之道）是永恒之法里面有关人类的部分，由人类通过理性发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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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为之法（positive law）是自然之法里面，可以通过人类政体施诸人类社会的。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法律、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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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圣之法（divine law）是神通过《圣经》给人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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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巨著《神学大全》是中世纪西方的治学范式。全书分两部，讨论的题目超过600个，自然之法是第二部第二卷的第94题，分6条。《神学大全》是经院派（Schoolmen，13—15世纪欧洲的主流思想）的典型。每个题目的处理方式都是一致的。先是表明题目，然后是列出各经典中对题目的论述，继是论述作者的见解，最后是回应先头列出的经典论述。这里只节录和意译阿奎那的主要见解。他对经典论述的回应也是非常精彩的，但篇幅所限，只好略过。还有，阿奎那的思路源自亚里士多德，包括很多术语，在下面会注明，并请参考前文《亚里士多德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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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自然之法是否习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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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有两种意义。一、在“本质”上，自然之法属理性，因此不是习惯。二、习惯可以是指我们惯性做的某东西（某习惯），正如信仰可以是指我们所信的某东西（某信条）。自然之法的法规（precepts）有时要经理性思考，有时是种理性习惯。在这样的演绎下，自然之法也可称为习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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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自然之法有多少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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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self-evident）之理有两类：1.本身自明（in itself）；2.人类自明（in relation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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