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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学思考 23 及时行乐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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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多·帕拉多（Nando Parrado）和他的朋友们有一句座右铭：“吃掉每一块三明治，亲吻每一个姑娘。”这句话其实是贺拉斯众所周知的名言“抓住时光”（carpe diem）的草根翻版，即“及时行乐”。确切地说，帕拉多的座右铭，不是来自与死亡的擦肩而过，而是跟死神的长途跋涉。1972年，他从家乡乌拉圭出发到智利去看橄榄球赛。飞机没能着陆，而是在5500米的高空撞上了安第斯山脉。他的母亲和最小的妹妹当场死亡。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帕拉多和其他16名乘客坚持了整整72天，还在高山上跋涉了11天，最终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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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历很极端，但还有不少人靠近过死亡，大多数最后都留下了类似的感慨：活着真幸运，我决定要充分利用每一天。这很可悲，也是一个太常见的人性弱点：人总是等到直面死亡时，才意识到生命多么可贵。带着对活着这一纯粹奇迹的高度意识生活，似乎很难维持，哪怕我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死亡。《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对此做过精辟的嘲讽：爸爸霍默以为自己吃了有毒的河豚，只有22小时可活了。当下一个黎明到来时，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死，惊叹地说：“我还活着！从今以后，我发誓要活出极致！”然而，电视剧接着来了点睛之笔：他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保龄球，大嚼着猪皮肉，跟之前比完全没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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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默也许是个笨蛋，但他的这种模式，谁也没法免疫。哲学家哈维·卡雷尔（Havi Carel）被诊断出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肺部疾病，有十年内夺取她性命的威胁。这以后，她描写自己怎样因为敏锐地意识到生命可贵，学会了“为小小快乐感到高兴”，“慷慨对待自己和他人”，“为悲伤、痛苦或绝望没能消耗的每一刻而感恩”。但过了几年，由于病情稳定，死亡的直接威胁消退，她承认，对生命维持同样的关注变得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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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人都能轻松做到充分利用每一天。它是一种艺术，它需要我们理解人类生存条件，又懂得简单的生活乐趣。很明显，用口号恳求我们充分利用生命没什么帮助。帕拉多并不是要你真的“吃掉每一块三明治，亲吻每一个姑娘”。真的照字面含义去做，它就不是生活指南了，而会让你变成一辈子都不成熟的胖光棍。“及时行乐”的字面含义也好不了多少。人是怎么也“抓不住”时光的。充分认识人性，同样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到，对人这种生物而言，时间永不止步。故此，“抓住时光”就像是螳臂当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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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关键就在这儿，生活很荒谬，对付它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以英勇但归根结底是无奈的挣扎，尽自己所能地抓牢它。因为你可以。这其实是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Myth of Sysiphus）的一种变奏。西西弗斯受众神的谴责，要永远把一块沉重的石头推上山，可石头每一回到了山顶都滚下谷底。除非拥抱自己的命运——尽管最终这毫无意义——西西弗斯才可能幸福。抓住时光的想法，听起来似乎跟众神的游戏同样巧妙。这一次，我们的生活，就像是猪倌在猪圈里追逐一头身上抹了油的猪；我们的手能抓到它，可总是没过几秒钟就打了滑。这就是威廉·詹姆斯所谓的“似是而非的当下”，“我们能够即刻且不间断地感知到的短暂持续的时间”。这是一场徒劳的游戏，但我们若是不玩，就站在猪圈里别无可做，一等游戏收场，我们也玩完了。那就玩吧。游戏有趣，也比无事可做好。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看，“及时行乐”呼吁享乐主义，追求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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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憾也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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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只是尽情享受这趟旅程，肉体的愉悦是最明显的选择，其中又以吃吃喝喝最为容易。它跟不懈地追求性爱比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有谁会受到伤害——至少不是太大的伤害。你可以每天都轻松地吃上三顿；如果我们态度诚实，每天都翻云覆雨三轮可比这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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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就是一个快活饕客的生动例子。从他的日记来看，他不光给伦敦编年记事，还吃遍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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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聚餐人数不超过10人的非典型晚宴菜单是这样：“炖野兔和鸡肉丁，煮羊腿，一盘鲤鱼（三条），一大盘羔羊肋排，一盘烤鸽子，一盘龙虾（四只），三个蛋挞，最为罕见的七鳃鳗馅饼一个，一盘凤尾鱼，若干种好酒。”如果你读到这场盛宴发生的背景，这显然有点过度无节制的事情会变得好理解些。“这个星期，瘟疫里死了700多人。”佩皮斯似乎是顺手写了一句，就好像说的是当天的气温似的。当你周围的世界正在走向地狱，要是你想，“见鬼去吧”，完全可以理解。但尽管如此，这种无度也有代价，哪怕是从粗略的享乐主义算计上看。佩皮斯的日记里充斥着类似的言论：“因为昨晚的放荡，我的脑袋痛了一夜，外加今天整个上午。”“我从自己的呕吐物里醒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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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快乐多于痛苦，纯粹追求游乐的生活，仍然存在一些让人不满足，甚至深深悲伤的事情。不管一顿饭有多么好，它的温暖只能持续不太长的一段时间。离开餐桌的时候，我们可能肚皮鼓鼓，同时又内心空虚，因为我们除了回忆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天的追逐又要从头开始。愉悦无法妥善存储，所以，如果你把愉悦当成采石场，就注定要不停开采以维持供给；一旦它断了来源，你就一无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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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传统的替代做法似乎更糟。它放弃了肉体的快乐，甚至将之减少到最低限度，转而投入心灵的满足。你不再只争朝夕，而是让永恒来找你，转向神明，超越我们可怜的动物生存局限性，去追求幸福无限的无尽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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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我们没有不朽的灵魂，没有天堂，没有上帝，那里显然不是好的归处。就算你拥有信仰，事情也不那么简单。比方说，如果死后仍有生命继续，你仍然是一个活在当下、过去与未来的人，这就意味着，你仍然要面对如何生活的老问题。抹了油的猪始终抓不住，哪怕游戏永远玩下去。如果人死之后，你本质里的某种东西回归神性（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宽慰观点），这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你，将回归身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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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卡在了内在的局限性和超越的幻觉中间。我们抓不住时光，也握不住永恒。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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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澄清愉悦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在过良好生活里所扮演的角色。这本书里反复出现“愉悦”的身影，但它通常潜伏在后台，只偶尔短暂地路过舞台中央。有些人或许会认为，这是聚餐时脑袋里萌发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念头，围绕食物的美德为之服务。如果，就像我所主张的那样，知道怎么吃，就是知道怎么活，那么，生活和饮食的艺术归根结底不就是知道怎样从两者中获得最大的愉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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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哲学界对愉悦的本质及其在美好生活里所扮演的角色，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一些哲学家，如伊壁鸠鲁认为：“愉悦是幸福生活的始与终。”另一些哲学家，如柏拉图则认为：“（愉悦是）通往恶的最大诱因。”在人们眼里，愉悦不是我们最高的渴望，就是我们最卑劣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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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思想家们怎么会在如此基本的东西上存在这样的分歧呢？照我看，这是因为他们各自都说中了一部分真相，但又都没能看到这些真相属于同一个整体。享乐主义守护神，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供了部分答案。边沁认为，每一个行动的“效用”，都应“根据它增加或减少当事人整体幸福度的倾向”来判断。当然，幸福本身也很复杂，跟愉悦不一样。但对边沁来说，“本例中，利益、优势、愉悦、好处或者幸福可归为同一种东西。”他还认为，只要自身的愉悦不削减他人的愉悦，从哪儿来并不要紧。所有的愉悦都是平等的，只要能够振作你的精神，酒吧里简单的掷飞镖游戏和诗歌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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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来自边沁的教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基本上同意导师对愉悦和幸福的核心理解，但认为智力的“高级”愉悦优于身体的“低等”愉悦。穆勒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相信我们的最高能力是那些专属于人类的能力，而我们与野兽共同具有的能力，价值相对较低。第三块也是最后一块拼图有许多分散的不同源头。这些人认为，愉悦是美好生活里的次要环节，完全没有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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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吃松露vs美食家吃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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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三个方面组成了一个整体，且彼此之间不重合，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它们既弄对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却又都弄错了同样的事情。常见的错误体现在边沁和穆勒对不同类型的愉悦的分歧上。这一争辩来自根据愉悦的不同源头区分其境界高下。食物、性和其他肉体愉悦归类为“低”，艺术、语言和学习则归类为“高”。但这种划分彻底忽视了愉悦的另一元素：重要的不光在于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愉悦，也在于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获得愉悦。小孩子阅读莎士比亚却弄不懂意思，他体验到的愉悦就并不比读《好饿好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更高级。猪吃松露所得到的价值，跟美食家就着面条吃烤肉不一样。提升或贬抑一种愉悦的关键，不在于“它”是什么，而跟我们如何享受愉悦的关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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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包含着更大的潜力获得高层次愉悦，这一点毋庸置疑。孩子总有一天能学会欣赏哈姆雷特的纠结复杂，而《好饿好饿的毛毛虫》始终是一种单纯的快乐。你可以学会分辨一杯巴罗洛葡萄酒香味气息的层次，但一瓶低品质的葡萄酒，你除了满满地喝上一大口，感受到浓郁果香，就再无其他了。可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和整个西方文化的正统假设一直是，凡是有着强大感性因素的体验，在本质上就是基础的，只能带来较低级的愉悦。如果真是如此，食物和思考就不能搭配在一起。柏拉图在对话录《高尔吉亚篇》里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偏见：“烹饪，从愉悦的角度来说，既不关注自身愉悦的性质，也不关注其原因，而是径直通往目标。”即便从事实上看的确如此，但柏拉图却并未考虑无须如此的可能性。烹饪并不一定非要去满足不容置疑的欲望。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指出的，我们可以，也应该考虑烹饪和饮食更宽泛的意义，并相应改变我们对待两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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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穆勒的基本见解是对的，有些愉悦比另一些愉悦更加高级；边沁也是对的，不能根据愉悦的源头之物来构建愉悦本身的层次。但他们两人忽视了愉悦的形式跟内容同样重要这一点。也许，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西方哲学精神和身体分离的二元性倾向，它未能考虑我们的灵体合一性质。穆勒和边沁认为，愉悦要么是身体的，要么就是知性的，而事实上，最丰富的愉悦两者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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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们认为愉悦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人类福祉，愉悦就是“福祉”。但我们发现，许多有价值、有意义或者有趣的事情，并不令人愉悦。想想你在生活里最为重视的事情。你不会因为伴侣病得厉害，你跟她都无法获得愉悦而抛弃她。创造性的工作往往并不特别叫人愉快。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不会选择要孩子，把孩子带来的满足感称为“愉悦”似乎太肤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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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愉悦的概念延伸到我们一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上（一如边沁的建议），这个错误就并非不可避免。诚然，幸福和愉悦有所不同。愉悦多与特定的经历和时间段相联系，一般相当短暂。幸福更多的是一种背景感觉，或许不如愉悦的强度那么大，但持续时间更长。甚至，如果我们认识到，情绪是一种传递性的刺激，与人潜在的满足毫无关系，那么，说一个心情糟糕的人很幸福，也没什么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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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一如通常的设想，幸福和愉悦从根本上是同一种东西：都属于良好的感觉，或者心理学家所谓的“积极情绪”。虽然一些积极心理学家坚持认为，积极情感在人类生活里事关重大，但我觉得，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例如，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在电影《爱》（Amour）讲述了一位老年妇女安妮健康状况日下，丈夫乔治照顾她的故事。它观察敏锐，凄美动人，但从任何传统意义上说，它谈不上令人有些许享受，也毫无振作意义。看完它以后，我闷闷不乐地吃着晚饭，心里想，这根本不是我原先设想的放松的一晚嘛。它没有让我快乐，但较之更令人愉悦的其他消遣方式，我的生活因为选择看了它而变得更丰富，丝毫未遭削减，这让我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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