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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170037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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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镜仕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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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内现存的早期独立镜屏大多被定为乾隆时期。虽然不排除有的可能早到雍正和康熙二朝，但无法确切证明这种可能性。(32)据笔者所知，目前最能证明落地镜屏存在于康熙和雍正朝的材料是两幅少有人知的绘画作品，一幅是上文介绍的《圣帝明王善端图》册中的《唐玄宗照镜图》（见图1.6），另一幅于2002年入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在此之前属于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藏家。(33)在本书之前，它只在两个展览图录上出现过，分别为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于2004年举行的《亚洲和欧洲的会面，1500—1800》展，以及苏州博物馆于2019年举行的《画屏：传统与未来》展。(34)但都没有对它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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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画目前定名为《对镜仕女图》，画面22.6厘米高、49.8厘米宽，有限的尺寸使之便于拿在手中或放在案上观看（图1.21）。画面非常素净，背景空无一物，图像由相互呼应的左右两组构成。左方靠近底边立着一架镜屏，长方边框略承圆角，植于雕刻繁复的屏座之上。一名云髻古装的女子站在屏前，头颈微向前伸，正凝神屏气地观看着自己在镜中的映像（图1.22）。而镜中的女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她的面貌和衣饰——也凝视着她的原型。这个镜中女子右臂下垂，左臂弯曲上抬，显示出镜外女子以右手扶框，更强调了人镜之间的亲近。画家对人物形象的细腻处理，通过对浓淡墨色的控制而更显微妙。一反清宫仕女画惯用的工笔重彩风格，此画全以水墨勾勒和渲染而成。画家以淡墨为主调，只有女子的云髻接近纯黑。而她镜中映像的用墨则可说是淡中之淡，微妙地指示出影像和实体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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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焦秉贞《对镜仕女图》。18世纪上叶，波士顿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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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对镜仕女图》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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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右方的图像也由两个形体构成，但没有人物。两者之一是一只高几，上面放置着香炉（图1.23）。在画中它起陪伴的作用，衬托着一把造型复杂的树根交椅。椅身及扶手皆以苍虬木根拼接而成，依形度势有如云朵变幻，只有座面嵌以方形的编织席板。我们在下文中将回过头来讨论这把空椅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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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对镜仕女图》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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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幅右下角有“臣焦秉贞恭绘”题款，说明是为皇上专门制作的，题款下盖白文“焦”和朱文“秉贞”两印。在清朝宫廷里，焦秉贞（1689—1726年）是最早把中西绘画风格进行融合的中国画家。据记载他在康熙朝中曾任职于钦天监，从天主教士、天文学家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那里学到了西方线性透视画法。翰林院侍讲学士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对这种画法——当时称为“线法”或“海西法”——做了如此解释：“海西法善于绘影，刻析分，以度量其阴阳向背，斜正长短，就其影之所着而设色，分浓、淡、明、阴焉。故远视，则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圆，以至照有天光，蒸为云气，穷深极远，均粲布于寸缣尺楮之中。”(35)特别指出：“（焦）秉贞职守灵台，深明测算，会司有得，取西法而复通之。圣祖（康熙）之奖其丹青，正以奖其理数也。”(36)这些描述一方面说明了他的绘画并非是对欧洲绘画进行机械临摹，而是“取西法而复通之”，意图达到中西合璧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康熙皇帝对他所进行的这种艺术实验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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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焦秉贞服务于清宫的年代，聂崇正对其画作和有关记录进行了详细调查，所找到的最早画上题款为康熙二十八年，最晚的作品创作于雍正四年。他因此认为焦秉贞在1689年以前已经进入宫廷供职，至其去世的1727年仍有作品传世。(37)在这个时间框架中考虑《对镜仕女图》的创作时期，多项理由引导我们认为它最可能是焦秉贞晚年在雍正朝中的作品，画于1722年至1727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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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此画的水墨媒材有别于焦秉贞盛年的一系列作品之外，一项重要的理由是在笔者看来，这幅画显示了雍正的个人参与，而这种参与是这位清朝皇帝和他的父皇十分不同的一个地方。甚至当雍正还是雍亲王胤禛的时候，他就精心策划并参与制作了两件艺术作品，一是一架精美的十二扇美人屏风（《胤禛围屏美人图》），二是一套别出心裁的《胤禛耕织图册》。美人屏风安置在他在圆明园中的住所深柳读书堂，虽然学者对于画中女像的身份众说纷纭，但都同意胤禛切身参与了这套图画的设计和创作。最清晰的证据是其中四幅嵌入了他的书法和私印，并且都被设计为室内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在“把镜”中的立屏上和“展书”中的叶形贴落里（见图1.24a，b），在“持表”和“赏蝶”中又分别被设计成黑底泥金书条幅和大字对联（图1.24c，d）。书法的题诗全部是胤禛自己创作的咏美人诗句，(38)但和通常题画诗不同，被费尽心思地植入画中建筑空间，或仅显示局部，或以花瓶和其他什物遮挡其边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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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a—d） 《胤禛围屏美人图》中的“把镜”“展书”“持表”“赏蝶”四幅。18世纪初期，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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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耕织图册》以康熙年间刻版印制的《耕织图》为蓝本。先是康熙皇帝在其1689年的第二次南巡中看到宋版《耕织图》，感到应该大力推广以辅国政，因此让焦秉贞据其原意重新绘制，作《耕图》和《织图》各二十三幅又加以刻板印制。胤禛投父皇之所好，特地让宫廷画师重新绘制了一套，把每幅中的主要人物都换成了自己的肖像，以表达“亲民”之意。以“收刈”一页为例（图1.25），近景中的五个农夫正在紧张地收割田里的稻子，另外两名农夫将割下的稻子扎捆担走。穿着庶人服装的胤禛出现在画幅中心，站在田埂上指挥着这个劳动场面。画上方冠有胤禛的亲笔题诗，庆贺太平时节的丰收，文后钤“雍亲王宝”和“破尘居士”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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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套作品虽然在内容上很不一样，但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胤禛本人的持续“在场”。“在场”在这里有两个含义，一是他既是这些绘画作品的赞助人又是联手合作的艺术家——作为赞助人他授意绘制了画屏和图册；作为合作艺术家他将自己的诗作和书法融入图像之中。“在场”的另一个意义是他在画幅中的切身存在：不管是在《耕织图册》中乔装现身，还是用自己的印章和书法在《胤禛围屏美人图》中作为替代，他始终都存在在画幅里，从作品内部控制着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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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胤禛耕织图册》中之《收刈》。18世纪初期，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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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胤禛登基成为雍正皇帝之后，他的至尊地位使他可以调动整个宫廷造办处为他的兴趣和幻想服务；上文征引的他对装置玻璃镜的诸多指令，明显反映出他对宫廷装修和艺术活动的深层介入。他下令创作的绘画作品依旧显示出他的在场，也仍然是通过“显”和“隐”两种方式。“显”的方式延续着《胤禛耕织图册》模式：他让如意馆的宫廷画家为他绘画了各式各样的行乐图，他自己的相貌是所有画幅中的唯一恒定因素。除了在图1.9和1.10中装扮成欧洲帝王之外，他还化装成道教法师、雪山活佛、蒙古王子、古代文人等。很难想象任何宫廷画师胆敢自行创造这些异想天开的“肖像”；它们无疑出于雍正的创意，由宫廷画家领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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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的方式则延续《胤禛围屏美人图》的模式：雍正的形象并不出现，但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画中。他当皇帝后下令制作的一件这类作品，是称为《雍正古玩图》的一套卷轴，目前只有两卷存世，分藏于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这两卷画属于一个宏大的艺术工程：大英博物馆卷（原属于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长达20米左右，高达1.35米，卷中以近乎照相般的写实方法绘制了雍正收藏的223件青铜、玉、瓷、珊瑚、竹木等不同质料器物（图1.26）。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卷的尺幅相同，包含262件器物的图像。前者卷首题签写“卷六”；后者写“下，卷八”，可能属于另一系列。英国美术史家马啸鸿（Shane McCausland）估计如果这套画有上下两个系列而每卷包含两百五十件左右器物的话，整套应该包括了四千件左右的器物图像。(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