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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170037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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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剪辫纪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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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朝代史。在民国元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中，新生的共和政府要求所有男性公民不分阶级、职业和理想一律剪辫。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3月5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中宣布：“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1)剪辫因而成为新生民族国家对于公民身份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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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这个法令有三种不同反应。对坚定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来说，他们或在此以前已经剪辫，或在此刻将给中国人带来耻辱的这个“猪尾巴”毫不犹豫地割去。立场相反的一些人——或是保皇党或为保守派——认为辫子是中国男性的特有特征，因此抗拒剪辫令。著名学者王国维直到1927年投湖自杀时一直保留着他的辫子。山西地方上的一位名叫刘大鹏的有影响乡绅某天上街被强行剪去了辫子，他备感创伤，自此拒绝参加公共事务。(2)第三种人处于二者之间，既不坚决反对改革又对旧时习惯怀有留念。当他们终于决定服从政令剪去一生积蓄的长辫的时候，心中怀着的是一种复杂的感情，似乎生命在此时发生了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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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一个名叫王益盦（益盦是他的字）的年轻男子在1912年9月13日那天出门时的心情。他换上了一件高领窄袖、款式时髦的丝袍，让用人重新编紧了他那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辫稍系上一段青丝以增加它的长度。然后他去到了位于前门外的号称“京城商业第一楼”的劝业场（图4.1），楼上一家名叫丽芙的时髦影楼是他经常光顾之地，知道那里提供拍摄穿衣镜照片的服务。他告诉影楼老板他想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交了八角大洋定购了两幅。完成拍照之后，他或是去了一家理发馆或回到家中，叫人把他的珍贵发辫齐根剪下。一星期之后他拿到了洗好的照片，照片中的无言男子直视着他的眼睛，身后的穿衣镜中映出他已经失去的垂至膝下的长辫（图4.2a）。提起毛笔，他在照片后边记下这段事情并盖上他的印章（图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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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子秋八月，将欲剪发，故用大镜照后影，以留纪念。八月初三日即新历九月十三日拍于劝业场楼上之丽芙照像馆，计印二张，大洋八毛。益盦志，时年念（廿）七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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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20世纪初的北京劝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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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a）王益盦剪辫纪念照。北京丽芙照相馆，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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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b）王益盦在照片背面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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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私人纪念，这张照片从他手中传到他的后代，直至他的曾孙女王文婕女士在1999年的一期《老照片》杂志中公开了这张家庭照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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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盦题词中的一句——“故用大镜照后影，以留纪念”——造成一个印象，即使用穿衣镜保存辫子影像的方法出于他个人的决定。但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早在四个月之前就有另一位男士，在极为相似的情形下，运用同样的手法为自己拍摄了剪辫纪念照（图4.3）。和王益盦一样，这位男士也在剪辫前去到影楼留念，也使用了落地穿衣镜，也在洗好的照片背面写下了一段题词，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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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清纪念物：发辫最后之造影。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四号，即壬子二月十七日十二钟。剪发前摄影纪念。毓祥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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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李宏春剪辫纪念照。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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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中的年轻男子是李宏春（1890—1946年），字育庠或毓祥，拍摄时二十二岁，可能仍是一名政法学生。根据他的儿子、后来成了著名音乐指挥的李德伦的回忆，李宏春生于一个家道没落的习武之家，是家里的小儿子。他先进了家乡河北丰润县的警察学校，然后跟随大哥去到东北的奉天（今沈阳），考上了那里的“法政学堂”学习法律。他于1912年毕业成为律师，在奉天的东三省都督府当录事。虽然后来他成了北京商业圈和梨园界甚有影响的名人，也沾染上了抽大烟和嫖妓等坏习气，但在上学期间他尚是一个“意气风发、具有一些新观念的热血男儿”。(6)这张照片没有标记影楼名称，根据李宏春的履历来看可能是在当时东三省首府奉天拍摄的，时在他将毕业或刚毕业的时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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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使用了穿衣镜，王益盦和李宏春的“全体像”也有一些重要区别，显示出二人对摄制过程的不同程度参与。王益盦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他所使用的场景与我们讨论过的“镜前美女”和“满族女子”照片中的布置完全相同，配备着幻视风格的欧式壁画、盆栽花卉和全身立镜（比较图4.2a和图3.45，3.50）。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使用穿衣镜这种女性摄影道具记录他的长辫。李宏春则至少做了两个额外要求，一是使用被称作“二我图”的摄影特技，利用双重曝光方法使他在这张照片中重复出现；二是他面对穿衣镜，以他垂在背后的辫子朝向摄影机。他肯定需要为这些特殊要求付出更多佣金，但最后的结果应该满足了他的预想：他在照片中不但出现在镜前和镜内，而且还第三次现身，以正面姿态站在他自己和穿衣镜旁边（见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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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张拍于北京和沈阳的剪辫照之外，相似例证也来自南方、东部和中部的其他中国城市。这些照片包括上海容新照相馆和汉口永清馆影楼拍摄的两张作品（图4.4，4.5），都呈现出正面向外的年轻男子和映照在穿衣镜中的长辫，与王益盦的剪辫像相似。另一张同类照片则来自香港，由一家当地影楼印在当年出版的一份圣诞卡片中（图4.6）。(8)虽然由于这些照片不带题词，我们无法了解像主的具体身份和思绪，但是它们的拍照地点说明这种使用穿衣镜拍照的“剪辫像”在1912年盛行于全国。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惊讶，如上一章讨论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用穿衣镜表现女子发型和头饰的做法在商业摄影中已是惯例。王益盦、李宏春这样的年轻绅士在剪掉他们珍视的辫子前，自然会选择擅长拍摄这类肖像的商业照相馆前去留影纪念。将李宏春照片的左半与肃王妃肖像做一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二者摄影的角度和照片中的人物姿势几乎一样（比较图4.3和图3.52）。而王益盦的照片也和许多背后放置落地镜的青楼及满族女子像类似（比较图4.2a和图3.44）。实际上，作为摄影道具，竖直的穿衣镜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照出垂至腰下的长辫，比起聚焦于头部发型和装饰的妓女和满族女子更能发挥这种工具在人像摄影中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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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无名男子剪辫纪念照。上海容新照相馆，约1912年，仝冰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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