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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170039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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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衣冠之变辽金元女子服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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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907—1368年）时期持续了46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辽金元时期的服饰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面貌和重要性，但却是中国服饰文化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部分。这一时期，不同的政权更迭交错，辽、金先后与北宋、南宋对峙，蒙元则与金、南宋纷争；这一时期，民族成分众多，杂居而处，汉族、契丹、女真、蒙古等碰撞交流，胡汉之间的生活和文化从壁垒隔阂到拆墙纳美，各汲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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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饰方面，这一时期的胡汉服饰文化各有特色，交相辉映，形成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同时，胡汉服饰文化又交流互动，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服饰的包容性和丰富性。正是经过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交融和濡化，形成了中国服饰文化“衣冠之海，有容乃大”的大国风范。这在女性服饰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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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第一节 契丹女性“佛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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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妆”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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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北宋彭汝砺以集贤殿修撰、刑部侍郎充太皇太后贺辽主生辰使的身份出使辽国。[1]作为南国的使者，使辽途中，彭汝砺便深刻感受到辽地冬季的环境之恶劣，并发出了“万里沙陁险且遥，雪霜尘土共萧条”、“狼顾鸟行愁覆溺，一日不能行一驿”的行程艰难的感叹[2]。然而更让彭汝砺印象深刻的是，他见到辽地的妇女竟然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黄面黑吻”的容貌，这让看惯了面若桃花的南国脂粉之色的他大为惊异，以为这些妇女得了某种奇怪的瘴疾，不禁询问接待他们的辽朝官员。辽朝的官吏却不无矜夸地告诉他，这其实是辽国女性一种独特的美容护肤术——“佛妆”。有感于此，彭汝砺遂作诗《妇人面涂黄而吏告以为瘴疾问云谓佛妆也》[3]，以纪此事，诗中表达了初来乍到的他对辽国女性这种面黄黑吻的“佛妆”产生的讶异与误解，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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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南）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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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提到辽国燕姬“面涂黄”的“佛妆”正是契丹女子在冬天流行的一种妆容，也是一种奇特的美容护肤术，其最大的特点是将面部抹黄，经冬不洗，与南国女子以脂粉饰面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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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妆”之“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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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使至辽，都对辽地妇女的这种特殊的妆容颇为好奇，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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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汝砺使辽三年后（1094年），北宋张舜民以秘书少监身份被遣充回谢大辽吊祭宣仁圣烈太皇太后礼信使使辽，留下若干使辽诗和对辽地风俗的记载。宋人叶隆礼撰《契丹国志》辑录张舜民《使北记》记载：“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4]明人陶宗仪《说郛》卷三则辑录张舜民《使辽录》曰：辽国“胡妇以黄物涂面妆，谓之物妆”, “物妆”即“佛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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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志稿》也辑录了清人严绳孙《西神脞说》中关于佛妆的记载：“辽时，燕俗妇人有颜色者目为细娘，面涂黄，谓为佛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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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汝砺与严绳孙等诗文中所谓“燕地”即现在的北京地区，北京在当时是辽国“五京”之一的“南京”。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把包括今北京地区和河北与山西两省北部的燕、云等十六州之地作为献媚和酬谢的礼物割让给契丹。从此，辽的版图延伸到了华北大平原。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州之后，便把幽州升为五京之一，作为辽的陪都，改称南京，又称燕京，府名幽都。在燕地，契丹族与汉族、女真族杂居而处，作为契丹政权的陪都，也流行契丹女性“以黄物涂面”的美容化妆术—“佛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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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年间（1119—1125年），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辑录《萍洲可谈》一书，其中记载其父使辽时，见有妇人“面涂深黄，谓之‘佛妆’，红眉黑吻，正如异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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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南宋初年间人庄绰在他辑录轶闻旧事的《鸡肋编》中进一步介绍了这种被南方人视为“异物”的妇女化妆法：“（燕地）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冬月以括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其异于南方如此。”[8]（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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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壁画中右一为髡首的契丹女性（宣化下八里辽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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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括蒌即栝楼，是一种藤生植物，其根、果实、果皮、种子皆可入药，其果实名“黄瓜”，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栝楼”条谓其有“悦泽人面”的功效[9]。唐代本草学家日华子在《日华子诸家本草》中说，栝楼子可“润心肺，疗手面皲”，栝楼根则有治疗疮疖、生肌长肉的作用[10]。总之，栝楼有治疗皮肤皴裂、冻疮的功效（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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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栝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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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庄绰等人的记载和描述中可知：“佛妆”是契丹贵族世家女性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兼具保养护肤和美容装饰作用的美容术；其主要原料是栝楼提取物；主要用于冬季和初春季节，一层层敷加涂抹在脸上，形成一种黄色的保护膜，直到春天暖和时方才洗去，类似于今天的免洗面膜；其作用是抵御沙尘风雪对皮肤的侵袭；经过整整一个冬天和春天的保养，暮春时节洗掉这层面膜时，其结果是皮肤“洁白如玉”，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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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妆”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