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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170039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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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第二节 西风东渐：“披风”的缘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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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观察明末清初的绘画、瓷器装饰以及其他视觉媒材，便会发现有一种女子服饰常常出现，说明它在当时相当流行，但中国服装通史类书籍均未提及此服。检讨明代五十余座墓葬的考古报告资料，在衣物大多腐烂无存的情况下，依然保存下来七件此类服饰的出土实物。由于考古人员不知其名，在报告中分别给予不同的名称：浅褐流云天鹅绒绢对襟半袖单衣和驼色素缎对襟半袖袄[45]、开襟长龙袍[46]、素绸方领衫[47]、绸银白色八宝纹夹衫[48]、褐色八宝纹缎绣龙方补立领女夹衣[49]、麻布对襟衣[50]。经过笔者的初步考证，此种服装在明代有专门的称谓——披风，当时男女皆服，且形制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此处只讨论女服“披风”的形制、材料、流行时间、穿戴搭配方式以及流行原因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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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披风”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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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讨论的“披风”是明人对当时一种服装的称谓，并非今人所说的“披风”或“斗篷”。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谈到明代服装时，认为“昭君套”就是“披风”[51]，笔者存疑。初步的考证说明，明代的“披风”确系一种男女皆服的外衣，具有固定的形制，并非沈从文先生所说的“昭君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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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看明末《妇人像》（图7-13）和《雍正妃行乐图》（图7-14），妇人外面穿着的服装即是“披风”。与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出土的“披风”实物（图7-15）相比，二者形制基本相同。何以见得以上绘画中和墓葬中出土的此种服装名称为“披风”呢？明朱之瑜撰写的《朱氏舜水谈绮》[52]，记录了他在日本介绍中国服饰及生活礼仪的相关内容，并用图文并茂的方式（附带尺寸）进行描述。其中谈到明末清初人们常常穿着的一种服饰，名为“披风”（图7-16）。据图中的文字说明，披风最大的特点是对襟，瓦领[53]下端有玉扣花，或者用小带系缚，衽边前后分开不相属，通俗地说就是两边开衩。这些特征无论从服装款式，还是领子下端的玉扣花或小带，以及两边的开衩与对襟等细节上，都与前面提到的绘画及墓葬出土的服饰特征相吻合，据此判断此服即明代所谓“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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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妇人像（明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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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 《雍正妃行乐图》（清 佚名 绢本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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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5 驼色素缎披风（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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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6 《朱氏舜水谈绮》中的“披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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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更好地了解“披风”的形制特征，还可参看明代王圻、王思义编集，于万历年间刊刻的《三才图会》中的“披风”（图7-17），图上的榜题为“褙子”，图下的文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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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7 《三才图会》中的披风（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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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之披风，《实录》曰：秦二世诏朝服上加褙子，其制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宋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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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提供了如下信息：王圻为万历年间人，即万历年间已经不用“褙子”一说[55]，而改称“披风”。“褙子”在秦二世的时代袖比衫短，身与衫齐，大袖，但未能发现那时的图像来佐证。目前见到此种“褙子”（唐代称“背子”）的最早样貌为西安唐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及夫人宝手墓出土的陶俑上的服饰[56]。其对襟无纽，身与衫齐，与《三才图会》中的描述吻合。宋代的“背子”（即元明的“褙子”）长与裙齐，而袖变窄，略宽于衫（小袖），宋代此类“背子”的图像材料很多。此外，宋代也有继承前述唐代的“背子”的类型，长度及膝，依然为小袖。宋代齐裙的“背子”在元代继续沿用较多，称为“褙子”，从元代墓葬壁画中可以找到实例[57]。明代的“褙子”继承宋元的形制，齐裙和齐衫的两种“褙子”并存，最关键的要素是小袖。与明代“褙子”形制类似，袖子很大的服饰称为“大袖衫”或“大衫”（图7-18），很多服装通史类书籍将此误认为“褙子”，实属误会。[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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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8 明孝庄睿皇后钱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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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制上看，明代的“披风”与“褙子”比较接近，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对襟、两边开衩的服饰。不同之处在于“褙子”的长度有齐裙（近地）和齐衫（近膝）两种，“披风”的长度都是与衫齐（近膝）; “褙子”为小袖，“披风”为中袖，长度在肘腕之间，露出里面的衫袖；“褙子”的裁剪上下一样宽，而“披风”是收腰的，腰部与底摆的尺寸差距较大，当然，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样式会有些许变化。而“披风”与“褙子”最大的区别在于领子，“褙子”是合领，从上到下一直通下来，“披风”是重新的瓦领，将两领之间的距离加宽，领子的长度为一尺三寸（按照当时日本木匠曲尺记录，参见图7-16），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2.11厘米[59]，这样长的领子下端基本接近腹部，应该说是很低的，加上两领之间的横向距离，这种大敞领必然给里面的衣服一个充分的展示空间。同时，这种瓦领是在衣服上的，方便拆换，古人衣服一般不能像今天这样洗涤，容易污损的领部能够拆换无疑是非常聪明的设计。可以说“披风”的形制是在“褙子”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