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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第三节 雌雄二体的结合:纽与扣[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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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服的领口及前胸常常闪耀着一种特殊的金属或者玉质钮扣,由于其名称无从查考,暂且将之称为“对扣”[82]。“对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钮扣,而是由别致的动植物造型单体通过子母套结式结构扣合而成,仿佛雌雄二体的结合方式,既能承载服饰门襟的闭合功能,又能作为精致雅丽的首饰,彰显佩戴者的身份地位,是明代女子服饰上的一种特殊时尚装饰。它的质地有玉、金、银、铜等几种类型,奢华者在金、银“对扣”上镶嵌红蓝宝石,讲究者在银、铜表面常常鎏金。由于其行用阶层的差异、使用场合的不同、材料产地(中亚、西亚的宝石)的特殊和手工技艺的精湛等因素,承载了社会学和物质文化史的多重含义。但迄今为止,这种“对扣”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笔者不揣浅陋,尝试追溯其源流,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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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对扣”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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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钮扣分单粒球形纽扣和子母套结式“对扣”两种类型,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后者。由墓葬出土资料看,单粒球形钮扣在男女服饰上都能见到,子母套结式“对扣”仅限于女服使用。诚如明朱之瑜在《朱氏舜水谈绮》中说:此种钮扣“虽华美然非大人丈夫之服也”[83]。“对扣”的基本形制如图7-29所示,由雌雄二体组成,左为雄,右为雌,扣合时将雄的钮头插入雌的襻圈之中,结合紧密,完美无缺,构思相当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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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9 子母套结式“对扣”的雌雄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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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明代五十余座墓葬,出土的钮扣数量不算少,其中单粒玉钮扣6颗,单粒水晶钮扣2颗,单粒金钮扣29颗,单粒银钮扣7颗,单粒铜钮扣5颗。子母套结式玉“对扣”18副,子母套结式金“对扣”127副,子母套结式银“对扣”139副,材料不明的钮扣4副。墓葬出土仅子母套结式钮扣288副。[84]从表4中可见,明代最早的女子服饰上的金“对扣”出土于南京邓府山福清公主家族墓,是一副蜂赶菊的金“对扣”,可见金属“对扣”从洪武年间已开始在服饰上使用,一直流行到清初,跨越了整个明代。其功能从固定“霞帔”、“大袖衫”(1副“对扣”)转向立领衫袄的门襟闭合(1—7副“对扣”),其装饰性从“对扣”使用初期即突显出来。[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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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明代墓葬出土钮扣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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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钮扣上的蜜蜂与蝴蝶的形象很难区分,统计时都用蜂蝶花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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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服“对扣”的材质主要有玉、金、银、铜等。镶嵌红蓝宝石的金、银“对扣”数量超过45副(墓葬出土),其精致奢华的程度令人称奇。大部分镶嵌宝石的金扣出自皇后、妃子的墓中,非一般平民所能佩戴。主要的红蓝宝石产于中亚、西亚,通过朝贡贸易到达中国。西域诸地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中,玉石贸易是分量仅次于马驼贸易的第二大项。于1603—1604年亲身游历喀什、和田等地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说:“最贵重的商品而且最适用于作为旅行投资的,是一种透明的玉块,由于缺乏较好的名称,就称为碧玉。这些碧玉块或玉石,是献给契丹皇帝用的;其所以贵重是因为他认为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严就必须付出高价。他没有挑中的玉块可以私下售卖。据认为出卖玉石所得的利润,足以补偿危险旅途中的全部麻烦和花费。”据此可知,中亚、西亚的宝石已广泛流入明代宫廷和民间,而且数量应该不少,《明实录》载:“景泰三年(1452年)七月,哈密贡玉石三万三千五百余斤,每石一斤赐绢一匹。”[86]这些朝贡玉石的重要用途之一即为首饰,首饰一旦镶嵌玉石,倍增奢华珍贵之价值。目前,关于明代“对扣”的信息我们知之不多,仅有宫廷“对扣”尺寸及工时的零星材料散见于典籍中:素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30个用窝钮工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每50个用窝钮工1个工;錾花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20个用錾花匠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40个用錾花匠1个工。其钮扣尺寸如下:头号大钮直径8分,头号钮直径7分,二号钮直径6分,三号钮直径5分,四号钮直径4分,五号钮直径3分,六号钮直径2分,七号钮直径1.5分[87]。以上为金属“对扣”的基本尺寸,与墓葬出土的“对扣”尺寸基本吻合。富贵之家女子服饰上的“对扣”模仿宫廷样式,但材料不及宫廷的贵重,造型也相对简单,由个体金银匠制作而成,水平也是上乘,因为明代制作金银首饰的工艺是历朝历代中的翘楚。由于“对扣”使用的材料珍贵,工艺精湛,造型别致,成本自然很高,墓葬出土的主要为皇后、妃子、内外命妇所戴。《金瓶梅词话》第十回描写潘金莲在生日那天:“上穿丁香色潞绸燕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镏金蜂赶菊钮扣儿……”[88]可见富商的妻妾也能佩戴。总之,“对扣”的行用阶层非富即贵,普通女子对“对扣”不敢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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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对扣”的造型十分多样,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讨论,只做大致的归纳。表面看来,“对扣”由中心部分与两翼组成,中心部分又由钮头(接一翼)和襻圈(接另外一翼)组成,钮头插入襻圈之中,扣合牢固。中心部分的襻圈多为菊花、菱花或葵花造型,襻圈中间偶见福寿等文字。有时襻圈变为方形,但不是主流。两翼的图案为蜜蜂、蝴蝶、童子、鱼、鸡、元宝、如意云头、万字纹等。将中心部分与两翼进行搭配,再加上红蓝宝石的镶嵌,则形成丰富多彩的钮扣形式,如图7-30所示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蜂赶菊、蝶恋花、童子捧花、鱼戏莲、云捧日、双元宝等类型。目前,关于“对扣”造型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有学者认为“对扣”雌雄二体的扣合有点性的意味,倘若如此,蜂赶菊、蝶恋花的“对扣”似乎与这种观点吻合。而童子捧花、鱼戏莲大概是对传统图案的继承和发展。云捧日“对扣”中如意云头的造型是辽代陶瓷中的典型图案,也在耳环上运用[89],钮扣作为一种首饰,对此纹样的采纳应在情理之中。关于一种纹样在不同器物门类中的流传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惜此类成果尚不丰硕。元宝图形的应用大概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关系密切。万字纹的应用乃是受佛教的影响所致,应是不争的事实。总体看来,“对扣”采用的图案与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信仰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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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0 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从左至右:鸟戏莲金“对扣”、鱼戏莲金“对扣”、银鎏金蜂赶菊“对扣”、童子捧花“对扣”、蝶恋花玉“对扣”、蝶恋花镶宝石金“对扣”、双元宝金“对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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