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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蛇毒中发现的降压药：普利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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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还有一类新药也被发现，它的发现是与血管紧张素的发现密切相关的。血管紧张素（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ACE）抑制剂是重要的抗高血压药物品类，第一个代表药物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施贵宝公司的卡托普利（capto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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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生理学家罗伯特·蒂格斯泰特（Robert Tigerstedt）和他的学生佩尔·贝里曼（Per Bergman）在给兔子注射肾脏提取物时，发现兔子有血压升高现象，他们认为肾脏分泌了一种蛋白——肾素（renin）导致了这种作用。20世纪30年代，戈德布拉特（Goldblatt）给狗的肾血管结扎导致缺血，他发现其肾脏分泌了一种缩血管物质。1939年，肾素被发现并不是直接导致升高血压，而是通过水解血管紧张素Ⅰ（angiotensin Ⅰ，Ang Ⅰ）和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来发挥作用的。1956年，莱昂纳多·T.斯凯格斯（Leonard T. Skeggs，1918—2002）与他的同事在马血浆中分离了血液中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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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生理学家毛里西奥·罗查·叶·席尔瓦（Maurício Rocha e Silva，1910—1983）发现了缓激肽（bradykinin），一个内源性多肽，有多种生理作用，可以调节血压及平滑肌收缩。从1940年到1941年，席尔瓦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他继续研究组胺对于动物毒素的影响。他与同事威尔逊·特谢拉·贝拉尔多（Wilson Teixeira Beraldo）等人一起于1948年发现缓激肽的降血压作用。当给动物注射巴西具窍蝮蛇（bothrops jararaca）蛇毒后，就可以在血液中检测到缓激肽。后来发现，缓激肽是由体内其他物质代谢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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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席尔瓦的学生塞尔吉奥·恩里克·费雷拉（Sérgio Henrique Ferreira）又在蛇毒液中发现了一个缓激肽激活因子可以加强缓激肽的降血压作用。费雷拉是在继续研究缓激肽时，发现了蛇毒液中存在一个多肽家族，在体内和体外均可以激活缓激肽，他命名为缓激肽激活因子（bradykinin potentiating factor，BPF），并分离了替罗普肽（teprotide）等多个因子[2]。随后，他带着自己发现的BPF到英国伦敦大学约翰·罗伯特·文（John Robert Vane）实验室去学习，引起了文（Vane）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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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文和同事研究发现在体外实验中，ACE对AngⅠ的代谢非常慢，但人体内AngⅠ会在血液中快速消失。文猜测血液中AngⅠ可以转换为AngⅡ，后来他发现这一过程可以在肺循环中快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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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费雷拉与美国国立布鲁克哈文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的刘易斯·乔尔·格林（Lewis Joel Greene）合作，分离了相应的几个BPF因子。应用这种多肽因子，可以激活缓激肽，并抑制血管紧张素Ⅰ（AngⅠ）转变。他们鉴定了其中一个五肽因子，并进行了合成，在实验动物身上成功完成降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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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发现BPF在血液肺循环中也很快消失，于是他猜测与BPF和AngⅠ发生反应的是同一个酶。并且BPF与这个酶反应后，可以抑制这个酶对AngⅠ的转换。1970年，文与同事利用费雷拉提供的BPF蛋白，证实了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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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renin-angiontensin-aldosterone）已经被研究得非常透彻，于是众多公司寻找这一系统中的靶点进行降压药的研究。其中肾素和ACE两个酶研究得较多。第一个ACE抑制剂是施贵宝公司的卡托普利，这一药物的主要研发者是米格尔·昂代蒂（Miguel Ond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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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政府加强招商力度，给了施贵宝公司在国内独家生产抗体的特权。于是阿根廷人昂代蒂于1957加入了这里的实验室，接受进一步学习和锻炼。一开始，昂代蒂专注于生物碱化学，他从阿根廷当地各种各样的植物中提取相应成分，并送到美国新泽西总部检测。1960年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获得机会到美国总部工作，年薪7800美元。为此他还找了一位英语教师辅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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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被分到了多肽研究小组，几年后，他成了小组长。研究内容包括胰岛素和蛇毒多肽。1965年左右他开始研究一种胃肠道激素——胆囊收缩素，但当时的技术有限，没有能力把它开发成一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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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施贵宝公司新总裁阿诺德·D.韦尔奇（Arnold D.Welch）要求研发心血管药物。作为施贵宝公司的顾问，约翰·文给了他们很多建议，让他们就从BPF入手，并提醒他们进行ACE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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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昂代蒂（Ondetti）研究小组开始研究巴西腹蛇中的缓激肽激活因子BPF。他们还合成了替罗普肽，以便更好研究。经过研究，昂代蒂等人意识到，多肽虽然有很好的生理活性，但在体内容易代谢，如果把研发方向改为针对代谢多肽的酶，或许可以起到相应的效果。他开始寻找ACE的抑制剂，但一直没有成功，中间项目还一度中断，但1974年，昂代蒂和同事们又开始向这一方向努力。他们以与ACE类似的羧激肽酶为筛选手段，把数千个公司化合物库里的化合物筛选了一遍，却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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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拜尔斯（Byers）和沃尔芬登（Wolfenden）发现天然底物的C端苯丙氨酸残基与羧基肽酶的活性部位结合从而将酶激活，他们用相似的苄基丁二酸（benzylsuccinic acid）也可以与羧基肽酶活性部位结合，但不会激活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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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献让昂代蒂等人意识到化合物与ACE的活性部位结合，会取得很好的抑制效果。因为对替罗普肽等缓激肽因子的研究，他们知道ACE酶活性部位结合残基是L-丙氨酰-L-脯氨酸（alanylproline），于是通过参考这一结构，他首先设计了琥珀酰脯氨酸（succinoyl-L-proline），果然，它与ACE的活性部位结合非常好，并且不引起酶的活化。最后，昂代蒂用巯基取代了羧基，结果得到了卡托普利。1976年申报了专利，专利号4 046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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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相关结果发表，因为欧洲监管没有美国严格，所以最初到瑞士做临床试验。1981年，产品才申报到美国并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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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有12个普利类药物上市。1991年，日本科学家开发了第一个以牛奶为基础的ACE抑制剂，从发酵的牛奶中，分离得到了两个三肽，被称为乳三肽（lactotripeptides），也有降血压的效果。其中异亮氨酸-脯氨酸-脯氨酸（isoleucineproline-proline，IPP）效果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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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患者服用卡托普利后，会感到口内有金属味，这是因为巯基的原因。美国默沙东公司开发了依那普利拉（enalaprilat），它没有这一副作用。它把巯基替换为二羧基，不过口服生物利用度变低，于是研发人员又用乙醇与它进行酯化反应，得到了依那普利。1983年，第一个没有巯基的ACE抑制剂依那普利上市了。这个药于1988年成为默沙东公司第一个年销量超过10亿美元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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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血管紧张素Ⅱ可以损害心脏和肾脏，当人体血液中过高时，可引起心肌梗死和卒中。在20世纪70年代血管紧张素Ⅱ转换酶抑制剂被引入后，发现其对血压和体液电解质平衡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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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被研发前，科学界主要盯住血管紧张素多肽类似物研究，1-肌氨酸-8-丙氨酸增压素（saralasin）和其他类似物被研究很多，因为它有一定的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作用，但因为是多肽，所以其口服生物利用度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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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在大鼠中发现咪唑-5-乙酸的衍生物可以对抗血管紧张素Ⅱ对血压的作用。默沙东公司对相关化合物结构优化，得到S-8307和S-8308两个非肽类化合物，并证明它们是模仿血管紧张素Ⅱ的药效团。对它们进一步修饰，以提高口服活性和对血管紧张素Ⅱ受体1（AT1）的选择性，得到了洛沙坦（losartan）。1995年，洛沙坦被批准临床应用，随后有6个相应的药物被批准上市。这类药物副作用非常小，与空白对照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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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肾上腺素结构设计的抗哮喘类药物：沙丁胺醇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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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CI公司开始以詹姆斯·怀特·布莱克（James Whyte Black）为首研究肾上腺素受体药物时，葛兰素公司也在介入这一领域，但他们关心的是哮喘这一疾病。当哮喘发作时支气管的炎症和收缩引起呼吸阻碍、胸闷、呼吸困难症状。而肾上腺素具有一定的舒张气管作用。他们便从这一方向入手，寻找一种抗哮喘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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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丁胺醇（salbutamol）是基于去甲肾上腺素的结构修饰而成的。经过把去甲肾上腺素的一个氨基氢原子置换成异丙基后得到异丙基肾上腺素，但它在体内不稳定，易被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代谢失活，且有一定的心脏副作用。于是进一步修饰结构，把异丙基以叔丁基取代，得到了沙丁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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