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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9 灼噬自己，照亮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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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之父法瓦洛罗的结局，不免让我们欷歔不已。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出现之后十一年，第一例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又横空出世，这一技术的创立者是介入心脏病学之父安德烈亚斯·格林特茨格（Andreas Gruentzig, 1939—1985），他的结局同样让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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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格林特茨格在瑞士苏黎世一家大学医院工作，他设想，如果在做冠状动脉造影时，在其导管末端加上一个球囊，不就能直接把狭窄的部分撑开，解决心肌供血不足的问题了么？他在自己的厨房设计了这个设备的原型，并寻找可应用的材料。1975年，他与其他合作者一起制作了双腔球囊导管。1977年9月16日，格林特茨格在质疑声中为病人巴赫曼（Dolf Bachmann）先生实行了第一例血管成形术。他把一根前端带有球囊的导管插入巴赫曼冠状动脉的一个主要的狭窄分支里，扩张球囊，使狭窄的部分恢复通畅，完成了医学界首例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巴赫曼先生也成了世界上第一位接受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的患者，被载入心脏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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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的美国心脏病学会会议上，格林特茨格介绍了四例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的成功结果，赢得了广泛关注与赞誉。但他认为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的疗效是暂时的，可能只是推迟心脏旁路手术的一种方法。现在看来，格林特茨格并非妄自菲薄、故作谦虚，因为当时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后的再狭窄率高达30％～50％，远不如心脏搭桥手术效果那般确切。直到1987年西格沃特（Ulrich Sigwart）医生在临床首次成功应用介入技术在冠状动脉放置支架，心脏内科医生才正式在冠心病治疗心脏血运重建领域，与心脏外科医生分庭抗礼。而今介入心脏病学早已发展得根深叶茂，每年一度的心血管病经导管治疗学术大会都有更新的成果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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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介入方法快捷便利而且避免了开胸手术那样的巨大创伤，故其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心脏内科医生的巨大兴趣。可以说，格林特茨格的发明，为心脏病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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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一篇题为《安德烈亚斯·格林特茨格，燃烧的天才》（The Burning Genius of Andreas Gruentzig）的纪念文章中写道：“焰火炙热璀璨，灼噬自己，照亮夜空，也许格林特茨格便是那如焰火般的传奇。”这一年，正是第一例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完成的第三十年，当年三十八岁的病人巴赫曼在经过这样一次富有想象力的介入手术之后，仍然健康地活着；而该手术的实施者当年也是三十八岁，却已经在1985年因驾驶飞机失事，没能亲眼看到他的第一例患者活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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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冠心病治疗领域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之父法瓦洛罗与介入心脏病学之父格林特茨格堪称绝代双骄。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法瓦洛罗之死或许源于其悲剧英雄的人格特质；而格林特茨格若非事事追求极致，喜欢极限运动，喜欢疯狂驾驶和飞行，也未必会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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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上面的绝代双骄，故事本可暂告一段落，但对于弗兰克开创冠状动脉造影术一事，我尚有诸多好奇：此前，是谁最早将导管插入人体心脏的呢？什么样的病人才会如此勇敢，敢让医生从血管向自己的心脏插管？或者说，什么样的医生才会如此疯狂，居然有这么大胆的设想？当我最终找到答案时，不禁瞠目结舌：第一次实施心脏插管的人，德国医生沃纳·福斯曼，其试验对象正是他本人。而他所以敢在自己身上实施这一操作，却是与几百年间数代人的探索努力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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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于1628年创立的血液循环学说，并没有在短期内直接给人类心脏病的诊断或治疗带来任何显著的变革。在其后的几百年间，许多人试图去揭示，在那些出现心脏畸形的病人胸腔究竟在发生着什么。血压计的发明和心脏导管试验的创立过程最能说明这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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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血液循环学说的过程中，哈维注意到当动脉被割破时，血液就像被压力驱动那样喷涌而出，通过触摸脉搏的跳动，会感觉到血压。正如哈维自己所说，“血液循环学说的提出，将对医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诸多相关学科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少不明或疑难可以被揭示，但要完成它，我的一生是不够的……”哈维生前并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测量血压的办法，第一次对动物血压的测量，也是血液循环学说出现之后百多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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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年，英国学者、皇家学会会员斯蒂芬·黑尔斯（Stephen Hales, 1677—1761）首次测量了动物的血压，该方法在今天看来虽不无“残忍”，却是真正揭示血压这一重要生理现象的一个开端。他用尾端接有小金属管的、长9英尺（约274厘米）直径六分之一英寸（约4.2毫米）的玻璃管插入一匹马的颈动脉内，此时血液立即涌入玻璃管内，高达8.3英尺（约270厘米）。这表示马颈动脉内血压可维持270厘米的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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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人们还看不出测量血压有什么实际意义，而黑尔斯的实验所以能够出现，恐怕要归功于当时医学诸派别之一的物理医学派。由于物理医学派认为人体就是一部机器，血管也即水管，那么测量一下这根水管里的压力也就顺理成章了，管它有意义没意义呢。我甚至觉得，只是黑尔斯认为测量动物血压这件事比较好玩，好奇心驱使其完成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实验，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医学（或兽医学）实践方面并没有发现血压这一现象的必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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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种既血腥又极为不便的方法不可能应用于人类。如果每次我们体检测量血压时都需要那么长的一根管子，又要切开动脉，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液涌起一米多高，恐怕很多人没等结果出来就直接吓瘫了。后来，法国医生普赛利（Jean Louis Marie Poiseuille, 1797—1869）采用内装水银（汞）的玻璃管来测量血压。由于水银的密度是水的13.6倍（即100毫米汞柱约合1360毫米水柱），此法大大减少了所用玻璃管的长度，即使玻璃管内的压力很大，也不至于把管中的水银柱顶起太高。比起黑尔斯来，普赛利这种血压测量法要简便点了。此时，普赛利已经对血压之于人体生理的意义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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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直到1856年，才有医生开始用上述方法测量人的血压。考虑到这种测量血压方法的恐怖程度，真的很难想象有几位患者会接受这种测量。也许这种实用性太差的血腥方法，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学者们随即开始探索无创的方法。既然在体表可以感受到动脉的搏动，那么能否在不割开血管的情况下，直接让脉搏的搏动传导给水银柱呢？最初一些基于此的设计，虽然避免了血管切开，但由于太过粗糙，测量结果的准确性照比前述直接测量法差很多。直到1896年，事情才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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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Scipione Riva-Rocci, 1863—1937）在前人测量血压试验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经过大胆的试验，终于改制成了一种可以兼顾安全性和准确性的血压计。这种血压计由袖带、压力表和气球三个部分构成。测量血压时，将袖带平铺缠绕在手臂上部，用手捏压气球，然后观察压力表跳动的高度，以此推测血压的数值。显然，以这种血压计测量血压较之黑尔斯的测量方法要安全得多了。但是，和血腥的直接测量法相比，里瓦罗基的间接测量法在准确性上还是稍逊一筹，它只能测量动脉的收缩压，而且测量出的数值也只是一个推测性的约数。但到此时，血压计的样子已经接近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袖带血压计了。好像只缺了一样东西，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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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这些不足，大约十年后，俄国外科医生尼古拉·柯洛特科夫（Nikolai Sergeyevich Korotkov, 1874—1920，20世纪血管外科的先驱）对血压计进行了改进。测定血压时，他另在袖带里面靠肘窝内侧动脉搏动处放上听诊器。测量开始时，先用气囊向缠缚于上臂的袖带内充气加压，压力经软组织作用于肱动脉将其压憋，阻断其内的血流。当所加压力高于心脏收缩压力时，气球慢慢向外放气，袖带内的压力即随之下降。当袖带内的压力等于或稍低于收缩压时，随着心室收缩射血，血液即可冲开被阻断的血管，发出与心脏搏动相应的节律音——柯氏音。用听诊器听到这一声音的瞬间，水银柱所指示的压力值即相当于收缩压；继续缓慢放气，使袖带内压力继续逐渐降低，这段时间里，袖带内压力低于心收缩压，但高于心舒张压，因此心脏每收缩一次，均可听到一次柯氏音。当袖带压力继续降低，达到等于或稍低于舒张压时，血流复又畅通，这种声音便突然变弱或消失，这个声音明显变调时水银柱所指示的压力值即相当于舒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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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临床应用证明，这种血压计测定血压的方法既准确又安全，所以它一直沿用至今。由于柯洛特科夫并没有对血压计的基本结构作出重大改变，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袖带血压计的发明者为里瓦罗基。为了纪念里瓦罗基的重大贡献，那些在高血压研究领域获得突出成绩的医学工作者，会被意大利高血压学会授予里瓦罗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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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92年伽利略研制成世界上第一支温度计，到1636年可用于医学实践的第一支体温计问世，用了不到五十年；1816年法国名医雷奈克（René Laennec, 1781—1826）发明听诊器的过程，仿佛是在一瞬间就完成了；而血压计的发明，从1733年黑尔斯开创性的实验到1905年袖带式血压计的完善，则前后历时一百七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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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为现代人所熟知的西医手上的诊断法宝“老三样”已悉数登场了，时间已经指向了20世纪。西方传统医学在经历了几乎同样漫长黑暗的蒙昧时代之后，终于破茧成蝶，在科学灯火的指引之下，开始向着各个领域分路前进了。在那个令人激动不已的世纪之交，无数发明创造纷纷出现，令人目不暇接。不过，即使是在那个群星璀璨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也有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任谁都不会忽略的，那就是在1895年发现了一种神奇射线的德国物理学家威尔海姆·康拉德·伦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 1845—1923），他于1901年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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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一个受过完整中学教育的人会不知道伦琴的鼎鼎大名。这个业已写在天地之间的人物，其发现X射线的伟大事迹早已为大众所熟知，在此不需多言。我们只需知道，1895年12月28日伦琴发表了发现X射线的论文之后，一系列与之有关的新发现和新技术即先后涌现，对医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是叹为观止。甚至第一次用X射线照相发现了伤员脚上子弹的临床实践，仅发生在伦琴宣布发现X射线后的第四天。应该说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对医学的推动作用可以同X射线的发现相提并论。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真正是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医学的面貌。医生们终于可以借助这一神奇的射线，简略地窥见人体内部器官的形态了，这是一个无论怎样拔高都不为过的伟大开端。为了推动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很多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辐射而致残，痛苦不堪。这些有名或者无名的学者、医生，都是我们人类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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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束X射线照过人体的胸部，我们就可以看到心脏影像的轮廓，这可比仅靠视、触、叩、听确定的心脏边界准确得多了。这个时候，医生研究心脏时，不但可以用手触摸胸壁感受心脏的搏动，还可以用听诊器听到心跳的声音，用血压计测量血压，更可以利用X射线看到心脏外部的轮廓，这些恐怕都是当年哈维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不少心脏病患者由于心脏内部存在很多复杂的病变，外部轮廓提供的信息虽然有极大意义，却仍是远远不够的。假如没有心脏造影术的出现，复杂心脏疾病的确定诊断只能靠病人死后的尸体解剖，我们今天的心脏病学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