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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第十二章疏忽与享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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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刚刚将南方长久地交给了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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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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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医学生都要面对的一项日常挑战是在世界上寻找一个安静角落，坐下来疯狂学习。作为一年级新生，我的解决方法是绕过图书馆，在堪萨斯城历史悠久的堪萨斯大学医学院校区的老建筑中寻找一条废弃的走廊。堪萨斯大学拥有密西西比河西岸最古老的医学院，坐落在一座山丘之上，俯瞰着脚下的铁路段和堪萨斯河已有百年之久。门诊楼、研究所、行政楼和住院部组成了一片红砖建筑群，其中诞生了不少来自美国东海岸的医学先驱，他们放弃了自己在波士顿、纽约或费城的声望，来到这个密苏里河与堪萨斯河交汇处的牛仔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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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逗留的地方是伊顿楼，其中较高的楼层沉寂无声，斑驳陈旧的大理石地面诉说着这里曾经作为门诊或病房的过往。尽管没有“请勿进入”的标识，但我也不完全确定自己能否出现在这座废弃的建筑里，不过这里十分安静，我拼凑出了一套像样的桌椅。几周后，我开始觉得这里就是属于自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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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晚都来伊顿楼，看到那个地方安然无恙，还是自己的小小学习圣地就很高兴。我喜欢这个大房间的味道——些许碘酒的气味（总是让我想起做兽医的父亲），与过去的清洁用品和老式地板打蜡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多年来早已无人来打扫这个房间或整个病区，但我想要的正是与世隔绝。这个校园里有50多座建筑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幸运地找到这样一处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自习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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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叶窗的线绳断了，我透过弯弯曲曲的窗叶向外望去，这座学术基地的窗外是庞大的堪萨斯大学贝尔纪念医院（Bell Memorial Hospital）。它实际上是第四家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医院。这座1979年建成的大型建筑宏伟而具现代风格，由白色混凝土板和大玻璃窗构成，外设通风管，内置楼梯井，使人想起伦敦的劳埃德大厦。泛光灯在黑暗中照亮了楼体的外部，其现代感与我所在的小砖楼的幽暗寂静形成了鲜明对比，使我的内心深处生出一种苦行僧般的情绪，继而激起对人体内部运作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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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在复习肩关节周围肌肉的起止端，背着背着走了神，隐约听到走廊传来刺耳的声音。当你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奇怪的声音会过分刺激你的感官。我感觉自己就像潜艇上的声呐技术员。噌噌的摩擦声和金属的沉重敲击声使我感到陌生而不安，而我十分确定这个噌噌的脚步声正一路叮叮当当地向我逼近。房间外面的走廊一片漆黑。我转过身来面向门口，与那叮叮当当的声音结伴而来的一团黑影映入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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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我调整着模糊的视线。一位面善的非裔老太太出现在我的面前，弯腰驼背的体态说明她常年劳作而且患有关节炎。破旧的黑色老式女鞋因为她的膝盖和脚踝经常弯曲打战而磨损得很厉害，棕色裙子也有点儿破了，一件黑色外套披在下垂的肩膀上。当时是8月份，披件外衣有点奇怪，不过这倒是城里女性去参加重要会议或教堂礼拜的典型装束。她粗厚的手里拄着一根生锈的钢筋，就是那种建筑工地用的带纹路的金属棒，所以我才会听到走廊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选择沉甸甸的金属棒做拐杖似乎有些奇怪，它没有把手而且太过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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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迷路了，她气喘吁吁地看到我时，我俩都舒了一口气——她终于在这座空空如也的楼里找到了一个大活人，而我终于确定自己没有遇见鬼。她问道：“你知道312房间在哪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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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身走向这位流浪到此处的朋友，得知她是罗宾逊太太。带有褶皱装饰的黑色礼帽斜戴在她头上，帽檐下露出灰白的头发。她黑色的眼睛里泛黄的巩膜以及疲惫的神色无法掩饰她善于社交的性格。罗宾逊太太喘了口气，对我说，她的孙子出了车祸。家人告诉她，弗农住在312病房。说到这里，她抬眼看了一下房间门口的号码。我明白罗宾逊太太迷路了，不知怎么来到了这座废弃的大楼，于是我指着窗外那家亮着灯光的现代医院：“那座楼才是大学医院，您的孙子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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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弗农是有色人种，所以我知道他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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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开始怀疑，难道罗宾逊太太是有意来到了这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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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儿是黑人病区，我过去是这儿的护士，所有的黑人医生和护士在这里照顾黑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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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顿时哑口无言。堪萨斯州建立于南北战争期间，是一个自由州，州界另一侧的邻居密苏里州则是充满争议的奴隶制州。令很多人震惊的是，南北战争期间的几场战役就发生在堪萨斯大学医学院校区几英里外的地方，不过堪萨斯人打赢了这几场仗，没让奴隶制得逞过。但即使在堪萨斯州，种族隔离政策依然生龙活虎，尽管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 的里程碑式裁决就发生在堪萨斯州的首府托皮卡，我从未想过堪萨斯大学曾为某些公民开设了隔离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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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罗宾逊太太来到医院主楼，一路上听着有关种族隔离和民权运动前后的生活故事。我很高兴自己可以亲口告诉她，不论任何种族和宗教信仰，现在所有患者都一起住在医院主楼里。我把她送到电梯间时，她依然拄着那根叮当作响的拐杖。接着我去餐厅买了杯咖啡。餐厅建在这家现代医院的西侧，从主体结构伸出一面大玻璃墙。我放眼向外望去，穿过长满青草的小花园，就是我的自习天堂——伊顿楼。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座老砖楼的东侧有一个被封起来的入口，应该是从前的正门。我又仔细看了看，入口现在已经不能通行，上方刻着“伊顿楼”的标识。过去，这座建筑的位置相当于医学院校园的背面，而那一组门曾经是大楼的正式入口。美国中西部的夏夜，萤火虫飞出一闪一闪的光迹，我眯着眼睛看到了标识上的字。就在不久以前，那里刻着的是“黑人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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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州长乔治·华莱士与联邦政府就亚拉巴马大学录取两名非裔学生的争议陷入僵局之后，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6月11日发表电视讲话，就民权问题发出由衷的呼吁，此即著名的“公民权利讲话”。最初挡在“校舍门口”的华莱士州长态度有所缓和，但是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发表了13分钟的演讲，表示美国黑人也有进入公共机构的权利。他这样说道：“因此，我恳请国会立法，赋予所有美国人享有公共设施服务的权利，无论是酒店、餐馆，还是剧院、零售店及其他类似场所。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基本权利。对这项权利的否认是对尊严的肆意践踏，1963年的美国人不应该承受这些，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承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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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月后，肯尼迪总统遇刺。他的遇害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但是，如果没有这场谋杀，至少有两项成就可能无法达成。在肯尼迪的原本任期结束之前，也即刺杀发生的七个月后，1964年《民权法案》由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生效，成为法律。一年后，1965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签署生效的同时，建立了老年人联邦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这两项最重要的法案也是约翰逊所说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共生关系，直至今日人们尚未完全领悟。在“公民权利讲话”中，肯尼迪总统列举禁止非裔美国人进入的各种机构（酒店、餐馆、剧院和零售店）时，没有提到医院。在1963年，要求太多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在短短几年间，全国500多处“黑人病区”中的大多数将被关闭，联邦医疗保险制度的形成使它们无法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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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医疗保险是美国医疗保健方面出钱最多的支付者，它几年前过了自己50岁的生日。如果联邦医疗保险是人类的话，它刚好达到美国退休协会的年龄要求。老年人一旦开始领取社会保障系统的福利，就自动加入了联邦医疗保险的A部分。美国公民“有权”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福利——不加入 联邦医疗保险，就必须选择放弃自己所有 的社会保障福利。因此，谈到联邦医疗保险时，我们会使用“享有权”（entitlement）一词。这种“强制性”健康保险始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领导的政府提出了“社会保险”的理念。[2] 《德国疾病保险法》于1883年通过生效，也就是罗伯特·科赫发现结核菌的第二年，该法建立起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资助的强制性医疗保健系统，富人支付的费用多于穷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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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欧洲国家都采取了类似形式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包括1911年的英国。后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于1948年建立，确保所有英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险，而加拿大于1968年效仿了这一做法。英国于1911年启动的社会保险项目无疑启发了美国的知识阶层，包括进步党（公麋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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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政策方向已经从严格保守的“蓝血权贵”的共和党议程转变为提倡进步和社会平等，而国民医疗保险是进步党在1912年的一项政治纲领。进步党的罗斯福和共和党的塔夫脱都输掉了1912年的大选，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1921年担任美国总统。尽管国民医疗保险在1912年就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该计划搁浅了。[4] 几十年后，国民医疗保险政策才再次出现在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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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汀·福特·金博尔（Justin Ford Kimball）是得克萨斯州当地人，先后从贝勒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开始在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小镇上做高中教师和校长。就业一帆风顺的金博尔在成为校监之后，回到韦科市从事法律工作。这个决定十分重要，因为金博尔在一系列保险公司破产案中担任接管方的法律顾问，这使他接触到保险精算学。这是一个极度看重分析技巧的领域，结合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来分析和控制风险，而金博尔在这方面是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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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极具天赋的行政管理人员，“他性格多面、风趣健谈……博古通今又平易近人，自称与州里一半人是亲戚，又与达拉斯市的上流社会常有来往”。[5] 金博尔在1914—1924年于达拉斯市做校监工作。在他的任期里，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性大瘟疫侵袭了这个已经疲惫不堪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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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难之一，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席卷全球，导致全世界超过5 000万人死亡。死于流感的美国人有67.5万人，超过了在海外作战中丧生的人数。没有流感疫苗，也没有药物能够治疗伴随流感发生的致命性肺炎，美国人发现他们格外容易感染患病。尽管达拉斯地区的死者不足1 000人，但是，员工生病和工时不足仍然成为摆在校监金博尔面前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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