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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与下文“社会背景”中所说的社会是指与自然相对应的广义的社会，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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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一节 生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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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我国三大平原之一——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浙江省最大的两块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所在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条件，是我国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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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形上看，该区主要由平原和低山丘陵组成，其中又以平原为主。基本以太湖为中心，向东、向南的沿海地区，多为平原地形，其中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中间略高，四周稍低，呈浅碟形，海拔一般2米至5米，中心地带海拔低于3米。宁绍平原海拔大都也在10米以下，除少数孤立小山外，地形平坦，地表呈较均一的缓坡，自东向西、自内地向沿海微微倾斜。在太湖的西和西南方向以及宁绍平原的南端，则多为低山丘陵地形。其西南边缘的天目中山区，是江南地势最高的地区，以天目山脉为中心，耸立着为数不少的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山峰两侧，多为海拔200米至400米的丘陵地貌。而分布于宁绍平原南部的会稽和四明山地，也有少数海拔千米的孤峰，一般山体海拔多在500米至800米之间。此外，还有西部和西南部的茅山和宜溧山地和安吉低山等低山丘陵区，区内以海拔三四百米的丘陵为主。在中山的外围和平原地区散落着海拔300米以下的丘陵；在山丘外沿或沿海一带缘饰着垄岗地形；在山区内部，有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较大的有诸暨盆地和新（昌）嵊（县）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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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5℃至19℃，1月份在3℃左右，7月份多为28℃上下，全年无霜期240天至280天，年平均降水量1 000毫米至1 500毫米，其中有60％以上集中在5月至9月。由于气候暖湿，光照充足，光、热、水同季，有利于作物生长。加上中部太湖水体调节气候，蓄积洪涝。因此，对发展农业极为有利，宜于稻麦、油菜、棉花等作物生长；滨湖丘陵地区可利用优越的小气候条件，发展亚热带常绿果树、茶叶、毛竹和蚕桑等经济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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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河网如织，湖荡密布。平原地区河网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在5千米左右，杭嘉湖平原更到达12.7千米，为全国之首，湖泊面积约占土地面积的10％以上。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经该区北境流入大海，太湖沿岸有大小河流210条，形成太湖水系，是长江下游主要支流。太湖地区的自然水系，主要有苕溪、南溪和黄浦江三个系统。苕溪水系发源于天目山，分东、西苕溪2支，流至湖州以后汇合注入太湖，其一部分支流向东与杭嘉湖水网相遇。南溪发源于茅山和苏、浙、皖三省界岭山地，主流由宜兴东氿、西氿流至太浦口入太湖，余支由宜兴至白茅山之间化作众多溪渎汇入太湖。黄浦江水系分为3支，北有斜塘、泖河、拦路港与淀山湖相通，中为园泄泾上接俞汇塘，南为泖港承杭嘉湖来水，在松江米市渡以上汇合；由吴淞口入海。而在杭嘉湖以南地区，则有钱塘江、曹娥江和甬江三大水系。钱塘江又名浙江，是浙江省第一大河，发源于皖南山区，流经富阳、萧山、杭州、海宁等地，在海盐澉浦注入杭州湾，通过运河与太湖水系相衔接。曹娥江是钱塘江下游的主要支流，自南而北流经新嵊盆地和萧绍平原，最后在三江附近注入钱塘江口。甬江发源于奉化、新昌和嵊县交界处的山地，流经奉化、鄞县等地，最后在镇海注入东海。江南湖泊密集，仅太湖地区（不包括宁绍地区）就有面积在0.5平方千米以上的湖泊189个。其中，太湖是我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湖岸沿线长405千米，调蓄容量达44万余立方米。此外有名的湖泊还有阳澄湖、淀山湖、西湖、南湖、鉴湖、东湖等。除了自然的河流和湖泊外，这里还有众多历史上各个时期开掘的人工河道。其中我国最长的运河——京杭运河纵贯太湖流域，它从杭州经嘉兴、苏州、无锡、常州由镇江谏壁入江，与江北运河扬州通江口隔江相望。而各类小型的人工塘浦运河，早在宋元时代就已十分密集。北宋水利专家郑亶撰《水利书》，详细记述了这一结构：“五里七里为一纵浦，七里十里为一横塘”；塘浦深1丈至3丈，阔20丈至30丈；通江达海之处，设堰闸控制，以便灌溉和运输。[1]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河流湖泊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通过众多的河港塘浦联结成一个河网湖泊的水系整体，不仅有利于农业灌溉，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构成了本地区密集而便利的内河交通网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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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256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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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节主要参考了马湘泳等：《太湖地区乡村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陈桥驿等：《浙江省地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陈桥驿《浙江地理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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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二节 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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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业已表明，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江南到明清已成为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那么，这种先进性究竟表现在何处？明清江南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对此，洪焕春《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优势和特点》[1]一文立足经济状况做了颇为全面而深入的概括，指出，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特点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第二，充裕的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先进性；第三，个体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扩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四，农田水利的兴修与水网化，保持农业生产持续不衰；第五，以农为主，农、副工结合的产业结构，增强了农村个体经济的活力；第六，农村市镇密布，沟通了农村和城市的物资交流；第七，城市工商业的活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八，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实学新思潮和市民文学的兴起。这一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总结虽然以经济为主，且立足点与本书的主旨相去甚远，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的基点。下面就以这一概括为基础，围绕着本书的主题，并结合已有的其他研究和自己的思考对清代江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特点做一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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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充分利用的农、副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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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口压力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认识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一般认为，人地矛盾到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已到了非常突出的地步，然而这一矛盾并没有阻止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未形成“游民”成灾的不安局面。[2]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前提下的土地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和手工业生产的扩展。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终岁勤动的江南农民，往往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可能，开拓各种生产门路，使全家男女老幼都能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副业和手工业劳动。据李伯重的研究，自宋元到明清，每个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虽然不断缩小，但由于其经营的集约化程度日趋提高，所投入的劳动并没有减少，相反有所增加。不仅水稻种植由一年一作制转变成水稻和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劳动投入相对高得多的桑、棉。[3]随着桑、棉等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农村家庭手工业也随之发展，丝、棉纺织业成为与农业并重的支柱产业。[4]逐渐形成了江南农家“人耕十亩”和“男耕女织”相结合的最佳经营模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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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船”和“桥”构筑的便利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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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江南密布的水网，无疑是人类交通最便捷的通道。而民间普遍对船只的拥有，更使人们的方便出行成为现实。吴县的杨引传曾记载这种便利的交通给人们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生活带来的好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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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里本水乡，农人恃家之有船，平居则耕种，闻警则全家登船，各撑篙摇橹，星飞雨散。且熟于港之通塞，途之曲折，故三时之务不废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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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方便的交通不会只在战争期间发挥作用，关于船对江南水乡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在周作人等现代作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有着非常明显的反映。[7]比如，丰子恺说：“水乡地方，河流四通八达，这环境娇养了人，三五里路也要坐船，不肯步行。”[8]周作人则言：“除了（绍兴）城内或上山是用轿子，普通代步都是用船。”[9]当然，水路尽管便当，却不是无往而不至的，特别是在西部和浙东南部的山区丘陵地区，由于河流湍急，溪流的交通作用非常有限，所以，陆上交通仍十分重要。清代的江南除了便利的水上交通外，陆路交通也相当发达，这集中体现在遍布城乡、规模各异的桥上，在众多江南地方志的“津梁”或“桥梁”目中，无不载有数量众多的桥梁，而且呈日趋增多之势。有桥自然是因为有路，桥的增加表明道路的拓展。笔者自小在江南生活，对此有深切的体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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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罗棋布的市镇和内引外联的市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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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江南市镇也日趋繁荣。据统计，明代中后期，苏、松、常、太、杭、嘉、湖等府州有市镇305个，而到清代中后期，则增加到549个，增长率达80％。[11]这些星罗棋布的市镇，借着便利的交通和日趋加强的经济联系，和苏州、杭州、江宁等大都市一道构成了江南联系紧密、四通八达的市场交通网络。现有的研究表明，像苏杭等大城市，具有绝不仅限于江南地区的辐射能力，苏杭的丝织业明代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品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清代安徽、福建、广东、浙江、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商人在苏州都建有各自的会馆。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西部山区的金华、严州、徽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12]有些学者认为，江南地区的市镇是超层级的，可以越过市镇所属的府、县城市直接通向全国性市场。[13]但也有些研究者指出，它们仍存在一定的层级关系。[14]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城镇分布密集，市镇与市镇、市镇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比较近，而且一般都位于交通要津，如塘栖，“当水陆孔道，泉货凑集”。新市镇也是“水陆环绕，舟车通利”。如湖州每天还有夜航船往返于各地，交通十分方便。它们之间的联系广泛而密切。[15]不仅如此，这些市镇还通过便利的交通与广大的农村连成一体。关于这种联系，费孝通先生以震泽为例，做过非常清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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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震泽出售，又从震泽买回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于镇周围的农民生活来说，震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而航船主、学徒以及米行、丝行、酱园、杂货店等商店的老板则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组织。震泽通过航船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到震泽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有一头都落在震泽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 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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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密集的人口和频繁的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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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人口之繁密，无疑为全国之冠，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该地区人口每平方千米多达596人，大约是全国平均密度86人的7倍。[17]其分府的人口密度情况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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