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710545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四节 晚清西方细菌学说的传入
1700710546
1700710547
19世纪末细菌的发现和细菌理论的形成是20世纪现代医学科学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改变了西方生物医学的研究方向。[1]值得指出的是，这虽非中国医学的成就，但并没有隔绝于中国社会和医学之外。就在该学说出现不久的1900年前后，西方关于病菌致病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并得到一些人的认可。比如，著名医生陈虬在弟子问他“近日西医流行，其论此病，系毒虫为患……然否”时，亦回答说“理亦不谬”[2]。一本完成于清代末年的防疫著作这样介绍了细菌学说：
1700710548
1700710549
传染之原因，皆由细菌，细菌亦生物也，以显微镜测之，有球状者，有棍状者，有螺旋状者，有苦迈状（英文字形）……[3]
1700710550
1700710551
非医生的孙宝瑄也在日记中写道：
1700710552
1700710553
我国人谓疫有神，故设法以驱之。西人谓疫有虫，故设法以防之。神不可见，而虫可见。微生物乃天地间一大种类，终日与人争战，虫败则人生，虫胜则人死。[4]
1700710554
1700710555
同时，西方有关传染病传播途径的学说也同时传入，光绪年间，在真霍乱流行之时，日本的中野太郎用中文写成了《避疫法大意稿》的小册子，其中说道：“痧疫病源为一种幻微生体”，因“个人饮食不良而发生”[5]。已较为理论化地指出了瘟疫的食物传播途径。到宣统时，曹廷杰则进一步介绍道：
1700710556
1700710557
（细菌）大抵皆发生于有机物质腐败处，遇适当之温度及卑湿之地，既生以后，则浮游于空气及水、尘埃中，或土及不洁物中，因人之口、鼻、生殖器而入，即致各种之病。[6]
1700710558
1700710559
除曹所言，虫媒传播的认识当时也已十分明确，绍兴医学会节录的《上海医学研究所通告》指出：
1700710560
1700710561
蚊蝇最能传病，故食物必须遮盖，以免蚊蝇散毒。碗盏用时，须先洗净。卧宿须垂帐子，勿使蚊虫吮血，致生传染之病。[7]
1700710562
1700710563
[1] 参见［英］罗伊·波特等编著：《剑桥医学史》，306～316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700710564
1700710565
[2] 陈虬：《瘟疫霍乱答问》，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704页。
1700710566
1700710567
[3] 曹廷杰：《防疫刍言·临时治防编》，1b～1a页，民国七年京师警察厅刊本。
1700710568
1700710569
[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4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00710570
1700710571
[5] 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4页。
1700710572
1700710573
[6] 曹廷杰：《防疫刍言·临时治防编》，1b页。
1700710574
1700710575
[7] 绍兴医学会同人共撰：《湿温时疫治疗法》，28页，见《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
1700710576
1700710577
1700710578
1700710579
1700710581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五节 小结
1700710582
1700710583
通过以上几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700710584
1700710585
第一，清人对瘟疫病原的认识基本是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者长期并存。这两种观念都不是清代才出现的，不过清人在认识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特别是对疫气致疫的认识。吴有性的“戾气说”不仅从病原上对传染病的揭示更加符合实际，而且对病因的认识相对接近今天的认识。虽然吴有性的《温疫论》成书于1642年前后，不过其影响所及，几乎完全是在清代。而且清人还对他的这一理论做了发挥和完善，弥合了吴对时气和戾气间过度的割裂，表明了疫气形成的途径，认为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这些对“戾气说”的补充和完善无疑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瘟疫病原的认识更加接近现代认识。鬼神致疫的观念，在清代的民众乃至医家中仍有广泛的影响，不过批判和怀疑的论断在数量上可能较过去有所增加。而且，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提高，当时流传的一些有关瘟疫的鬼神故事所反映出来的观念也不断接近实际，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时人预防瘟疫的有效指导。
1700710586
1700710587
第二，清人在疫气致疫基础上形成的对瘟疫流行因素、传染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已比较系统全面，尽管还存在局限。比如，在流行因素方面，对今天认识到的灾荒、人口、环境、习俗等相关因素均有不同程度的感知，有些还相当完备。比如，关于灾荒，认为它在以下三个方面与瘟疫直接相关：（1）灾荒造成的饥荒会致使民众的体质下降；（2）灾荒导致的环境污染有利于滋长疫气或使疫气变毒；（3）兵荒之年，人们居住条件的恶化也会导致易染疫气。这些都能为人们有效地避疫和治疫提供依据。而对疫病传染方式的认识则以空气传播为主导。虽然清人对传染方式的认识并非没有发展，比如，提出了瘟疫的“天受”、“感发”和“天行”等概念，从而为人与人之间传染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另外对接触传播、食物传播、水传播、虫媒传播等传播方式也都形成了一些直观或隐约的认知。但总体上，在理论上基本没有突破疫气传染的认识框架。疫气传染这一认识不仅妨碍了时人对其他传播方式的观察和感知，同时还限制了对某些已经取得的现实观察结果的阐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这比较突出地反映在对苍蝇传播疾病的认识上，虽然汪期莲在刘奎将苍蝇和秽气相联系的基础上，观察到了苍蝇能够传播瘟疫，但却没能做进一步的阐发，同时也没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以致直到清末西方细菌学说传入后，蚊蝇的传播作用才引起普遍的注意。这一认识缺陷所造成的危害对温暖湿润、以肠道传染病为主的江南来说，可能尤为严重。
1700710588
1700710589
第三，就总体而言，有清一代对瘟疫的认识出现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是明清之际“戾气说”的提出和发展，二是清末西方病菌学说的传入和为人所接受。“戾气说”对传染病的病原和病因的解释都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并直接激发了清代“温病学派”的兴起，成为明清传统医学发展史上夺目的亮点之一。这一学说的提出以及“温病学派”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当时急性传染病的医疗水平。[1]传统医学在这一方面的不断发展，显著地表明了这一学科对现实较为灵敏的反应能力和活力。至于后一方面的变化，虽然病菌学说的发明和传入与传统医学并无关系，但它之所以能被国人接受并被部分融入传统医学思想和治疗中[2]，则应该跟传统医学的积累和发展有关。[3]
1700710590
1700710591
第四，传统医学是一种关乎整体的系统生态医学，对外感疾病病原的认识一直以“气”为基点。清代“戾气说”显然是在传统医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中出现和发展的，十分突出地显现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就当时的情境而言，它无疑大大地推进了对瘟疫的认识和医疗的发展。尽管从现代西方的医学理论来看，它有着明显的局限，比如说限制了人们对病原进一步的探讨和对除空气传播以外的其他传入途径的明确认识等，但这至少表明，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故步自封的僵化教条，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因此，今天传统医学的发展，就不应是摒弃自身的体系，尽力削足适履以将其纳入西方的理论体系之中（事实上，这也无法做到），而应通过与西方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照，发现自身的局限，在改进原有认知方式和体系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发展。
1700710592
1700710593
第五，鬼神一类的信念在今天一般认识中自然是被视为与科学相对立的“封建迷信”，不过在清代乃至古代，鬼神司疫的观念却与大致相当于今日科学的疫气致疫的观念长期并存。在前面已经看到，鬼神司疫并不是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的普通民众的专利，相当多的文人乃至医家同样信仰，但这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医学认识的排斥或妨碍对瘟疫的理性的认识和治疗。清代名医徐大椿曾著有《病有鬼神论》，认为：“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卫气虚，则受寒；荣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盖人之神属阳，阳衰，则鬼凭之。”[4]张景焘亦相信：“既遇鬼疾，自应祛遣，切勿恃无鬼之论，与之作难，致使病者受累。不过以医药为主，毋徒听命于鬼而已。”[5]不过，他们在具体的治疗中，仍主张尽人事，以医疗驱除病邪。这一思想，晚清的陈虬在回答其弟子的提问时，做了较为充分的说明。他说：
[
上一页 ]
[ :1.70071054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