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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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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把护士变成天使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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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于1854年3月的一封信中，出身贵族的南丁格尔描绘了伦敦一家著名医院中护士的工作环境：“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护士们睡在病房门口通道的木笼子里，我就像进入了监狱。那里既没有灯光，也没有新鲜空气，昏天黑地。所谓纪律、监督并不存在。由于护理人员数量很少，一大帮病人只靠一个护士护理，使护士们疲劳不堪，哪里有力气工作？她们的礼仪标准、必备的道德心，也每每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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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世纪中期，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与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是一件肮脏、危险的事情。“医院”和“护理”是可怕和肮脏的代名词。医院中的“护士”则名声低劣。南丁格尔，这个外形娇小的女人，内心却有着强大的力量，她相信自己能使眼前的这一切发生变化。虽然她母亲认为，出身贵族的女儿理应在别的事情上有所作为，而不应该浪费时间去当个护士，给病人倒便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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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之后，南丁格尔在《护理札记》中写道：“我们没有更好的语言来表示护理这一词语。”这本《护理札记》后来成了护士必读的经典之作，被医疗卫生界认为是“头等重要的著作”和“划时代的稀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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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志在改变“护士”处境的女人，在英国伦敦创建了南丁格尔护士训练学校，第一届招收了15名学生。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校，一种非宗教性质的新型学校，它改变了此后护士的定位，护理开始成为一门科学职业。护士这一职业，由起初“爱你的邻人”的宗教精神，到战争的需要，最终由南丁格尔提升到现代的地位。有人说：是南丁格尔把“护士”变成了“天使”。她首先开展了护理训练，并把这个训练有素的专门职业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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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第一个系统地将护士变成天使的学校，是协和。1983年，1931届的协和护校毕业生王琇瑛获得了第29届南丁格尔奖章。她是获此奖章的第一位中国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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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所正规护校，推广护士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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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当年轻的协和校长麦克林来到中国时，在上海遇到了后来也成为协和校长的胡恒德。胡恒德当时是上海哈佛医学院校长，正大力宣传应把护士当作一种光荣职业。在当时的中国，护士大多是男性，并且让女人去照顾男病人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要改变这种传统观念，就必须吸引社会上那些有地位的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来从事护士工作。当时，胡恒德正在上海哈佛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进行初步的尝试，以真正提升女性护士的专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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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展护理专业所遇到的困难与医学专业并不相同。相比之下，护理更加艰难。经过数世纪中医的探索实践，中国人已能认识到看病的重要性。但人们普遍不认为护理是一个行业，更称不上是专业。医学院招生时，可能会有大量聪明的中国学生报名。但护理专业却必须从零开始，甚至从负数起步，因为中国世俗观念中很难接受女性去照顾男病人、接触男性的身体。要想从有地位的家庭中招收优秀的护理女学生，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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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恒德提出，真正的护理学的内涵，应该像南丁格尔所描述的，是“担负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以及护理病人使其处于最佳状态”。护士并非只是常人想象的拿便盆、量体温、给病人洗澡……那么简单。一位合格的护士要能观察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寄生虫，有没有血；学习基础护理的第一项操作，就是给不能动的病人擦澡，使病人翻动的次数越少越好，要给病人洗得干净，以免发生褥疮。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如果做得好，便可以促进病人的血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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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胡恒德交谈，麦克林更坚定了要在协和推广“护士职业化”的想法。他希望在协和建立一所正规的护校，像当年的南丁格尔一样，进行现代化的护理训练，培养出的护士不只会护理病人，还要全面地了解病人的心理、家庭、职业和社会环境，向病人宣传防病胜于治病，出院后又该如何保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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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秋，麦克林、胡恒德和顾临制订计划，要求协和对护士的培养与医学院一样，达到一流的高标准。但由于当时这三个人定的标准太高，竟然在美国也找不到可效仿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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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规的护士教育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协和的“高级护理教育”则更加超前。因为中文教材极少，教师讲课用的全是英语教材，同时指定了很多参考书，让学生们到图书馆自学。图书馆专门辟出一个房间放护理书刊，每年还要增购补充，提供最新专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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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护校的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到1930年。在这个开创阶段，虽然护校的教学要求很严格，但教师编制和学员实习都还不够理想。只有两名美籍专职教员，分别教授基础护理和实习课程；解剖生理学由一位美国护士担任；其他基础课及临床各课由各科医生兼任；学生的临床实习辅导则交给了各科病房的护士长。1923年，协和护校在纽约州立大学注册后，董事会把“护理培训学院”更名为“护理学院”，希望进一步提升护理教育的现代观念，使之具有与西方顶级护士学校同等的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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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开创时期，继首任校长沃安娜之后，由盈路德（Ruth Ingram）接替。1925届的王雅芳回忆说，“（沃安娜）校长作风民主”。在学解剖时，一个瑞典传教士的女儿自行观察了带示范标本的显微镜，后来王雅芳同样去做时，美国老师责怪她不该自行观察。王雅芳很气愤，当即离开了教室，到校长沃安娜处告状。校长并未替美国老师辩护，只说老师错了，叫王雅芳原谅她：“你将来也要当老师，如果你有差错，是否也希望学生原谅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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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安娜与协和护理学校的师生们。来协和之前，沃安娜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部负责人的助理，在接受协和聘请后2个月内迅速招募了12位美国护士，她们于1919年8月抵达北京，后开始学习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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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沃安娜回到美国，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护理系主任，后又重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护理学院院长。由于她在协和的突出表现，获得如此评价：“（她）在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方面，拥有深厚的背景、多个教育和管理机构的履历，具有国际经历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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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沃安娜的盈路德出生于中国，是传教士的后代，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护理学院。除了专业能力外，她有着丰富的中国文化背景，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这更增强了她的优势。她特别强调在公共卫生和妇幼卫生方面对护士的培养。后来的协和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评价她是“护理教员中最有才华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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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护校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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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护校的第二阶段是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是协和护校的黄金时期，校长是胡智敏（Gertrude E. Hodgman）。她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护士学校，曾担任耶鲁大学护理系主任，后来去法国、叙利亚等地从事护理教育，领导公共卫生、红十字会护理工作。在1932年，胡智敏向基金会提交了一份协和护校报告，说毕业生人数在缓慢增长，从1924年第一届的1名，增长到1930年的9名；1932年7月，8个班级中共有39名护士毕业；在35个积极从事护理行业的女毕业生中，有11名在协和担任了教育或护理的职务，还有剩下的一半人，从事公共卫生或助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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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敏像前两任护校校长一样，宣传护理是女性的正当职业。她拜访中国北方的优秀中学，与学生和家长讨论。为维护高级护士教育的水准，她除了保持与燕京大学原有的协作外，还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建立了协作关系，设立护预系，扩大护校学生来源。同时，她努力充实课程内容，增加了公共卫生护理实习课，由东城区第一卫生事务所的护理主任安排护校学生们去北京的学校、工厂、家庭和农村，进行治疗、护理和卫生宣传。教学内容变得更丰富，教学质量也进一步提高了。这个阶段，愿意学习护理的人日益增多，大学毕业生报考护校的也大有人在，“招收来的学生水平，往往比所要求的条件还要高”。胡智敏在1971年回忆：护理学生的素质与医学生不相上下，“优秀、尽责、勤奋，并且非常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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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敏一直坚持高标准的教学方针，这贯穿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她在晚年自述：“许多人讨厌我，他们害怕看到我。”她在协和工作期间，将护士教育按最高水准办学的信念从未动摇。后来当林可胜、刘瑞恒和兰安生提出，协和护校及医学院应更注重数量以增加学生人数时，胡智敏和护校教员们站在了以协和内科主任狄瑞德为代表的另一派，坚持质量重于数量（具体背景见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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