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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启发那些“想成为自己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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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0年前,美国的实验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是“进步主义运动”的最主要发言人。他提倡“进步教育”,强调启发和能力培养多于资讯记诵的教育方法。杜威是胡适、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导师,蔡元培称他为“西方孔子”,1919年他曾来中国讲学,前后两年多。在给女儿的信中,他描述亲眼见到的协和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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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的建筑显示出金钱的无所不能。在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中非常突出,仿佛是启发思想的纪念碑,记载着过去的荣耀,同时又不失现代元素。它们跻身于中国最精致的古典建筑之列而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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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把水桶灌满,而要将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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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自19世纪末建立后,课程表上就有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学……这些医学的新门类,同时,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也发生了重要变革。年轻医学生们不再是被动的观察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他们接受知识的方式,也从讲座、示范,变成了实验室的具体操作、在病床边见习及实习的病人负责制。在当时,有一种听起来虽偏激但能反映出潮流的说法:以前的讲座是“一种缓慢而愚蠢的教学方式”,简直“荒唐”。由老师讲述和课本描述的心脏二尖瓣杂音,是无法代替学生拿着听诊器亲耳去听的。真正的实验室操作和病人负责制,使得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生们不是坐在观众席里,而是自己站到了讲台上。这才是真正的学习。给它换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干中学”。而深受约翰·霍普金斯模式影响的协和,主要的教学方法同样是杜威提倡的启发式,重实践,重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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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杜威访华时的合影。他在《美国与中国教育》一书中说,年轻的中国人“需要西方的知识和方法,以便他们独立地运用它们来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抄袭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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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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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所包含的先进成分,“实验室操作”是从德国学来的,“床边教学”是从英国、法国学来的。但在这些欧洲国家,只有优秀的高年资医学生才能有学习这样的知识的机会。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希望更多的医学生得到学习的机会。当时掌管教学的内科主任奥斯勒说:坚实的基本功教育,起码要用在87.5%的志在成为医生的学生身上,而不仅是用于那些有志于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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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到了19世纪后期,世界能够在医学教育的理念上发生堪称革命性的转变呢?这是因为医学教育家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和医学有关的信息,已经可以用“海量信息”和“惊人的聚积速度”形容,以至当时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作出决定:图书馆不再把重点放在去购买更多的课本上,转而开始订阅世界上主要的医学期刊。医学生们在医学院里学习的那几年,仅仅是在医学信息大海面上的蜻蜓点水。据说后来成为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的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读二年级时,因为课程表过于拥挤而患上了抑郁症,那是1893年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不能再是把水桶灌满,而是要把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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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曾如此表达了他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认识:医学是“一生的学习过程”。与奥斯勒名列约翰·霍普金斯“四大巨人”的韦尔奇,在1886年曾如此感叹道:“一个脑子里能装下医学界所有确定的事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于是,教会学生们怎么面对这些海量信息,怎么处理、归纳、诠释这些信息,显得越来越重要。医学教育需要给学生们建立一种正确的方法:去获取所需的信息,然后评估这些信息,而不仅仅是列举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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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勒的课堂上,医学生们一直在对着病人进行学习。课堂从病人开始,到病人结束。而教科书和老师讲的课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医学生们不需知道奥斯勒所教的内科学的所有知识,但是他们要掌握重要的一点,即“为医的原则”。如同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所说:科学的全能,“不在其内容,而在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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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医学院,培养的应是有科学思维的医生,而不是一头扎进琐碎之中再也出不来的医生。奥斯勒将此概括为:“把医学生引导到正确的路上,给他方法,教他怎么学习,怎样尽快找出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非重点。”韦尔奇则把这叫作“科学的思维习惯”。医学因为使用“归纳法”而成为“科学”,并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韦尔奇在1915年的中国考察之行后说,科学实践对欧美学生很重要,但对中国学生更重要。由于他们长期不用,所以缺乏“精确观察自然现象并对此正确推理的能力”。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为了培养科学调查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真正缺乏,只是目前处于休眠状态。今天的中国,就像17世纪初实验方法尚未被引入各科学学科时的欧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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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到正确的路上,教他怎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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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流传着一位解剖学教授的故事。这位教授上课时,会提供给学生们一具尸体、一个参考书目的书单、解剖的基本要点,以及用显微镜的方法,然后让学生们自学。他对学生们说,尸体就是你们的课本。解剖室从星期一早上开到星期六晚上。学生们可以问老师问题,和老师讨论,教授及其手下的教职人员一直都在。有个笑话流传说,这位解剖学教授的妻子问他,该怎么给孩子洗澡。解剖学教授答道:把孩子放到澡盆里,让他自己去摸索该怎么洗。在这位教授的学生中,至少有20位后来都成了解剖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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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医学院的一年级,人体解剖是重点课程。1947年协和第一次复校后,张鋆教授主持人体解剖课程。在人体解剖的实习课上,4人一组,解剖一具尸体标本,两人负责一边。实验前,首先要求学生尊重尸体,对每个部位如何下刀,都有规定。这是学生接触的“第一位病人”,不允许随便做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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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鋆教授上课从不用教室已有的挂图,而是自己在黑板上一边讲一边画,用不同颜色的粉笔,清楚地展现有关部位的神经、血管的走向及其与邻近肌肉、骨骼间的关系,分毫不差。遇到有双侧对称的情况,他还会展露绝活,两手同时握笔,左右开弓,双手画解剖图,把枯燥的解剖课教得活灵活现。上过张鋆教授课的医学生,有的也练就了画解剖线图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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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学生在听老师讲解剖学(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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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毕业的张铁梁教授日后回忆:“张鋆教授的课讲得非常快,一面在黑板上画着解剖图,一边用英文讲,快得你无法记笔记,其实他并不要你死记,只要你听,课后马上进解剖室,去观察尸体,特别让学生注意发现每个尸体的变异。要一丝不苟地解剖,仔细地观察,做不完晚饭后再做。有人一直做到深夜,而陪伴他的只有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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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的解剖学考试,出了这么一道考题:足球运动员一脚射门时有哪些肌肉起作用,这些肌肉的起点和着点在哪里?一些只知道把解剖学知识背得滚瓜烂熟的医学生们,却答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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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毕业的叶恭绍说,上解剖课时,有一件事当时很不习惯:“一天,全班20名同学都集中起来看示教。不料,教授领进来一个全身一丝不挂的活人,站在我们面前。教授从头到脚在他身上指点着,说明体表和内脏的各个部位。这比用人体解剖图当然更清楚,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但当时却感到很不习惯。我想,这是教授有意识地要求学生习惯于这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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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回忆说:“一年级的生理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程是由国际知名的林可胜教授主讲,这门课我学得较好。课程结束时有8个同学的口试要由林教授亲自主持。其中4名是学得较好的,要通过口试选出最好的;另外4名是学得不好的,由他来确定谁不及格。口试的名单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我是‘W’,排在最后一个应试。口试的时间按规定是15分钟,前7个人都按时考完,轮到我时,后面已无人等候。林教授的问题接二连三,问得很活,都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越问教授兴致越高。考了接近一小时,秘书来请他到礼堂参加一个追悼会,我如遇大赦,以为这下可以得救了,不料他却说:‘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他回来后又问了半个多小时才算结束。我疲惫不堪,感到天昏地暗。走出协和东门时,细雨蒙蒙,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正是这次折磨人的‘特殊关照’,更激发了我对生理学的浓厚兴趣,甚至打算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读完一年级,我约了三位同学在二年级时选修生理学。生理学课程难,教授严,过去10年中,从没有人选修。我们的举动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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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胜在协和时经常强调青年人要多动脑筋,要有自己的思路。有一天他问一位学生:“你是否经常想问题?你晚上在床上是否常因想问题而睡不着觉?”一位会引导的老师能让学习充满乐趣。在林可胜之前,生理学由一位英国教授讲,他既不善讲课又不擅长实验示范,考试常出难题,评分苛刻。但自林可胜来了之后,学生眼中的生理学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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