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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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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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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研究东亚医学史的美国学者鲍沃斯，曾评价兰安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项目，至少领先他的时代25年。“大多数的美国医学院，到现在才开始效仿兰安生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回顾历史去评价一位公共卫生学家如何伟大是相对容易的，若设身处地，兰安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开拓公共卫生事业，其实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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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谆谆，但听者藐藐。兰安生眼前并没有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并且，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医疗卫生环境，都处于低水平。更困难的是，政治局势动荡，当时中国政府管理体系不完备，中央和市级政府几乎不提供任何公共卫生服务。他在短时间内走访了12个省份，并完成了对北京市的公共卫生调查。他急切感到，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必须走出医学院，去教育政治领袖和社会领袖，培养人才，建立一种具有示范性功能的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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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中国践行他所信奉的“国家医学”思想，他还需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共卫生的推动需要政府的高度参与，但像基金会这样的私立机构却可以帮助培养中国的公共卫生人才。为培养中国第一代公共卫生官员，从1922年到1949年，兰安生和他的同事共为75位中国学者争取到了去美国进修公共卫生学的机会，并请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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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兰安生回顾如何进行公共卫生的事业时，反复提到一点：“整体进行规划。”在他看来，即使退一步说，限于现实情况，眼前只能实现一部分，也要预先进行整体规划。“把每个部分都规划好，避免实地执行时可能出现的错误。整体设计必须了然于胸。不管多小、多微观的行动，如果能和整个蓝图挂接上，都会带来收益。”在中国的17年，他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如何对一份公共卫生事业既兼具理想主义的大愿景，又不惧现实的障碍险阻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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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整体规划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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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和中国人对饮交谈的兰安生一直认为，全面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才是解决这个国家众多人口医疗的办法。而这个工作，一定离不开政府和群众的合作。他迈出的整体规划第一步是，在北京一座旧庙的基础上改造卫生示范站。他认为，协和医学院建立一个卫生示范站，既可作为协和学生公共卫生的实习场所，也可作为一个鲜活的城市卫生服务示范区。“一个拥有4万到6万人的良好的样板社区之于公共卫生系，就如同一个有250个床位的医院之于内科、外科和产科三系。协和公共卫生系即将拥有一个堪比教学医院的教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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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25年与政府合作的结果，协和医学院与京师警察厅合办了“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后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简称“一所”）。而警察与公共卫生的关联，则来自德国和日本的警察系统，他们负有公共卫生的职责。这个示范站，是划出北京东城内一区作为卫生示范区。它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示范区的10万居民，示范区要解决10万居民从生到死的各个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在这片实验区里，完整地开展了兰安生理想中的公共卫生。这个示范区还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医学生和护理学生的实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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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界元老、后任协和医学院董事的方石珊，担任了第一任所长。这也是考虑到方便与地方政府联系，加强合作。方石珊是首善医院院长，曾留日学医，不讲英语。兰安生回忆说：“他同意担任第一任所长，因为他能接近旧式官僚，并能让他们批准事务所的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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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成立后，所有的文化、政治、财务问题接踵而来，但兰安生经常为当时卫生站的负责人打气说：“你正处在一个机会中，如果你的牌玩对了，它能让你的名字留在中国历史里，而那些无所作为、被淡忘的人，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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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原协和女子医学院的杨崇瑞，曾向兰安生建议对接生婆进行两个月的训练，因为当时的接生婆，根本不知道如何保证接生时的卫生。但在开展这个项目时，遇到了很多观念、技术上的困难，杨崇瑞一度沮丧得几乎想放弃公共卫生了，但兰安生鼓励她：“一个人不能期待立竿见影，即使它是个革命，尤其是社会革命。”后来，杨崇瑞从卫生示范区起步，创办了更大规模的全国助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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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末，“一所”的医生、工作人员、协和公共卫生系的学生，都会到兰安生的家中聚会，讨论中国卫生事业的话题直至深夜。192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海瑟尔（Victor G. Heiser）访京，花了几天时间观察新建的“一所”，如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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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中心完全是中国化的，完全在他们自己的控制和管理之下。然而大家似乎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兰安生的推动力量，项目很快就会垮掉。成功预期很大，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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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顾临在给韦尔奇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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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过去6年的工作已令人惊奇地显现出成果。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帮年轻人，多半是拿政府薪水的，他们对警察赞助的试验性卫生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专心致志地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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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时，“一所”的工作人员中有6名医生、17名护士、1名牙科卫生人员、1名药剂师、3名卫生督查员、1名秘书、3名职员。随着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的发展，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逐渐成为“一所”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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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协和出发的医疗“空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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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学者评价兰安生，以协和为出发点发动了一场中国医疗的“空间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假设试点内的每一个居民都有可能是病人，都有可能成为预防治疗的对象，所关注的预防空间，是一个比医院大出数百倍的试验场。在这里，预防医学的服务对象是社会人群，是处于普通生活状态中的居民。“卫生示范区”在医疗空间和理念上，是一场革命。叠加在“自然社区”上的医疗网络，成为一种人造的环境，改变着原来在自然社区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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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护士从“第一卫生事务所”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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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示范区刚一建立，就开始做一项“生命统计”的工作，想把这张数字的地图，变成城市医疗保健网的依据。这是中国第一次科学地进行居民的生命统计，在这张数字地图上，能清晰地了解到服务对象是谁，有多少人，他们的年龄、性别、职业的分布以及出生和死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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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数字地图”相匹配的三级医疗保健网，是真正实现“空间叠合”的关键。在这张网的基层，是地段保健（包括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其次是医疗保健各科门诊，再其次是包括协和医院及其他医院在内的合同医院。这是后来中国实行的城市三级保健网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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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段保健中，划分了20个警察派出所地段，每个地段中有5 000名居民。卫生保健通过家庭访视来实现。这种家庭访视不间断，呈流动式，由约10名公共卫生护士和若干名护士实习生来做。除节假日外，地段的“公共卫生护士”每天家庭访视5～10次。“公共卫生护士”不像医生那样，仅仅是在诊所或是医院中挂出几幅图片讲解卫生常识，而是通过家庭访问，使治疗变成一种常态行为，融入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每次访视均有访视记录，“一所”的病案室也有每个家庭的记录，上面有家庭编号和个人编号。有的工作多年的公共护士，成了这些家庭的朋友和家庭生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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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与“一所”的各科门诊，也就是三级保健网的第二级紧密结合。如果在地段发现有急性传染病病人，立即转到“一所”门诊。如果护士在地段发现有孕妇，便介绍到“一所”门诊做产前检查，叫“一所”的助产士到家接生，随叫随到，收费在2到3元，并在“一所”门诊做产后和新生儿检查。在产妇的家里，地段护士会示范如何给婴儿喂奶、洗澡、穿衣，介绍一些预防保健知识，处理小病，进行预防接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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