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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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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北京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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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北京城的西南方向，48公里之外是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在20世纪20年代，这里突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也因此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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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初，两箱本想转运美国暂时保存的“北京人”化石，就像当初它们刚被发现时一样，突然失踪，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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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达生是协和医学院的第二位解剖学主任。他与在组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前任考德里教授是同学，都是加拿大人。考德里当主任时，请步达生来协和，担任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教授。但步达生的真正兴趣是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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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步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牙齿化石，断定这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品种，起名叫“北京人”，并向全世界宣布了“北京人”的存在。对周口店的正式挖掘，从这一年开始，直至1929年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已经很冷，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一位年轻人，25岁的裴文中终于在“北京人”遗址主堆积的北边小支洞里，发现了“北京人”的一块头盖骨——一块未成熟的女性头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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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达生的建议下，协和医学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对中国史前文化和北京附近的人类遗址进行调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了，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楼一层。步达生是新生代实验室的荣誉主任。为了专心研究“北京人”，步达生每天都在晚上七八点去办公室，直到早晨别人上班。1934年3月的一个早晨，步达生的一位同事来上班，敲门无人应，用总钥匙开门后发现，步达生双手捧着猿人的头盖骨，前额枕在骨头上，因心脏病复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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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新生代研究室由一位名叫魏敦瑞的德国组织学家、人类学家负责。他继续参与挖掘周口店遗址的研究，陆续增添了新的“北京人”化石标本。1936年12月的《时代周刊》报道：“1936年堪称化石人类学的繁荣昌盛年”，“几周前，从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著名头盖骨的洞穴里，又发现了两个头骨。上周来自中国的消息，第五个“北京人”的头骨也被挖掘出来了，有鼻子、眼睛的窝，保存得比其他几个要好。至此，挖掘周口店的化石，已经进行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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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的《时代周刊》说：“在上周的《科学》杂志上，魏敦瑞博士详细描述了中国猿人的第一块大腿骨。这是由裴文中从上季度在周口店洞穴收集物中发现的。其中一块有12英寸长，另一块2英寸长。它们有了一些人的特征，包括一般形状，在膝盖处的凹槽。但又有一些不同于现代人类的地方：更坚固，模糊的弯曲，到膝盖端厚度递减。从大腿骨来看，魏敦瑞认为它们属于一个完全直立行走的女性，差不多5英尺4英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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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瑞经常在协和解剖系做报告，以各个标本的特点来推论“北京人”的特征，以及它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从1927年到1937年，共在周口店的猿人洞中发现5个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周口店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上同时期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系统的一个古人类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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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发现，意义深远，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是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北京人”已懂得怎么选取岩石，如何制作石器用作武器或生产工具，已会使用原始工具来劳动，这是人和猿的根本区别。关于“北京人”的研究，回答了自19世纪爪哇人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关于“直立人”究竟是猿还是人的问题。“直立人”处于从猿到人进化的中间环节，迄今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以周口店的“北京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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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达生叼着烟斗，在协和解剖实验室里研究“北京人”。他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北京人”，后来在同一地点发现的第一块中国猿人头盖骨证实了他的推断。1934年，他在办公室半夜突发心梗猝死，头枕在心爱的“北京人”化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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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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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曾说过这么一句幽默的话：“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可供研究的化石总是不够。”那些研究早期人类种类的学者，必须最大化地利用他们手上现有的东西。而世界上最著名的两类化石，一是1892年一位荷兰学者在爪哇发现的“爪哇直立猿人”化石，二是在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这也许能解释为何许多人关心“北京人”化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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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相继发掘的“北京人”化石，当时都保存在北京东单三条的协和医学院。具体方位是医学院大门西边的楼（也称B楼）里的解剖系。这里是步达生最初工作和最后工作的地方，也是接替他的魏敦瑞办公的地方。据说，化石存放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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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初北京时局纷乱，魏敦瑞准备离开协和医学院，去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北京人”化石。在动身前，他找到一位叫胡承志的得力助手，此人制作的化石模型非常逼真。他让胡承志把所有的“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做好，以便带到美国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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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日本与美国关系越来越紧张，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军抢走，当时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把化石运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大后方重庆，二是留在北京找一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三是想办法送去美国暂时保管。第一种办法路途太遥远，安全无法保证，第二种也太危险，怕发生意外。于是决定采用第三种办法，虽然在挖掘周口店时，中美双方曾经订有这么一条协议：不得把发现的人类化石带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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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胡承志回忆道：“化石被装在两只没有上漆的白色大木箱里，一大一小。大的长48英寸、宽22英寸、高11英寸；略小一点的木箱长45英寸，宽和高均为22英寸。”“我将化石从保险柜里一件件取出，给每件化石都穿了6层‘衣服’：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医用吸水棉；第四层是医用细棉纱；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20]；第六层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根据《时代周刊》的描述，这两个箱子共装了“‘北京人’的6个头颅、半打的下颚骨、100个牙齿，还有一些手臂和腿的碎片”，分别写上了A、B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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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只箱子被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的办公室，秘密移交给了即将离开北京回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2月5日，美国部队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秦皇岛，搭乘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预计1941年12月8日起航。但是就在前一天，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条船被日本人击沉于长江口外。负责携带这批化石的负责人，在秦皇岛被日军俘虏。从此，这两箱珍贵的化石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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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北京人”化石匆匆离开北京，本是因为中国政府担心它的考古价值会终结在日本人手里。后来，控制了北京的日本军队，还是又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了一次大搜查。30多名日本士兵，花了4天时间搜查了协和医学院的解剖楼，从地下室一直搜查到天花板，结果是“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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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占领了协和医学院后，曾经引起世界瞩目的辉煌达10年之久的新生代研究室无法继续工作，在1942年初解散了。化石没有了，但“北京人”遗址图保住了。在枪口之下，和裴文中一起挖掘周口店的考古学家贾兰波，从协和医学院里偷出了“北京人”遗址图。他用很薄的半透明的棉纸，将1︰50的原图描摹下来，然后攥起来揣在兜里，像手纸一样，偷偷带回家。之后，再按比例缩成1︰100的图。他还偷偷地把周口店发掘的照片底片夹在书里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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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箱“北京人”化石的突然丢失，再次震惊了世界。一位叫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的古生物学者说：“北京人”是整个人类演化历史上堪称最重要的发现。不知道有多少人类学家为此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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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还在美国人手里，也有人认为头盖骨埋藏在日本皇宫底下，还有一说可能随日轮“阿波丸”沉没在中国海域内。1952年1月的美国《时代周刊》则猜测：“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骨头被中国农民碾磨成粉，然后吃了，因为他们管这些来自地下的化石叫作‘龙骨’，很长时间以来在中药里都是一味重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