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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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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老协和的女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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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叶恭绍27岁，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工作。当时的科主任是袁贻瑾教授，他安排叶恭绍先到杨崇瑞办的第一助产士学校见习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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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告诉科主任，自己将在10月份结婚，袁贻瑾当时反应很大。“他简直不能接受，而且感到失望。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希望杨崇瑞能说服我不结婚。他还告诉我，协和医学院是不送已婚女医生出国进修的，因为女医生结婚后必定随她的丈夫去留。协和培养了，又不能用，太不合算！而且女医生生了孩子，就可能不再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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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主任还举了杨崇瑞、林巧稚由于不结婚，事业才取得成功的例子。而沈骥英虽然曾是协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但在结婚后生了孩子，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以至结婚后就离开协和医学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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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服我，但我没有改变计划。我按预定时间，于1935年10月和黄祯祥大夫结了婚，并继续在公共卫生科工作，直到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协和被迫关门为止。我于1936年、1938年、1940年生了三个孩子。除了利用协和应有的每年一个月的休假外，我没有为生孩子而多请一天假。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已婚妇女照样能继续工作，以消除他们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终于胜利了！”叶恭绍后来回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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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早年从事妇幼卫生工作，后来则重点进行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形态功能与素质的研究。这位生了三个孩子的协和女大夫，1947年赴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北京妇婴保健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医学院教授，卫生系副主任，北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卫生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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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协和时期，能选择报考“高难度”的协和医学院的女人，多半希望在自己身上能够实践女性的新式解放。叶恭绍的父辈并不想给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是在早年追随孙中山的二哥的帮助下，走出了家庭，接受了新式教育。她从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毕业后进了南开大学，两年后转到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后来考进协和医学院。在老协和，如果女大夫选择内科、外科、妇产科这样的大科工作，是不允许结婚的。对护士也有许多规定：吃、住都要在宿舍，如外出，晚10点前必须回宿舍；如有客人来访，可在客厅接见，禁止男客上楼；不许结婚，如要结婚，必须首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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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协和毕业的叶恭绍，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她日后成为公共卫生学家、中国第一个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创始人，并首次在中国提出了关于不同性别的少年第二性征的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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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事的是医护这样的职业，协和女人一般情况下都更坚韧，否则在协和这个环境里难以成功地生存。又因为时代背景的演变，协和女人的坚韧，在新老时代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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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7岁的严仁英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第一代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林巧稚是协和医院第一位担任住院总医生的女性，也是当时妇产科职位最高的中国女性。她非常看重严仁英，有意培养她做自己的接班人。那时的严仁英，面临着和叶恭绍一样的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结婚，还是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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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林巧稚（左）和学生严仁英（右）在一次妇产科学术会议上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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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大家》栏目，请到了北大医院91岁的妇产科专家严仁英。严仁英在节目中谈道：“林大夫不结婚，因为她在协和那个地位，女的里头能当上教授、当上主任的就她一个人，如果她结婚了她就没有这个前途了。我也有这个问题，到底是要事业还是要家庭，是要结婚还是要继续干下去。因为林大夫，在她的心目中，可能我也是她的接班人之一，我到底是继续跟着她在协和往上爬的阶梯继续往上爬，还是建立家庭离开她，这是一个矛盾。当时美国跟日本宣战了，协和关门了，所以这条路死了，那就没有往前了，就可以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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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关门后，在老师林巧稚的介绍下，严仁英来到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半年后结婚，先生是在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王光超，后来的著名皮肤病专家。他们相伴走过了60个春秋，被称为“杏林双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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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也对严仁英进行过采访，也提到老协和女大夫的独身，比如她的导师林巧稚。严大夫说：“她这个独身不是她自己选择的，是被逼的。我在1948年到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的很多妇女结了婚以后就都只能看门诊了，再也不可能当教授当主任，不可能了。我原来心里头想着美国又是民主又是自由的，怎么这样子对妇女，对妇女这么歧视。后来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假象。所以像林巧稚那一代的我的好多老师都是独身的，这不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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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协和职业发展的选择所逼”这一说法，难免过于简单。一句“为了中国的医学事业而终身未婚”，也不能揭示终身未婚的老协和女大夫们的全部内心世界。同样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凌筱瑛（后来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苏祖斐（后来任上海儿童医院院长），也是终身未婚。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护理学校的聂毓禅、王琇瑛，后来成为著名护理教育专家，也是终身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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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论文《20世纪初中国提倡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中，提到这么一个有趣话题：“在职业女性的培养方面，美国教会学校的影响不可低估，最早的职业女性出自教会学校，甚至职业妇女难以兼任‘贤妻良母’的观念，也来自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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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医学院都为欧美人所办，“据1916年之调查，中国全土医学生人数在1 940人左右，其中129人为女学生”。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北京的协和医学院，这里培养有一批优秀的女医生，接着说到叶恭绍，“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其二哥官至北洋政府的交通次长，家有7个姐姐，1个妹妹。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办的天津中西女校，目的是为了做一名小学教师，以达到经济独立，因为她对母亲及姐姐、嫂子们的生活方式很反感，不愿做一个只会打牌、管家务的富家太太，认为这是一种寄生的生活。因而中学毕业后进入协和医学院深造”。后来的她“成为一个特例，协和毕业的女医生的确大多终身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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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1913年的金陵女子大学，一开始就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可直接去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读硕士。该校培养了众多的职业女性，“以毕业生多单身而著称”。而由美国传教士之妻范约翰夫人在1861年创办的上海清心女校，对聘请教师规定很严，一定要是基督徒，而且是不结婚的，一旦结了婚，就要辞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将“贤妻良母”与职业分离的选择，为何竟然出自受西方影响最深的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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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第一人，毕业于协和医学堂后来曾在协和工作的杨崇瑞，也是终身未婚。杨崇瑞曾在美国进修公共卫生学，回国后在协和的公共卫生系担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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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在他的口述史中，热情描述了和可敬的杨崇瑞一起工作，到北京郊外某个村子的行程。他们受地方长官之邀，调查奇高的婴儿死亡率——80%！他们发现当地妇女所有的分娩，皆由一位传统的接生婆协助，操作极不卫生。而只要提升简单的无菌过程，就可以防止绝大多数这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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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妇产科主任马士敦（J. Preston Maxwell）曾如此描述可怕的传统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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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北京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小有名气的接生婆。她身体畸形，靠手和膝盖行走。人们看到她从爬行姿势站起来，在衣服上擦擦手，然后没有进一步的准备，就开始进行引导检查。更夸张的是，这个妇女都没有尝试将自己的指甲修整干净。我们病房中有些病人，在来这里看病之前，阴道壁就被肮脏的指甲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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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安生的劝说下，杨崇瑞开始酝酿中国的助产教育。1928年，杨崇瑞致信《中华医学杂志》编辑，第一次公开呼吁改革女性的医疗训练，提出将助产士专业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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