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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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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第五部分 一百年“协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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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为医的3个词：自省、专注和慈悲。在自省之中，是内化的自我审视、精神独立；在专注之中，有勤奋，有不断探究问题的精神，还有对病人的关注度；在慈悲之中，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对病人、对生命的态度。跨越时代，跨越国界，跨越数代人，跨越辉煌及磨难，协和用100年时间展现了一种普世性：“人类文明与精神生活上一种合作性成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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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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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942：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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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一个对协和不太了解的人，在读到聂毓禅多年后写的协和护校回忆文章时，也会被1942年的那段描写所震撼。那个关于协和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事实上是由很多协和人一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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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之前的5年，因为卢沟桥事变，协和已经没那么平静了，虽然相比于其他学校，它的美国背景容它在北平暂时放得下几张平静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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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董事会的1937—1938年年度报告中，如此描述：“在日军占领的第三年，协和周围的基本情况跟上一年没有什么变化。对学院的项目没有干涉，对教职员工没有明显的骚扰。”但生源受到了限制，由于占领军的原因，华中和华南的学生很难到北平就读，在1939年，协和医学院只招收到了14名学生。另外，也有学校的一些重要教员离职，比如，林可胜、陈志潜……“荒谬感在某种程度上蔓延”，这“相对正常的运转”，持续到珍珠港事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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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作为协和代理校长的胡恒德会见了洛氏驻华医社董事，讨论是否要像燕大、清华一样，将北京协和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中国西部。但大家担心，日本人可能会趁机将日本医生安插进协和的重要职位。最终，董事会反对这一“漫长、艰难、危险”而且只有男人才能偷偷完成的行程，“迁徙”计划未能实行。随着1941年12月7日（在中国是12月8日）日本轰炸珍珠港，“董事会无法控制的局面”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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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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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恒德来说，1941年的12月8日实在是难忘的一天。前一天晚上，胡恒德还与协和外科主任、在上海的娄克斯教授，在电话里共同商议可能发生的问题：如果美日最终决裂，协和将如何应对。所有能收听短波收音机的人，都坐在收音机旁。电台里的美国总统，呼吁日本天皇制止军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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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暴风雨袭来。上午8点刚过，一队日本兵闯入北京协和医院，关闭了所有的门，包围整个协和建筑群，设立了警戒线，禁止所有人出入。与此同时，日本兵进入了校长住宅，胡恒德正在那里与协和医生们一起用早餐。日军将正在吃早餐的胡恒德拘留。当在上海的娄克斯教授打电话给胡恒德，想告诉他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消息时，已经太晚了。接听电话的职员告诉娄克斯：“我们已经听到这个消息，千真万确，日本兵现在已走进大门了。胡恒德先生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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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1—1945年，胡恒德（左）、司徒雷登（中）、鲍文（右）三人在被日军关押期间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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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恒德、协和董事会的财务官员鲍文被日军关押，一个月后，所有其他人未加审问即被释放，而胡恒德、鲍文、协和内科教授斯乃博，以及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就被软禁到了胡恒德的住所，不久，被移到外交部街一所原英国商人的房子。小屋里的温度，冬天时零下13摄氏度，夏天时达40多摄氏度，不允许外人探视，只能看日本人的英文报纸，偶尔可以送出经过检查的家书。在那里，他们与世隔绝，一直被关押到抗日战争胜利。胡恒德在日记中形容，那些日子是“无尽的、惨淡的沉寂”。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两个多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才打听到胡恒德等人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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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员命令，协和病房不得接收新病人，协和门诊部也被关闭了。一个月后，协和医学院被命令停课，所有学生必须离校。学医疗和护理的毕业班学生，提前得到了通常在6月才颁发的毕业证书。在协和医学院的历史档案中，至今还保存着一页发黄的历史记载：“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本医院遂于12月8日停业。1942年1月18日，医学院和护校的教学工作完全停止，各住院病人亦被日军强迫迁出。至此时，本院即完全停办，所有设备及建筑则由日方改作军医及血清研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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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协和的医生和护士被位于北京西直门的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收。协和名医如谢元甫、钟惠澜、关颂韬、孟继懋、林巧稚相继到此，院长钟惠澜高标准严要求，健全了管理，彻底改造了这座过去由法国修女控制的中央医院。在后来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又重新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团体，在那里创造了“小协和”的奇迹。没有留在北京的一些协和人，则越过战线，陆续进入中国西部。另外一些人则去了天津、上海、广州。第一卫生事务所在日本占领期间一直开业，给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和护士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1927届的诸福棠和1933届的邓家栋则建立了自己的医疗机构，该机构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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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能发生的变局，学校并非没有准备。早在1941年11月，考虑到日军占领后的时局，协和存在停止运作的可能，当时学校就曾仔细讨论过一旦学校被关后，对中国员工的合约补偿。日军占领后，基金会给予1 200多名中国职工解除合同的补偿，共付了23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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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护校决定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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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林可胜中断出国休假回到中国、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第二年，即1938年，一位叫费孝通的年轻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他的导师说：“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回到中国，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他认定：自己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老师徒步从北京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大后方，创造了学术空前繁荣的景象。后来，费孝通回忆：“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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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协和护校。那个关于协和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其中就有一篇，由协和护校的第四任校长聂毓禅带领大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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