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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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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医圣时代已过，良医余韵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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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中国医学和1917年时已大不一样。医学的演变，既包括在技术上的进步，也包括它所付出的人性化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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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有“四大巨人”：医学院院长及病理学家韦尔奇、外科学教授霍尔斯特德、内科学教授奥斯勒、妇产科教授凯利。相对应地，也有人称协和内、外、妇、儿这几个科也有着“四大天王”：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诸福棠。而刘士豪、邓家栋、许英魁、冯应琨、钟惠澜、陈志潜、王季午、吴英恺、曾宪九、黄萃庭、金显宅、关颂韬、胡传揆、李洪迴、罗宗贤、吴阶平……这些协和医学大家的相继涌现，照亮了20世纪中国医学的大半个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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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1世纪已不是产生大家的时代，划时代的发现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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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点一下目前中华医学会各个专业学会的任职人员，人们会发现，那个“协和占大多数”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曾经几乎是由协和人从头创建的中华医学会，至今依然在中国医生群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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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的世界，变化中的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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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协和初创时，是一个可以树立标杆的年代。那时的中国大地上散落着一些医学院，它们大多由教会办学，有的没有足够的资金，有的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有的没有顶级人才，有的没有优秀生源，协和从耸立在北京东单的那一刻开始，这4个条件一一具备，并且能够靠着许多协和人的智慧和努力，坚持下去，拒绝降格为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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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医学的发展刚刚开始有了最初的欣喜，还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峰。所以，沐浴在世界一流学术氛围中的协和人，因为各种条件的幸运，加上自己的内在动力，得以站在了医学的前沿。也是在最黄金的年代，诞生了后来的大家，这其中就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协和四巨人”：张孝骞、林巧稚、诸福棠、刘士豪。他们把尚未成形的科室，变成了专科。那些专科是第一个在协和建立，也几乎就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的。他们毕业后去美国的进修和科研，更打开了这些第一代中国“新医学人”的国际视野，也让世界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他们在学术水平上，几乎与欧美没有任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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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注定是可以产生或是培育大家的时代。而在后来的演变中，先是重新调整了的全国卫生系统安排，接着，又是几度中断使得协和失去了血脉的传承。几场政治运动将许多人曾经视为神圣的东西，一夜之间彻底打碎，经年积累的“协和传统”顷刻被踩在脚下。大破之余能否大立，成为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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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后来，协和独具的4个优越条件——办学资金、办学理念、师资人才、学生生源，逐渐都失去了当年显著的优势。按照老教育长章央芬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医科院、协和医大合二为一的领导机制，使得协和医大的管理落后。中国其他一些医学院校却珍视了这一大好时机，加强自己的师资队伍，增办新专业，扩建校舍，更新教学设备，教学科研大发展。相比之下，协和医大有“奄奄一息”之感。100年前，协和的创建是创新的产物，来自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理念在中国扎根，堪称先进；100年后，协和并未能顺应时代，敏锐地捕捉全球医学界变化，用灵活的机制继续引导中国医学教育的潮流，相反，它过多受传统所困，面露陈旧之相。而这期间，美国的医学教育在面对新问题时，已开始了如“新路径”（New Pathway）这样的尝试，开始反思“Flexner报告”之后一个世纪的美国医学教育，已产生关注“教学过程”“教学结果”的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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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四巨人（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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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个时代，已不适合巨匠的产生。回望协和1929届和1933届部分毕业生在1979年合影，那时他们已是医学大家。钟惠澜（左一）、荣独山（左四）、林巧稚（左六）、陈志潜（左七）、施锡恩（左八）、林元英（左十，以上为1929届）；邓家栋（左五）与黄家驷（左九，以上为1933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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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医院和医学院之外的那个世界，也在飞速变化。价值观的更替与医生这个职业的最初定位，开始出现了错位。世界的膨胀和变化，还挑战着人们对传统的认识。这时的医学技术平台，也已几乎可以对所有希望接近的业内人士开放。各家医学院或是医院的人，都可以接触最先进的学术会议、最新的学术进展，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交谈、切磋。确切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单独一家医院在技术上全面地独领风骚，已完全不可能。在中国，按照目前的医疗系统安排，有综合，有专科。当初由协和调出去的专家去领导、建设的专科医院，在技术上，注定会超过协和现在的那个专业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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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技术因素，医学还有另外的意义。这“另外的意义”，就是为医之道，就是医学中的人性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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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之间，医学技术在进步，“今日的技术，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巨人”。它在成长和壮大，攫取了人们的注意力，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统一而有计划的大开发，这场开发产生了经济利润，展示的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全新的领域。人们折服于技术的魔力，似乎再也不能控制那源自更深层本质的东西了。可是，技术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仍然不清晰。广泛开展的无休止的技术变革，使得人们在狂喜、迷乱之间，“在最难以置信和最原始的无助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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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来说，在医学技术与医学面对的人性之间，一开始是拉开了距离，后来变成了鸿沟，进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医疗的形象变得负面化了，医生的从业自豪感和自主动力在一日日降低。又比如，专业化和技术化削弱了医生与病人的感情交流，大众对技术的狂热吹捧、对医疗技术高费用又加以无情的贬低，这两者矛盾、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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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医生这个职业，还被无奈地赋予了更多的关系和更庞杂的内容。比起100年前，这个职业离科技更近，离人性更远；离专门更近，离整体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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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深入到医生这个群体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百年流转中也在演变。从前老少间“传、帮、带”的关系可以很浓厚、亲密无间，可以像一个大家庭、一个专业团体，大家信奉同一种价值观，追求同一种目标。在今日，医生们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关心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一方面是，自己跟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究竟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从前“老协和时代”那么多的责任和主动。另一方面是，如果老师想“传、帮、带”，这部分如何计算、评估、尊重他们的付出？年轻一代又会怎么看待老师的付出、苦心、价值观？像“老协和”那样曾经以“无以复加”的严厉、精雕细刻、言传身教为特点的“导师制”，是否能生存于今日的土壤，已经是一个问题。端详“导师制”的导师和学生这两个方面，都会发现今日它们之间的格局已不比从前，在今日的运转必将不如当年那样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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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一百多年前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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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与医学的演变有关，也与社会的演变有关，更与中国这样一个百年间价值观几度翻转、剧变的事实有关。在巴金辞世时，曾有文章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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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走了，中国文学一个时代最后的象征也随之终结。上个世纪30年代就基本建立起来的“巴、老、茅、曹”并称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豪时代曲终人散，也给当今文坛、读者留下了一片无文豪、巨匠相伴的空寂和青涩……天空已无巨星的光耀、灵翅的扇动。在无尽的追思和缅怀中，中国文坛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文豪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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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感慨，读来发人深思。因为它说的，不仅是某一个领域里的故事。最起码在医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