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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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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之要素，厥推雨量与温度。但兹二者，我国历史上均无统计之可言，则欲研究气候之更变与否，实为极困难之问题。但雨旱灾荒，严寒酷暑，屡见史籍，此等现象与雨量、温度有密切之关系。虽不能如温度表、量雨计之精确，要亦足以知一代旱潦温寒之一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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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历代各省雨灾、旱灾详尽之统计，则必搜集各省、各县之志书，罗致各种通史与断代史，将各书中雨灾、旱灾之记述一一表而出之而后可。但欲依此计划进行，则为事浩繁。兹为求简捷起见，明代以前，根据《图书集成》，(2)清代根据《九朝东华录》，上自成汤十有八祀（1766），下迄光绪二十六年（1900），依民国行省区域，将上述二书所载雨灾、旱灾次数分列为表（表略）。其间唯《咸丰东华录》因一时不能罗致，故此11年间雨灾、旱灾次数暂付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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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良好之统计，必须有精确之数目。我国历史上旱灾与雨灾报告之是否可靠，实成问题。如农夫欲邀蠲免，则不妨报丰为歉。如海内兵连祸结，则虽有灾异，人亦遑恤。即认大多数之报告为事实，欲明气候之是否变迁，亦尚有困难之点，试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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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灾害之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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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所载，或则仅书大雨、大旱，为时甚暂；或则时亘数月，甚至饿殍载途、家人相食，二者不能并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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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大小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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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或则赤地千里，或则仅限于一州一郡。雨灾或则泛滥全国，或则山洪暴雨影响仅及数县，此其不可相提并列也明矣，若视同一律，则失轻重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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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省人口多寡、交通便利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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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交通便利、人口较多之处，略有潦旱，即登奏牍。若荒郊僻地、人口稀少之处，则非大旱大水，不以上闻。是故历代建都之省，其雨灾与旱灾之次数，均远较他省为多，在东汉以河南为最，唐代以陕西为最，南宋以浙江为最是也。至明、清两代始破此例。盖以长江下游诸省，为赋税粮食之所自出，故国家之垂注，亦不亚于首都所在之直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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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朝记载详略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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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各种事实，大抵年代愈久远，则记载愈略。雨灾、旱灾之记录，两汉以前甚少，历汉、晋、六朝至唐而渐多，至明、清两代而更多，故各代旱潦之数实难互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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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利兴废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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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旱灾荒，固多由于天时，但亦视水利之兴废如何。昔刘继庄曾谓：我国西北，自两汉以来之所以多旱潦者，由于刘、石云扰，以迄金、元水利废弛，由以致之云云。(3)且直、鲁、苏、豫诸省之水灾，则又视乎黄河所取之道而定。自东汉明帝遣王景修汴堤，于是河复故道，由东北入海。自东汉迄唐，河不为患。自宋仁宗时，河决澶州，北流断绝，河遂南徙。迨明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始全入于淮，自此苏皖多事。洎咸丰五年，河决铜瓦箱，复夺大清河入海，而直、鲁两省受祸又剧。(4)此等变迁，虽足以增减各省水灾之数，而与雨量无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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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点，固足使雨灾、旱灾统计之比较，发生困难。但“二十四史”中所记之灾害，苟非虚报，必有足述。至于灾区大小之不同，则本篇所列诸表（表略），均以省为单位。如灾区甚广，则同一旱灾或雨灾，并见于诸省之下。若灾区限于一省，则在表中仅见诸该省。如此则灾区大小不同者，在表中亦自有别。（3）、（4）两点，雨灾与旱灾应受同等之影响。如因首都所在之地，见闻较详；或因年代较近、记录较多，则雨灾与旱灾之数，应照同一比例增加。至于潦旱之多寡，固有赖于水利，但其重要原因，尚在天时。苟天气亢旱，虽以今日工程智识之发达，亦不能施其技。反之，洪水泛滥，人力之补救，亦只限于一定程度之下。民国九年，北方雨量仅及平均50％，而直、鲁、豫、晋、陕五省大旱。1922年夏季台风屡至长江下游，而苏省大水，此特最近之例耳。且水利兴，沟洫通，固足以避免水灾，但同时亦可以减少旱灾之数。《图书集成》中水灾与雨灾分列，(5)凡水灾之由于海啸河决，而不直接由于霖雨者，则不列入雨灾中。唯《东华录》中，雨灾与水灾常并为一谈。非引征各省志、各县志，不足以证明其为霖雨所成之水灾，抑系江河决口之水灾也。表中关于清代水灾，均行列入，故各朝之旱灾均多于雨灾，而清代则不然，职是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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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水利之兴废，记录之详略，交通之便利与否，对于一代雨灾与旱灾之数目，应有同类之影响。苟在一时期内，一区域之旱灾数骤增，而雨灾数反形锐减，则若无充足之理由，足以证明其数目之不精确，即足为该地在该时期内雨量减少之证。反之，若一时期内之旱灾数低减，而雨灾数增加，则又足为该地雨量增加之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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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表1与表2（表略），以朝代为单位。因各朝时间修短不同，故除列各朝雨灾、旱灾之总数外，另辟一行，为每百年中旱灾与雨灾之数，使各代之数目可以互相比较。两表中所可注意之点为：（1）除明、清两代而外，凡首都所在之省份，其雨灾与旱灾之数均远出他省之上。（2）时代愈近，则雨灾与旱灾愈多。（3）我国本部各省在清代除广西而外，雨灾均多于旱灾。而明代则除云南而外，旱灾均多于雨灾。以上三点其理由已于上节述及，兹不赘。（4）元代黄河流域六省，自直隶、山东以迄陕南、甘肃，其雨灾与旱灾，不特远过南宋之数，且超出明代各省雨、旱灾之数（山西之雨灾除外），足为元代北方水利废弛之证，而知刘继庄之言为不误也。（5）黄河流域下游四省，在南宋时水灾均较北宋五代为少，而旱灾则除河南（首都所在之省）外，均较五代、北宋为多。此殆足为南宋时黄河流域雨量减少之证，而与亨廷敦氏在新疆调查之结果相符合者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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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与表4（表略），以世纪为单位，以便与欧美之记录相比较。自公元前8世纪起以至19世纪末叶，公元前雨灾与旱灾之记录，为数甚少，且地点只限于山东、河南数省，似无价值之可言。公元以后，记录渐多，其间可注意之点如下：第4世纪（300—400）旱灾之数骤增，而雨灾之数则骤减。当时旱灾虽较3世纪与5世纪为多，而雨灾则反较3世纪与5世纪为少。如谓西晋以来，中原沦陷，天下鼎沸，史家无暇顾及灾异，则何以自晋成帝咸康二年（336）迄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的108年中，竟无一雨灾之记录，而旱灾则达41次之多，岂非第4世纪时天气有干旱之趋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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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4世纪而外，雨灾之特别少者为15世纪。在明代鼎盛之时，雨灾之发见，史家似不应置若罔闻。而同时旱灾之次数，则无同样之减退。至16世纪，旱灾之数为各世纪冠，而雨灾之数则与13世纪不相上下。是殆足为明代雨灾较少而旱灾较多之证，而尤以长江流域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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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旱灾之数，虽平均较雨灾为多，然除4世纪而外，其相差悬殊，未有若15世纪长江流域之显著者。然则亨廷敦氏谓新疆气候在4世纪与15世纪骤然干燥之说，证之以历史上雨灾、旱灾之记录，似甚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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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宋时，黄河流域雨灾特少而旱灾特多，已于上节述及。但12世纪时，旱灾总数反较11世纪与13世纪为少，而水、旱则反较前后两世纪增多，似当时雨量有增加之趋势。南宋占12世纪之大部分，与前说不无矛盾。然我国幅员所包甚广，南北各方之雨量未必同时增进或同时减退。苟为详细之分析，则知南宋时代，黄河流域雨量虽减退，而长江流域之雨量则反见增加。何以言之？凡一时代雨灾与旱灾数目之比例之大小，足以知该时代雨量之增进或减退。今试以东晋迄明代各省雨灾总数与旱灾总数之比例为标准，而以列南宋时代各该省雨灾与旱灾之比例（即以各省水灾之数为一以求旱灾之比例），则知黄河流域各省除陕西而外，其比例均较标准为大，而长江流域则均较标准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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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雨量增减之不同，依近来测候所之统计，而知时所常有。前印度气象局局长沃克氏，曾搜集世界各处近百年来之雨量，而著为一文，题为《日中黑子与世界之雨量》。依沃克氏之研究，则谓世界各处雨量，可分为两类：或则依日中黑子之数增加而增进，或则因黑子之数增加而雨量反形减少。如朝鲜、南满及黄河下游属于第二类，而长江下游则属于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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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黑子之记载，世界各国中以我国为最早。依“二十四史”中各代所记有黑子之年数，列为表如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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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各代纪有日中黑子年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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