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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历法释证 《汉书·律历志》算释考辨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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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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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法萌芽时是通过数据来显示的。这段历史是很遥远的。传说:颛顼帝时委派南正唤重的管理天象,火正唤黎的掌握地理。后来,三苗作乱,这两个官职都被废了。这样,调整回归年的岁余零乱,岁首泯灭,摄提星指的方位也失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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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官职的名称。“南正”为观测黄道上星宿南中的官。火正的火,又称大火。“火正”为观测大火星出没南中的官,它的职责是掌握火的出火、南中、纳火诸事,为农业生产服务。观测时地上放置简单的仪器,故司天司地两职实为一事。南正、火正两职相配,称谓不同,职务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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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所叙的“历数”源流,见于《史记·历书》。《历书》云:“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都据传说,但有它的历史现实的影子。班固作为依据只略去“黄帝考定星历”一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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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提”是北斗下的星,观测它的方位,与《夏小正》说斗柄所指的作用相同。观测北斗及摄提星,这个官职古时或称为北正。从南正、火正、北正官制的创设,说明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时已很重视天象的观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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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复育重、黎之后,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官,众功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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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于是教育重、黎的后裔,唤他们继承这项事业。因此《虞书·尧典》上说:“于是命令羲氏、和氏唤他们敬顺上天,观测日月的运行,调整它的关系,以授农时。一年三百有六十有六日,用闰月来定四时,成为一岁。这样,百官就有所信任,许多工程都可遵循着办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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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资料来自《虞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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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以授舜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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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尧把这事交代给了舜,说道:“唉!您舜啊!管理天的历法数据这件事放在您的身上了。”舜也把这件事交代给了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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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见于《虞书·大禹谟》:“天之历数在汝躬。”又见《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史记·历书》作:“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从这些记载看,中国古代执政者都是十分重视管理“历数”这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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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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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武王灭商,拜访殷代的遗贤箕子。箕子把大法九章告诫武王:重视观测日月行于星纪,以明历法。殷代、周代都能创业改制,矫正历的纲纪,服色从之,使国家办事,顺着时令节气,适应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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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九章”,唐颜师古指《洪范》的九畴。这九畴中:“三曰农用八政,四曰协用五纪。”孟康说:五纪指岁月日星辰。《律历志》说:“五纪明历法。”如何明历法?唐孔颖达说:“日则日行一度,月则日行十三度有余。日月行于星辰,乃为天之历数。”意谓:观测日月行于星辰,使之调和,以定历数,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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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前言农用八政,次述协用五纪。意谓:定时节,为农业生产服务。殷周都能创业改制,矫正历纪,不违农时,以应天道。中国为世界最早农牧业生产发展国家之一。殷周就已重视准确地辨季节,定农时,为生产服务。武王翦商,拜访箕子,箕子以此告之,作为立国之本。这个开端是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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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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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过去了,到了东周五伯专政末期的时候,史官抛弃了他的责职。世代相传的专业子弟已经分散,有的逃跑到东夷北狄去了。这时的历纪尚有黄帝调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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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对于夏商周三代的政绩,不免美化;但却有其真实性,从历数看,那时是早已重视。《大禹谟》歌颂禹的功绩,说:“天之历数在汝躬。”所谓“历数”,孔颖达于《左传》桓公十七年《疏》说:“晦朔弦望交会有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历而数之,故曰历数也。”说明中国古人早就重视观测日月五星的行度交会,以定历数。这个制度,《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御不失月,以授百官于朝。”《左传》僖公五年,还写“公既视朔”。到了鲁文公时,“始不视朔”。《史记·历书》记载:“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祥废而不统。”这个制度逐渐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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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就日食纪事,作为例示,反映一些历史情况。中国春秋以前,由于文献记述简略古奥,学者理解纷歧,还有待于研究。《书经》记载日食较早,见于《古文尚书·胤征》。这书考据学家断定是部伪书;但它所记日食的事,古籍中却可找出它的根据,并非虚构。卜辞中记载日食有三片:一为三舀食日(《殷墟文学乙编》6386),二为日月之食(《殷契佚存》374回),这两片学者对它的殷商年代考订说法不同。三为贞日之食(《龟甲兽骨文字》1.10.5),这片没有干支纪日,年代无法推测。《诗经》日食见于《毛诗·小雅·十月之交》。诗中言及日和月的干支,但无年代。后人考释遂有发生于厉王、幽王或平王时代的争论。据陈遵妫推算:这次日食定为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的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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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载日食37次。《公羊传》记36次。《春秋》所记的37次日食,其中4次为: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这四次与《日月食典》对勘,都无日食。其余的日食验证过硬。通过这样的科学检验,可以说明中国春秋日食纪事的科学水平所臻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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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的日食纪事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2《象纬考·日蚀》注录,只有7次。这可说明“战国扰攘”,兵戎相见,“史官丧纪”,科研水平下降。公元前475~前221这254年中只记7次,和《春秋》242年记37次相比,可见战国时期“争城争地,斩艾其民”的破坏性了。同时,可以反证周代学术文化水平及其贡献的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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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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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纷扰,兵戎相见,秦王朝正忙于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事,没有时间从事文化建设。秦始皇却很相信“五行相胜”的学说,自认为秦获水德,有黑龙的祥瑞。周属火德,用水可以胜火,故以十月为正,颜色推崇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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