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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历程 第八章 人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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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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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有最好的证据表明，某种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五百万至七百万年前的非洲，由此催生出了哺乳类的人类一支。这一充满活力的猿类的新支，将在之后的数百万年里演化出巨大的脑，并学会在一个蕴含着无尽梦想可能性的世界中生存。他们将是史无前例的物种。那么他们究竟如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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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有的化石和基因证据，尽管仍有很多东西还有待了解，但我们已经能够粗略勾勒出自己的起源故事。我们人类的历程始于约六七百万前生活在靠近非洲正中央的或许有十万之众的一个类似于现在黑猩猩的猿类种群。当时由于地球的气候变化，非洲大陆的中部正在遭受干旱的侵袭，森林逐渐萎缩，其提供的丰富食物也随之消失。面对这个危机，该种群的猿类选取了两个大不相同的应对策略。一部分猿类选择继续留在日益缩小的森林中，以便在环境变迁的困局中延续原有的生活方式。而另一部分猿类则选择抛弃过往的一切，大胆走向大草原的开阔地。然而，它们对于这一步准备并不充足。在大草原的骄阳下，面对包括野狗和大猫在内的饥饿掠食者，它们原先高度发展的用于在树间攀援穿梭的技能已然没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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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物种得以在生存竞争中存活下来，全有赖于一些新能力的出现，首要的是双足直立行走的能力。这种能力确定在四百万年前已经出现，因为我们在坦桑尼亚找到了两个早期人类（可能是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足迹化石。另一个重大发展则是脑容量的增加。早期人科的脑只有一个橘子大小，约四百立方厘米。等到其脑容量达到一个柚子大小，约八百立方厘米时，人类已经掌握了制造石器的能力。再然后，在大胆迈进大草原仅仅六百万年后，人类的脑已经达到了一个西瓜大小，约一千四百立方厘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冒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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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万多年前的非洲东北部，这些现代人类中的一些走出了非洲。他们在非洲的数量或许仅有约五千人，而出走的人数则更少，或许总共只有约一百五十人。[1] 这一小群人越过红海的南端，进入如今的阿拉伯半岛。他们后代中的一些人顺着印度洋沿岸继续东进，其他一些则北上，进入如今的欧洲。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现在仍能见到他们当初留下的精彩的洞穴壁画。最终，他们的踪迹遍及亚欧大陆，并跨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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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迁移的完整故事，但我们确定知道的一点是，当初一帮数百人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后来的成千上万年时间里不断繁衍和扩散，最终让这个非洲新物种的身影遍及这颗星球的各个大陆和生物群落区。那么这些早期人类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使他们得以获得如此惊人的生物上的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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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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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使人类这个物种得以快速覆盖整个星球的种种生理变化，我们尚还没有一个细致的理解，但我们确实已经找到了其中一些起作用的主要因素。类似于之前演化上的多次大爆发，这回也是已有实体之间的一套新关系孕育出了全新的能力。正如在早期地球上，分子之间的一套新关系孕育出了生命，又如在约五亿年前，单细胞有机体之间的一种新秩序孕育出了动物的心智，同样在过去数百万年里，一众新的特性（其中主要是双足直立行走、大为增加的脑容量以及行为的灵活性）使得一个新物种从其灵长目起源中诞生，也就是我们人类。前文已经提到了前两个特性，双足直立行走和大为增加的脑容量。而第三个特性，行为的灵活性，更尤为引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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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导致行为灵活性的那些基因变化，但我们的确知道，这些变化对于人类的起源至关重要。虽然下面的说法可能有违我们的日常直觉，但当初新东西的出现，可能不是通过加法，而是通过减法，通过失去我们的某些本能反应而实现的。[2] 当这些本能的行为模式被失去后，一场新的实验就在地球的历程中开始上演了。伴随着这种失去而得到的是一种新的意识，一种更为自由、更具探索精神的意识。只要回想一下这些本能反应积累而成所需要的漫长时间，我们便会意识到这一转变的性质之剧烈。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消失了，而一些大为不同的东西将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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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之人类出现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然，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现在的生物学例子，它们与那些原始人类有着些微相似之处。这些最早的人类应该有着与每种哺乳动物的幼崽相同的一种品质——行为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在所有哺乳动物的幼崽身上发现这样的灵活性。它们与我们最早的人类祖先相似，具有某种摆脱了基因束缚（这种束缚会在它们进入成年后掌控其一举一动）的相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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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幼的哺乳动物身上，我们可以见到在成年动物身上罕见的漫无目的的行为。这些行为很明显不同于成年动物对于生存或繁衍的严肃关切。的确，它们的有些嬉戏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为进入成年阶段所做的准备和练习，但其大多数行为还是与成年动物的行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简言之，它们所考虑的往往只是为了玩耍。它们翻腾跳跃，用眼探索，用嘴感受，做出许多行为仅仅是出于好奇。而通过嬉戏玩耍，它们在不断发现活着的无尽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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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思考人类这个新物种的起源时，大概没有比由反思哺乳动物幼崽而来的一些简单而雄辩的问题更好的问题了。如果生命演化出了一个富有灵活性和韧性的物种，那会怎样？如果在哺乳动物出现一亿年后，出现了一个富有主动性、好奇心，对一切感到惊喜，试图去尝试一切的物种，那会怎样？在它们身上后来又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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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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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相对自由和无穷的好奇心让我们人类的意识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试想在早期人类演化，比如距今十万年前的某个时刻，一些瞪羚和一些人类同在面对一场森林大火的熊熊烈焰。它们感受到了几乎相同的生理和情绪体验——那些亮光、炙热、巨响，以及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深入骨髓的惊悚。但两者的反应却有所不同。瞪羚知道为了生存自己该怎么做，那就是扭头便跑。在这个意义上，瞪羚比人类感受的更多。除了声光热，瞪羚还感受到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逃跑冲动——这一生存策略深深印刻在它们的基因当中，现在由于森林大火的触发而被完全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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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同样感受到了恐惧。然而在这种周围危险丛生、其他动物纷纷逃散的情况下，他们却可能矗立不动，眼里充满了好奇，甚至还会不可抗拒地被火焰所吸引而走向前去。正如前文所讲的，正是这种偏离了本能行为的相对自由使得我们会被如此多事物（诸如火焰、日出、海浪、情欲、友人的离世、婴儿的降生等）所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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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物想必都曾让早期人类惊叹不已，并引得他们开始对自身的体验进行更深入的自省。他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审视生活。对于外界的刺激，他们不再只是简单地作出反应，他们还开始对其加以反思。他们开始触及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实质。随着人类的出现，宇宙开辟了一块新天地，在这里，各种感受的深层次意涵可以得到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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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称为符号化语言，则使得他们能够分享和传递这种内容极为丰富的意识。宇宙的创造性在人类身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活跃程度，创造性以言语的形式四溢而出。这好像是，早期人类无法包容如此强度的创造性，便建构出了各种心理“容器”，用以承载这白热化的意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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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森林大火过去多年之后，当这些人类在傍晚围坐在一起，以急促的声音讲述起当时的情景时，他们突然之间又仿佛看到了熊熊火焰和自相奔践的动物。他们吓得簇拥到一起，就仿佛自己的头发就要被火焰烧着了一般，并且再一次地，他们既恐惧惊怖，又被面前的情景所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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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符号的发明，人类将他们丰富的想象投射到了周围的世界。从此一切不再是过去的模样。随着语言的发明，人类步入了符号化意识阶段。现在人类可以记忆和回顾自己所走过历程中的大事件。于是故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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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集体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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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先民学会将意识外化时，他们向成为人类又迈出了更近的一步。通过在动物骨头或湿黏土上刻下印记，人类发明了一种方式，得以将自己的意识外化到某种比自身更为持久的载体上。于是一个带有刻画的鹿角便成了人类对于月亮在天上位置的理解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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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四十亿年前DNA分子出现之后，在生命过程中还有没有出现过如此重要的事件。生命借助DNA存储那些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最为紧要的变化的信息。比如，如果亲代抚育被编码进了一种鱼类的DNA中，那么这种鱼类的以后各代就都会具备这些指令，哪怕它们距离最初出现亲代抚育变异的祖先已经过去了很久。因此，一旦某个过程被记录在了DNA分子中，那它就有机会成为一笔超越时间的遗产。而倘若它没有被记录进DNA，那它终将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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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了当人类学会将其意识外化到文化载体上的时候，只是这里有着一个巨大的区别。现在人类可以将得到的伟大洞见保存在绘画、诗歌和散文当中，于是人类文化成了某种位于身体外部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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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文化，人类的各种经验可以被记忆和传递，而无需改变 DNA。任何宝贵的理解，哪怕只是一个人经验而得到的，都可以成为持久的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这正是语言（口语或书面语）的威力所在。比如，借助张载的《西铭》，我们得以继承他的新儒家遗产：“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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