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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响天堂之门：宇宙探索的历程 [:170095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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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响天堂之门：宇宙探索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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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叩响天堂之门”这种表达是1987年在加州奥克兰的一场音乐会上，它是一首由鲍勃·迪伦（Bob Dylan）与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共同献唱的歌曲的名字。不言而喻，本书的主题与这首歌曲所指大有不同，虽然迪伦和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的歌声依旧在我脑海中回荡。这个表达典出于《圣经》，却与《圣经》中的寓意不同，虽然本书的主题就这个理解而言，的确玩了一些文字游戏。在《马太福音》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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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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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就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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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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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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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的，就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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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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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言辞，人类可以追求知识，然而最终的目标却是找到接近上帝的途径。人类对世界的好奇心以及积极的探求只不过是通向“神圣”的敲门砖——宇宙本身是次要的。也许答案即在前方，不然信仰者们也许会在追寻真理之路上加力策马奔腾。然而，如果没有上帝，那么知识就成为不可接近或者不值得追求的。人类不能自己来做这一切——我们不是最终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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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主题将探讨科学中各种不同的哲理与目标。科学并非被动的理解或者信仰，有关宇宙的真理本身就是结果 。科学家们满怀向往地走近知识之门，即我们已知知识领域的边缘。我们质疑、探索；事实与逻辑的力量迫使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改变世界观。我们仅仅相信可以直接由实验证实的事物，或者可以由实验证实的假说推论出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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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有关宇宙的很多规律，却自知还有更多东西亟待探索，其中一些超出了现代实验手段之所能及，甚至超出了人能想象的任何实验手段。尽管人自身具有局限性，但每一次的新发现却都让人们在通向真理的阶梯上上升一步。有时，这样的一小步可以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明白雄心壮志并非总能得偿所愿，但是科学家们依然在坚持不懈地寻找更多理解世界的方式，比如技术上的进步，以把更多构成世界的要素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之后，我们会寻求更加全面的、能够容纳新信息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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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是：谁有着这个才能，或是权柄，来寻找这些答案呢？人们应当自行探究，还是应该相信更高的学术权威？在进入物理学的世界之前，这一部分将通过科学与宗教视角的对比作为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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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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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17世纪，不断发展的科学思想使基督徒对待知识的态度发生了分裂，这导向了延续至今的、存在于不同概念框架之间的争端。然而，科学与宗教的第二个隔阂之源是所谓的“权威”。在教会的眼中，伽利略声称的独立思考、独立理解宇宙的能力，脱离了基督教信仰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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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方法的先驱，伽利略摒弃了对权威的盲目信任，代以亲力亲为地观测和解释观测结果。根据观测结果，他会改变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伽利略解除了手脚的束缚，开拓了一种获得关于世界知识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将造就人类对自然更深的理解力以及影响力。然而，尽管（确切地说是因为）他的主要发现得以出版，伽利略却身羁南冠。他公开发表的那些有关太阳系的结论，即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使当时的宗教政权感到恐惧，因为这动摇了他们对《圣经》的严格解释。在伽利略与其他促成了科学革命的独立思想者们的努力之下，任何对《圣经》中人类天性、起源与行为字面意义上的解释都成了被驳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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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生不逢时，他的激进思想把他推向了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即天主教对新教分支的反击）的风口浪尖之上。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倡独立思考与直接从阅读文本来解释《圣经》，而非深信不疑地接受教会的解释方式，使天主教会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伽利略支持路德的观点，甚至又把它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拒绝相信权威，甚至明确地驳斥了天主教会对宗教文本的解释。[1] 他的近代科学思想建立在对自然直接观测的基础之上，进而尝试提出最合适的假说以解释所有这些结果。尽管伽利略对天主教有着忠诚的信仰，然而在教士的眼中，他充满好奇的理念、方法与新教徒相类。伽利略就这样无端卷入了一场宗教战争，受到池鱼之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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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也许恰巧促成了人们支持哥白尼日心说宇宙观。天主教会希望确保他们的历法是可信的，这样每年的宗教庆典就可以在正确的时间举行，宗教仪式也会得以正确地维持。哥白尼正是被教会要求修正罗马儒略历（Julian calendar）[16] ，以使它与行星和恒星的运动更相容的天文学家之一。正是这个特定的研究项目让他积累了一系列观测数据，并最终作出了激进的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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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本人不同意哥白尼的理论，而且直到伽利略更进一步的观测以及之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最终证实了这些之前，没有谁支持哥白尼的理论。然而，路德确实接受了当时其他一些天文学与医学的发展，他认为这些与不加偏见地欣赏自然之美是一致的。路德并不必然是一位伟大的科学拥护者，然而他带领的革命却创造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交流与接纳新生观念的气氛，这促进了近代科学方法的形成。也要感谢印刷术的发展，使得科学与宗教的理念得以快速传播，减弱了天主教会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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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认为，俗世的科学工作与宗教研究有着同样的潜在价值。科学家们也对此抱有同感，比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开普勒曾经致信他在图宾根大学的导师迈克尔·马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信中提到：“我希望成为一名神学家，长久以来我生无所息。然而现在，我在进行天文学研究，观察如何通过我的努力，使上帝在天文学中得到赞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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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图景下，科学是一种承认上帝惊人的本性、它所创造的事物以及事物如何运作的解释正在被丰富与被完善的方法。科学成为一种理解被上帝创造的理性、有序宇宙的更好方法，进而可以帮助人类。尤其是，早期近代科学家们并不拒绝宗教，而是以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赞扬上帝造物伟大的形式。为了寻求科学的启示与宗教的神启，他们既阅读自然之书，又阅读上帝之书。他们研究自然的方式是一种承认与感激其造物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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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近的年代，我们也偶尔听到这种观点。巴基斯坦物理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Abdus Salam）由于对建立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贡献，荣获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获奖致辞中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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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中神圣的穆罕默德如此强调，对科学与知识的追求是每一个穆斯林（不论男女）应尽的义务。他要求他的追随者不断求知。很显然，他的脑海中既有宗教知识，也有科学知识，更有对科学探索国际主义精神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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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关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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