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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 历史、政治、传说故事中的信息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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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鹿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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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典故“指鹿为马”是甄别机制的典型例子。话说赵高陷害李斯之后，当上了宰相，想彻底控制秦国政府，又怕有些官员不听话，于是想出一局设验。他把两只鹿牵到金銮殿上，报告秦二世说：“这是两匹马。”二世笑着说：“宰相错了吧，明明是鹿，哪里是马呀！”赵高说：“陛下错了，这就是马。不信你问大家。”二世询问左右大臣，大臣都不敢说话。最后被问急了，有些人就顺着赵高说是马，也有些人坚持说那是鹿。赵高将此事默记心中，对于那些说是鹿的人，暗中设法陷害。结果全体官员都畏惧赵高，没有人敢指出他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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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正直的大臣要曲意逢迎佞臣的心理成本特别高，而阿谀之徒逢迎佞臣的心理成本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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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的局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那些忠诚正直的大臣要曲意逢迎佞臣的心理成本特别高，而阿谀之徒逢迎佞臣的心理成本要低得多。通过设置这样一局，敌我立即两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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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阴谋家赵高的结局也并不光彩。当刘邦的大军日益向咸阳逼近时，赵高想以杀了秦二世为条件，自己做关中王。于是便叫女婿阎乐和弟弟赵成带兵去逼秦二世自杀，另立秦二世的侄儿子婴为秦王。可惜子婴看穿了赵高的阴谋，与两个儿子商量，设计杀掉了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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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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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不断有人诟病科举。《老残游记》中就有很多地方批评科举制的不当。清朝的后半叶，不少有志气的人拒绝参加科考，认为科举埋没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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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今天的视角和立场来审视历史，历史中有许多制度都是不合理的。要理解历史制度的合理性，恐怕还得回到当时的情形。在统一的中华封建帝国中，科举制的使命，是发现忠诚于皇帝和王朝的智能之士，以巩固王权的统治。或者说，科举制就是封建王朝设计的一个人才甄别机制。这个机制发挥效果了吗？从历史事实来看，应该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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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科举制作为甄别机制的使命，就很容易理解科举制赖以甄别“人才”的实际措施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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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封建帝国，选拔出的官员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并且能够吃苦耐劳。在南京的贡院保留了过去考试的考房，大概就一张桌子那么大，三面有墙，一面挂着帘子。上千个小房排成行列。考生就在这一小块地方考试三天，白天在里面写字，晚上在里面睡觉，还得自己做饭吃。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体能且辛苦的活。身体不好，恐怕这一关就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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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封建帝国选拔出的官员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最好不要有什么新奇的思想，能够沿袭封建帝国定下的思想轨道，那就是政治素质最过硬的官员。为了培养和选拔出这样的人才，明清两代的考试都考八股文。每篇文章写八段，第一段解题，第二段申述，第三、四段是承接，发挥一下，第五段再回旋过来叙述一遍，使命题更清楚。第六、七段是总结。第八段是一句话，即结论。这种命题八股文的理论，都必须来自朱熹对《四书》的注释理解，不得超出官定的想法。这种考试，要过关并不容易，必须自小熟读四书五经，最关键的是把自己的思想完全绑定在官定的圈圈里面，在这个圈里仔细琢磨，替人家说人家的话，不得说自己的话。所以，经过这种考试当官的人，一定是被这个圈子驯服得很好的人，当他们考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也已经被套牢了。这些人做事，一定是四平八稳，绝不会危害封建帝国意识形态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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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思想要合格之外，当然还需要选拔出更聪明的人。科举中有一项类似于智力测验的考试，那就是写诗。现在我们很少有人写诗了，更何况现在这个时代诗人的名声也不太好。有人说把一句话打断写成几行就可以叫诗了。过去绝对不是这样。过去的诗分绝句和律诗。绝句好作，律诗难写。律诗一排八句，中间两联四句还必须对仗，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既要讲究字数、平仄，还要对仗工整，意境美妙，没有点墨水和智力水平的人还真难写出像样的律诗。通过这一关考试的，怎么也不会笨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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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一个人身体健康、政治思想合格，又很聪明，也还不能被称做封建帝国的人才。成为封建帝国的人才还有一关是，测试是否有治国安邦之才，至少也得看看你是不是懂得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吧？这部分考试就是“策论”。三天考试中，有一天就是考策论。策论一般是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历史事件，或者人物，让考生回答或评论。考策论比较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功夫、气度和心胸以及对治理国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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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这些考试之后，考官就会对考生做出评估。评阅试卷的考官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他们轮流看完文章，然后排出顺序，最后大家开会统一名次，确定被录取的考生。由于考官们的偏好也可能不一样，所以最后评估出的状元往往也并不一定是各项都位居第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后评估出的状元，一定是八股文写得中规中矩、策论也不会让考官陷入极大争议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将来做事也一定是循规蹈矩、四平八稳。那些被录取的士子，即便不是中庸之人，也一定不会是思想极端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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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举制这样的甄别机制，封建帝国成功地选拔出了它所需要的人才。历史学家许倬云谈到科举制时曾评价：“平心而论，（科举制）还是选拔出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人物。要不然，明清加起来五百多年，其中至少有几百年，中国政府治理的成就比欧洲好。这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代代传颂的许多治国明臣不就是这样出来的吗？有为之士可以做出一番事业，忠鲠之臣对皇帝抗辩的时候，正义凛然。客观看这种取士制度还是有些用处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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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狱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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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有个人叫方苞，很有才华，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康熙大兴文字狱时，方苞曾因戴名世的《南山集》而获罪。我们这代人念中学时曾学习过方先生的《狱中杂记》，彼时年少不曾在意，而今再读，竟然发现刑狱潜规则原来是信息甄别和价格歧视的绝佳例子，当然从中还可看到人性有多么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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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杂记》详细叙述了那些狱卒是如何敲诈人犯的。那些负责捆绑人犯的狱卒，若不对其行贿，在捆绑时就先将人犯筋骨扭断。每年宣判的时候，死刑和死缓犯一概捆缚，押赴刑场待命，被处决者大概百分之三四十，活下来的要几个月才能把捆伤养好。也有人因捆绑留下终身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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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对此不解，于是询问一个老胥，说你们无非想要点东西，又没有什么仇，实在没东西，最好也别那么折磨人家，这不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吗？老胥回答说，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后人。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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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苞同时被捕上刑的还有三个人，一个人以30两银子行贿，骨头受了一点伤，养了一个月才好；另外一个贿赂的银子比前一个多一倍，皮肉受了点伤，十来天就好了；第三个人掏的银子又多一倍，当天晚上就可以像平常一样走路了。曾经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罪人贫富不均，都掏钱就行了，何必再制造多寡之区别呢？回答说：没有差别，谁更多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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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判处死刑的囚犯，恐怕不好敲诈了吧。因为都要死的人还怕什么呢？但是这些胥吏竟然也有办法。方苞记载说，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者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判；如果犯人贫穷，就找他们本人谈判。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最难做手脚的是斩首，但他们还可以“质其首”，就是扣押被砍下的脑袋，要家属掏钱来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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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古代的胥吏，其实早已掌握价格歧视的精髓。不仅如此，他们还掌握了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方苞还提到，有两兄弟因管理粮库渎职被判死刑，某狱吏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让你活命。”问他有什么办法，则说：“这个并不难，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判决书不需要改动，取列名在判决书后面的从犯中没有亲属的两个单身汉换你俩的名字，等判决书加封上奏时暗中调换一下姓名就是了。”他的同伙说：“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的人，却不能欺骗主审官；假如主审官再上奏请示，我们就没有活路了。”某狱吏笑着说：“再上奏请示，我们没有活路，但主审官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这两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官位，所以，我们终究没有死的道理。”后来真的这样做了，列名末位的两个从犯立刻被处死。方苞在狱中的时候，还有人指点给他看，说这就是那个该执行死刑却被换脑袋救下的某某和某某。后来，主审官发觉了这个事，惊讶得张口结舌，但却始终不敢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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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又何尝没有这种上司被下属“绑架”的现象？下属打着上级的旗号干坏事，上级发现后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也只好为下属包庇掩盖，这类事件何尝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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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察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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