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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170103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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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六、排队与闯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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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队博弈”中，人们的最佳结果是双方都选择排队，但（排队，排队）不是占优策略均衡，（插队，插队）才是占优策略均衡（见表6.2）。所以，一辆公共汽车到站时，乘客们会一起往车上挤。电梯下来后，还没有等里面的人出来，外边的人就迫不及待地要往电梯里面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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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排队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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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闯红灯博弈”中，人们的最佳结果是双方都选择不闯红灯，但（不闯，不闯）不是占优策略均衡，（闯，闯）才是占优策略均衡（见表6.3）。一些西方人到了中国后，看到大街上的情景很是不解，十字路口明明有红绿灯，结果中间还有一个交通指挥台，有个警察在挥手指挥着交通，并且每个路口还有戴着红袖章的老人手里挥舞着小红旗和吹着哨子，管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有的路人骑车闯了红灯，当场被警察捉住，警察就训之：“难道你没看见红灯吗？”路人回答说：“看见了。”警察接着问：“看见了，为什么还闯？”答曰：“大家都在闯啊！”所以，经常会有人感慨：“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的状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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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闯红灯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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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七、民主与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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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独裁者博弈”中的无奈、无助和被剥夺的痛苦，民主通过多数票原则，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也有人说，民主不一定能够选出最好的，至少不会选出最差的。也有的人说，民主再怎么差，总比专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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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一段纳粹德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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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兴登堡在总统大选中以53%的得票率获胜。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从在野党一跃成为德国主要的执政党。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在危机中开始执掌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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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总人口中，几乎有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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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并与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大萧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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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国人的支持。资产阶级和工人、军界和政界、种族主义者以及国内某些最有头脑的人物，纷纷加入纳粹党，使它庞大起来。在紧接着的选举中，95.1%的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议会的选举中，92.2%的选票都投给了国社党，当然这也是选票上唯一的候选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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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主也可能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试想在一个100人组成的社会，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财产的分配，这时如果有人建议把大家的财产都给他们两个人，那么一定会是2票同意，98票反对，在多数人的选择下，建议被否决了，因为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由此显示了民主的力量。但是，如果他的建议是把其中最有钱的人干掉并由剩余的人共同平分其所有的财产，那么，每个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除了那个最有钱的人），就会选择同意，这样投票的结果是1票反对，99票同意，会以绝对多数通过这个方案。当剩下99人后，继续如法炮制，直到剩下两个人为止。这一结果和一开始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操作得到，这就是民主可能带来的“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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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马上联想到了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所刻的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一段忏悔：“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再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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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家冯刚教授看来，多数人的暴政是一种比任何君主专制都更危险的暴政。在欧洲或其他地方都存在过的专制实际上只拥有一种物质性的力量，即暴力手段；但多数人的暴政不仅拥有物质性的力量，而且拥有精神力量。以往的专制君主可以控制人民的行动，却很难有效地控制人民的思想，甚至阻止不了某些反对他的权威思想在民间或宫中秘密传播。多数人的暴政不仅能够影响人民的行动，而且能够有效地控制人民的思想，触及人们的灵魂。这对于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来说，几乎是无法躲避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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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刚教授认为，多数人的权力，是一种诱惑人们堕落的权力。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人们不得不屈从，那是因为他们无力或软弱，但是这并不是堕落，虽然是不幸。因此，在不得已的服从中仍然可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在多数人的权力统治下，人们的心灵具有普遍堕落的趋势，不是说这时的人心比其他状况下更坏，而是因为这种多数的权力具有更大、更多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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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民主政治必须解决的矛盾问题：一方面，一切权力的根源必须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否则就意味着恶；另一方面，“多数有权决定一切”意味着与其他专制主义同样的，甚至更大的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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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个人被冤枉，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能被冤枉。只要一个人可以被随意地剥夺财产和生命，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能被随意地剥夺财产和生命。无论以什么名义，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不会被冤枉，这是必须做到的底线。只有这样，才可能让所有人都能享有最大限度的安全，所有人才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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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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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囚犯困境的根源在于参与人在策略选择时以更大的他人损失为代价来谋取个人利益（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那么，又怎么能保证政府（官员）的决策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