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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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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初期的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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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和医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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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会初期的医药知识，可能仍处于巫和医不分的原始阶段。到了商代中叶，已经有了初步发展。甲骨卜辞中关于疾病记载的资料有近五百条之多。这些卜辞虽是奴隶主贵族们得了疾病，占卜疾病能否治好的迷信活动，不过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医药卫生的水平。据研究，殷墟甲骨文中涉及的疾病有头、眼、耳、口、牙、喉、腹、鼻、足、趾、产等十多种部位，称作“疾首”、“疾口”、“疾目”、“疾耳”、“疾齿”“疾身”、“疾足”等。至于病名，见于卜辞中的有外感头痛的“风疾”，武丁曾患“瘖疾”（喉病），还知道有传染性的疟疾。关于疾病的起因，从卜辞看，总结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天帝、祖先所降，二是鬼神祟祸，三是妖邪之蛊，四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治疗疾病的方法，或是由“巫”进行祭祀祝祷等迷信活动，以祈疾病痊愈，或是用药物治疗。巫除主持占卜和祭祀仪式，以便和人们幻想中的神灵世界进行某种联系之外，还兼给人们治病。就是说，在商代医和巫，治疗和迷信活动，科学与反科学经常混合在一起不能分开。巫也掌握一些药物知识，使用药物治病。《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巫咸和巫彭等十巫，由于他们可以和“大荒山”上的神灵相通，所以“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也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巫彭、巫咸的名字屡见于卜辞，可能是真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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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的医药知识比商代又有进步。首先表现在医和巫已分开了。《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职官中，而“医师”则属“天官冢宰”管辖，官职分类中已属不同系统了。根据《周礼》记载，当时医又分为“食医”（为王室管理饮食卫生，相当于营养医）、“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疡医”（相当于外科和伤科医生）、“兽医”（专门治疗牲畜疾病）。还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考核医生们的医疗成绩，来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考核优劣的标准是“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开始重视病历记录和报告。“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知道对病人分别处理，并建立了记录治疗经过的病历，对于死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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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医生的出现与医事制度的建立，为医药经验的积累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周礼》中有“肖首疾”、“疟寒疾”、“嗽上疾”等四季多发病的记载，说明已初步了解某些疾病与季节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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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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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代的医药知识，应提到汤液的使用。汤液是中药的重要剂型之一。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文中说：“伊尹……为汤液。”伊尹是辅佐商汤建立商朝的著名人物。他出身于家庭奴隶，是司厨有莘氏的养子。把汤药的开始采用，完全归之于某个人物的创造，显然是错误的，但由食物的烹调而逐渐认识某些动植物经煎熬后的汤液在医疗方面的效用，则似应为必经之路。“伊尹为汤液”的传说，还说明了汤液这个剂型的采用是很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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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中曾发现植物种子三十余枚，经鉴定均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神农本草经》中说，桃仁可以“主治淤血、血闭、症瘕、邪气杀小虫”，郁李仁“酸平无毒，治大腹水肿，面目四肢水肿，利小便水道”。桃仁和郁李仁都含有苦杏仁甙，能润燥通便和破淤血，炒熟也可以食用。很可能就是人们在食用过程中，发现了多吃会中毒，而少吃则可以治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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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又进一步积累了不少用药的经验。《诗经》中记载的植物有五十多种，其中不少是可作为药物用的。《山海经》中不但记载有植物、动物、矿物药一百多种，并且在使用方法上分为口服、沐浴、佩带、涂抹等几种。《尚书·说命》说：“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意思是说，如口服药后不发生较强烈的反应，就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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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工具与卫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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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工具由于青铜的广泛使用而有了改进和发展，这时人们可能在使用砭石的基础上使用金属的刀和针了。《内经》中说，古代有“九针”：镵针、圆针、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金属针的出现是针灸术得到较大发展的重要标志。石制医疗工具仍有使用的，台西村14号墓出土一件装在漆盒中的石镰，即当时的医疗器具砭镰。砭镰是砭石中形似镰刀的一种。开始可能是把生产工具中的石镰借用于医疗手术，利用锋利的刃口切割肿疡和放血等。以后砭镰由石器发展为金属制成的多种镰状医疗工具。历代医疗文献中把它称之为“刀镰”、“镰”或“针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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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砭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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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知识在这个时期有显著提高。个人卫生方面，甲骨文中有“沐”和“浴”字，说明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殷墟曾有壶、盂、勺、盘等全套盥洗用具出土。环境卫生方面，人们已知道凿井而饮，殷墟遗址住宅附近有排除积水的水沟。周代人们又进一步知道通过除害来改善环境卫生，《诗经》等书中记有不少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用药熏、洒蜃灰、按时扫房等。《左传》还有“国人逐瘛狗”以防狂犬病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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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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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天命观与阴阳五行说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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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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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制社会，与原始社会相比，人们的宗教思想与自然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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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会时期虽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不过，这时已不再是原始的面貌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已为宇宙间一个至高无上神，叫做“帝”或“上帝”的所代替，对自然的崇拜已不是对一切动植物等自然现象都去崇拜，而是只祭祀名山大川。如甲骨卜辞里有“郁于五山……”【38】的记载。这反映了生产力的提高，已有可能使商代人们控制某些自然现象，因而剥脱了这些自然现象的神秘性。“帝”或“上帝”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它是天上的最高统治者，商王则是“受命于天”的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天”和“帝”成了奴隶主阶级用来进行统治、欺骗和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奴隶主们声称，生产的丰歉，人事的休咎，一切吉凶祸福都为上天所左右。把自然界的山、川、风、云、雷、电、水、火等现象也说成是受“帝”的主宰。因此，奴隶主贵族们事无大小，一切生产、战争，乃至生病等都要占卜祈求“天帝”，并用甲骨占卜来作为沟通人和神之间联系的工具，形成了一整套宗教神学的思想体系，即关于“天命”的观念。天命观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科学的天文学要摆脱以天命观为其基础的占星术的纠缠，科学的医药学要从巫和天命思想的迷信中解放出来，都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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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奴隶主贵族利用商士卒（实际上为奴隶和战俘）的临战倒戈，取代了商王朝，使他们对人民的力量不能不有所认识。周公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9】。这一思想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群众的恐惧，同时也透露了西周的统治者对天命的神圣性的一些怀疑。商代以来的天命观在这时作了一定的修正，以适应其统治的需要，所谓的武王“革命”，也意味着对于天命观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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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和八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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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天命观的动摇，给在自然观方面突破宗教神学思想体系的羁绊以有力的推动，具有朴素唯物自然观的阴阳说和五行说就是在商周之际开始酝酿的。到了封建社会开始，即战国时期，这一学说已发展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古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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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阴阳和五行说是同解释宇宙万物本原的最初尝试密切相关的。这些观点仍然和自然科学、政治观点、宗教思想等掺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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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时，王室日益衰微。郑桓公问史伯周是否要亡了，史伯就以五行说来解释，说世上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而又以土为主，分别与其他四种元素“和”成百物的。相反，“同则不继”，不能生成百物。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同厉王一样专制暴虐，非垮台不可。【40】这是同传统的天命论相对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不仅具有朴素的元素观念，并有物质相互转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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