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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地学著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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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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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以来，人们的地理视野逐渐开阔。考古发掘证明，殷商的势力范围已达到长江以南，人们已接触到愈益增多的地理知识。春秋战国时期，疆土更趋扩大，各民族间的往来日益频繁。由于生产的发展，商业繁荣，交通、贸易随之发达，人们对地理知识的了解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空前的提高。这时人们已经积累了大量耳闻目睹的地理资料，对之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以服务于生产和政治的需要，这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山海经》、《禹贡》和《管子．地员》等著作，正是顺应这一要求，各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有意义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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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其中山经写成时间大约在春秋之末，海经和大荒经则是后来陆续增补而成的。山经从取材、内容到结构都比较朴素，但它是首次对超过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进行自然环境方面的综合概括。它按方位把这一地区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各部分以山为纲，展开叙述，其中以河南西部作为主要部分的“中山经”叙述最详，“凡百九十七山”，分十二列，当是作者最为熟悉的地方；“东山经”“凡四十六山”，分四列；“西山经”“凡七十七山”，分四列；“南山经”“凡四十山”，排成三列；“北山经”“凡八十七山”，分三列。每一列山都注明方向、道里，标明了一个个山岳的相对位置并使之逐一连接起来。这样把447座山分26列，有条不紊地罗列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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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经对每一山岳又详略不一地论述了关于位置、水文（包括河流的发源、流向、湖泊、沼泽等）、动植物（包括其形态性能和医疗功效）、矿物特产（包括产地、色泽等特点）以至神话传说等等，构成了全书的主要内容。虽然山经的记述有与客观情况不符之处，甚至还掺杂一些离奇怪诞的内容，但其正确的部分仍是主要的方面，是对广大地区的自然地理作系统描述的科学尝试。但是对山经描述的某些地区，该当现今何地、何山，学者们还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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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经记述了许多极其宝贵的自然地理知识，如南方岩溶洞穴的描述，“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对北方河水的季节变化则有“教山……教水出焉……是水冬干而夏流”；河水的潜流现象的描述，“白沙之山……鲔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东部地区的涌泉现象，“跂踵之山，……有水焉，广员四十里，皆涌”；西部的高山气候，“申首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对不同地带植物特点的记述，也常能抓住要害。如在南山经中，记“多桂”、“多象”、“多白猿”等，反映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特点；中山经有“多桑”、“多竹箭”、“多漆”等，反映出黄河以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特点；北山经有“多马”、“多橐驼”等，西山经有“多松”、“多犀兕熊羆”等，反映了温带地区和干燥地区的特色；而东山经有“多茈鱼”、“多文贝”等，正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征。山经所记金属产地有一百七十多处，种类凡金、银、铜、铁、锡等十多种，至于重要玉石的产地，记载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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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和大荒经的内容因传闻和神话较多，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不如山经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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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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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它无论在地学知识和地学思想方面都比山经前进了一大步。如果说山经主要是地理事实的罗列，那么《禹贡》则已从各种地理现象中，选择某些因素为标志，进行分区和区域对比，并用简洁明确的文字表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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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主要依据自然条件中的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所描述的广大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例如，把山西、陕西交界的黄河以东，河南黄河以北，河北黄河以西的地区，称为冀州；把山东济水与河北黄河之间的地区称兖州，湖北荆山与河南黄河之间称豫州等等。这比山经只是简单地、彼此缺乏有机联系地分为五方的分区原则更富地理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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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的区分严格地说既不是自然区也不是经济区，作者主要描述了他所向往的统一王朝统治的广大地区，在贡品、田赋和运输路线等方面的地区差异。在论及这些问题之前，先描述各区自然条件（水文、土壤、植被）的特点，大都较好地说明了不同地区的地理特色。如在描写植被的情况时，北边兖州的草木抽发为长条，俨然是疏朗的景象，自此往南的徐州，已是“草木渐包”的面貌，到了南方的扬州则是草木十分繁盛的情景，从而正确地反映了自黄、淮下游以至长江三角洲之间的自然景观的变化。又如水系：说徐州，可以“浮于淮、泗达于河（指菏水）”，即从位于淮河下游的徐州，可以乘船自淮河到泗水（古泗水南入淮河），再入菏水（古菏水入泗水），而菏水是与济水相通的，就可以到徐州北面的兖州了。在谈到兖州时说“浮于济、漯达于河（指黄河）”，古时济、漯相通，而漯水是黄河下游的一条支流，因此当时冀州、兖州和徐州之间的水系是相互贯通的。它还讲到其他各州与冀州水系相通或要经过一段海路或陆路才能衔接起来等情况。总之，《禹贡》把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描绘得清晰如画，提供了关于古河道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再如，它根据土壤的颜色黑、黄、赤、白、青黎和土壤的性状壤、坟、埴、垆、涂泥等，将九州的土壤分成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坟、坟垆等类别，这一分类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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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九州部分外，《禹贡》还有专论山岳与河流的“导山”和“导水”两部分内容。它开创了我国古代地学分区域和分部门研究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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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山”对比《山海经·山经》具有更明确的山系概念。它所列各条山列都是自西向东伸延，而西部集中，东部分散，正确反映了我国地形西部多高山，东部多平原的特点。它从北而南顺序列出了四条东西延伸的山列。先把渭水以北和潼关以东的黄河北部诸山列为一条，包括自陕西西部的岍山、岐山开始，向东到靠近渤海的碣石山，共十二山。其次，把黄河南岸自青海的西倾山到山东的陪尾山，共八山列为一条。再把汉水流域自陕西嶓冢山到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共四山为一条。最后一条是由长江流域的岷山、衡山和敷浅原（今江西德安县境内）三山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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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水”部分，叙述了九条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经地、所纳支流和河口等内容，是我国水文地理的先声。对各水系的叙述也从北而南，先主流后支流，井然有序，使人对“九州”之内河流水系的分布概况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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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水”首先讲到的是雍州的弱水和黑水。弱水在甘肃张掖西，是一条内陆河，北经合黎山，流入巴丹吉林沙漠，它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是相当正确的。但说黑水“入于南海”就很难理解了。其次讲黄河、汉水和长江，其中对江、河发源地还不甚了解。再次讲当时独流入海的济水和淮河，对于济、淮二水以及济与汶水和淮与泗、沂二水的主次关系，均做了正确的叙述。最后讲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水和洛水，对于渭、洛二水发源以及渭水东流入黄河所会的支流和洛水东北流入黄河所汇的支流等的描述也都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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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的最后部分叫“五服”，其地理意义不大，但它表达了作者要求大一统的政治见解。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人民要求改变诸侯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的反映，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这也正是《禹贡》与《山经》的作者所以能打破当时诸侯割据的疆界，把广大地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叙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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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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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地员》中有关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已在本章第三节中叙述，本节拟就其中关于土壤分类方面的知识略加叙述。这也是《管子·地员》中的重要科学内容，它的地理学价值是很大的。《地员》的后半部分，专论土壤，它比《禹贡》关于土壤的论述要深入、详细得多。它根据土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和肥力等各方面的性质，并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将土壤分为“上土”、“中土”和“下土”三大等级，每一大等级又分为六类，即共计分为十八类。如被列为“群土之长”的“息土”，具有排水良好、蓄水力强的特点，即所谓“乾而不垎，湛而不泽”。它“淖（湿）而不翻（黏），刚而不觳（干而有润），不泞车轮，不污手足”，确是适于耕种的优良的土壤。又如被列为“下土”之一的“埴土”，是一种重黏土，充水才可解散，干后易裂，即所谓“甚泽以疏，离圻以臞”，这种土壤显然是贫瘠的。《地员》篇对土壤的分类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土壤知识的丰富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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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医学理论的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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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学的发展和名医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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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药学知识的积累和提高，兼之社会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潮的兴起，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鬼神致病论产生了怀疑，出现了对疾病的真正原因进行朴素唯物主义说明的各种尝试。例如，春秋时期齐国国君生病，乞求神灵保佑，当时齐国的大臣晏婴认为，疾病是由生活所引起，求神是无用的。又如公元前541年，晋侯有疾，郑国的子产认为疾病是由“饮食哀乐”【52】所造成，与鬼神无关。秦国著名的医生医和则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对一些疾病的产生进行了广泛的说明。医和认为自然界存在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分别导致寒、热、末、腹、惑、心等六类疾病。他指出：“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53】尽管这一理论还比较原始和粗糙，但它把疾病的原因归之于自然界的因素，归之于因人体内部失去某种平衡所致，这就与鬼神致病论划清了界限，使得在诊断和治疗上采取与巫术迷信截然不同的方法，为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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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医药学的发展状况，可以从名医扁鹊的活动窥其一斑。扁鹊姓秦，名越人，渤海鄚（今河北任丘县）人，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为医或在齐，或在赵”，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陕西一带。他“随俗为变”，根据当地人民的实际需要，有时作“带下医”（妇科），有时作“耳目痹医”（五官科），有时又作“小儿医”（小儿科）。这一方面说明扁鹊有较全面的医术，另一方面也说明医学分科的专门化在当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诊断方面，扁鹊采用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证明当时对人体作客观检查的手段有了较大的进步。扁鹊尤擅长于望诊和切诊，《史记》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的记载，说明他在切脉诊断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治疗上，扁鹊研究并熟练地掌握了当时已经得到普及与发展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在处理具体病案时，往往采用多种方法兼用的综合疗法。如对虢太子的“尸蹷”（类似休克、假死）之症，就先后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疗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扁鹊在医疗实践中，提出“病有六不治”的原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信巫不信医”不治，反映了扁鹊与巫祝迷信不两立的唯物主义态度，也表明了在当时医与巫的激烈斗争中，医必定胜过巫的生气勃勃的活力和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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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医药学著作，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和《导引图》等篇，就是这一时期关于经脉、医方和医疗体育的专门著作。《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已知最早的经脉学专书，也是最早的灸疗学著作，它们分别论述了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路线，以及相应的病症与疗法，是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经络学说的先声。《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医学方书，全书五十二题，每题列出治疗一类疾病的医方，少则一二方，多则二十余方。记有病名103种，方数约300个，药名247种，其中近100种药物与汉代出现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相同，表明这时的方剂学和药物学均有了较大的发展。所谓“导引”是“导气令和”和“引体令柔”的简称，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体育。《导引图》就是这一方法的形象画图，共四十余幅。其中有为专治某种疾病而设的动作，也有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运动，它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导引术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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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整体观、脏腑经络学说和阴阳五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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