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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医药学体系的充实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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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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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国内外交通日渐发达，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麝香，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苜蓿、葡萄、安石榴等，以及南方的龙眼、荔枝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药材，也不断输入。这些都丰富了人们的药物学知识。秦汉之际，已有药物专著在民间流行，公乘阳庆传给汉初名医淳于意的《药论》就是其中之一。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公元前31年，已有“本草待诏”的专门官职。《汉书·游侠传》记载楼护能“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书·平帝纪》还有诏奉天下知方术、本草等专门人才的记载。这些都表明到西汉时，对药物学的研究不但在官府有专门的机构，在民间也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而且药物学的专著已出现不少。《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而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的著作，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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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以植物药最多，计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它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一般说是毒性小或无毒的，大都是“主养命以应天”的补养药物；中品120种，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多兼有攻治疾病作用并能滋补虚弱的药物；下品125种，多是有毒而专用于攻治疾病的药物。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的分类法，它明显地受到方士服食的影响，如书中所载上品药物，屡言“长生不老”、“不老神仙”等就是最好的证明。该书对每一味药的记载都较详细，其中包括有药物的主治、性味、产地、采集时间、入药部分、异名等。书中提到主治疾病的名称达170余种，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以及眼、喉、耳、齿等方面的疾病。根据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书中所载药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如利用水银治疗疥疮，麻黄治喘，常山截疟，黄连止痢，大黄泻下，莨菪治癫，海藻疗瘿瘤（甲状腺肥大）等，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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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在其序录中，概括地记述了当时药物学的基本理论。如关于医方中的主药与辅助药之间的“君、臣、佐、使”的理论，阐明了药物配伍的原则；关于“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的“四气五味”说；以及根据药物的性能不同，采用不同的剂型，等等。这些理论反映了当时的药物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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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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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侍医李柱国校订政府收藏的医书时，就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其中有记述基础理论的医经，有治疗内科疾病、妇人婴儿疾病的方书，有治疗战伤和破伤风的《金创疭瘛方》，还有专论汤药、饮食禁忌以及按摩、导引的书籍。这是医药学自春秋战国以来又有了新发展的很好说明。正是在劳动人民和无数医家的医疗实践中取得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张仲景（约150—219）于3世纪初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确立了理、法、方、药（即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具备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使中国医学的基础理论更加切合临床应用，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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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名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人。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他申明了“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重视继承前人的医药学成果的科学态度。他十分推崇与熟悉扁鹊、公乘阳庆、淳于意等医家的工作与贡献，而《素问》、《九卷》（即《灵枢》古本名）、《八十一难》（即《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典医笈，则是他的重要参考书籍。他提倡“精究方术”，反对巫祝迷信，反对“各承家技，终始顺旧”，提倡以认真严肃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从事医疗实践。这些都是张仲景在医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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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被后人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伤寒论》是专门论述伤寒一类急性传染病的著作，《金匮要略》则以论述内科、外科、妇科等杂病为主要内容。在诊治急性传染病方面，张仲景出色地总结出六经辨证的原则。对于伤寒的因、症、脉、治，《伤寒论》根据急性热病共有的和特殊的，初期的和晚期的，治疗有效的和误治恶化等所表现的种种症状和体征，归结区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大类，每一类病候均以其突出的临床症状、体征和脉象等作为辨证依据，并且从具体病症的传播变化过程中，辨识病理变化，掌握病候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通过六经辨证既可以探索各类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规律，又能够注意到疾病在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从而有助于较全面地掌握病变的发展情况，分清疾病的主次、轻重、缓急，并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诊断，为论治提供了依据。此外，《伤寒杂病论》已具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的雏形，这是对疾病的诊治获得纲领性认识的重要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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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辨证的基础上，论治既有严格的原则性，又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如一般对三阳病是以消除病邪（驱邪）、对三阴病是以恢复机体抗病能力（“扶正”）为其基本治疗原则，但由于病情不断变化，症候混同出现，又采取了“随症施治”的灵活方法，以准确地抓住病变的主要矛盾，达到预期的目的。它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大法。后人把它归纳为“八法”，即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原则，概括性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合应用。书中还记述了许多可贵的医疗方法，如对肿痈、肠痈、黄疸、痢疾等病的辨证和治疗，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疗效。在妇科病方面，对于癔症（脏燥）、闭经、漏下、妊娠恶阻、产后病以及包括肿瘤在内的腹肿块（症病）等，均有详细的记载和行之有效的疗法。对救治自缢的人工呼吸法，也作了具体、生动而又科学的记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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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共选收三百多药方，它们大都具有用药灵活和疗效显著的特点。对每一味药的应用都比较明确、谨慎，并指出药物相互配合及增减的原则。对药物的煎法、服法（有温服、冷服、分服、顿服等）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所用剂型上，有汤、丸、散、酒、软膏、醋、洗、浴、熏、滴耳、灌鼻、吹鼻、肛门栓、灌肠、阴道栓等等。在制药工艺上，也多有创造，如再煎浓缩和入蜜矫味的方法，散剂中的研磨法、搅拌法和筛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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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辨证到立法，从立法到拟方，从拟方到用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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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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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张仲景同时的华佗（约2世纪中叶至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是以精巧的外科手术和先进的麻醉术而著名的医学家。他行医的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的若干地区，有十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深受广大人民的热爱和尊崇。他取得的成就反映了秦汉时期医药学发展的又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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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华佗传》有关于华佗使用麻沸散等施行腹腔外科手术的生动描述：“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是说华佗成功地做了腹腔外科手术。他所以能这样高明而成效卓著地进行这些手术，是和他已经掌握了麻醉术分不开的。他以酒冲服麻沸散为麻醉剂。酒本身就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即使现代，外科医生还有应用酒于小儿以进行麻醉的。可惜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用酒和药物作临床麻醉，这在世界外科麻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纵观上述记载，可见当时解剖术、诊断术和止血术已有较大进步。如果没有生理解剖的足够知识，没有判断发病部位和性质的能力，没有防止手术大出血的必要方法，要成功地施行手术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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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提倡用医疗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以达到益寿延年的目的。他对弟子吴普说：人应当经常运动，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帮助消化，畅通气血，使人不易生病，“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就是这个道理。他吸取了先秦以来导引术的精华，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姿态，作“五禽之戏”。吴普遵循他的方法锻炼，年九十余，还“耳目聪明，齿牙完坚”。【32】这在我国医疗体育史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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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药学的其他领域中，华佗也多有建树。他擅长于察声望色，对脉象有过专门的研究。他“精于方药”，在处方上力求简便精当。在针灸方面，他特别注重选用穴位，以期达到最好的疗效。他创用了沿脊柱两侧的穴位，后世称为“华佗夹脊穴”，至今还在临床中应用着。华佗还十分注意医药技术的传授，所传弟子中有三人最为知名。樊阿善针灸，吴普著《吴普本草》，李当之著《李当之药录》。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华佗的教诲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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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造纸术与漆器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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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的发明和蔡伦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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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我国古代曾先后使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料记事。直到两汉时期，简牍、缣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书写材料。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简牍笨重、缣帛昂贵的缺点日益突出。于是，寻求廉价、方便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逐渐成了迫切的社会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的方法，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情况，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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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的古纸，纸呈泛黄色，已裂成碎片，最大的长宽约10厘米，最小的也有3厘米×4厘米。经鉴定它是以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为原料的，其制作技术比较原始，质地粗糙，还不便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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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如韩信未发迹前遇到的漂母，大概就是以此谋生的。这一手工业包括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和置水中漂洗等工艺。而在漂絮时，留在器物上的残絮，晾干后自然形成一层薄薄的丝绵片，这可能给人们发明造纸术以直接的技术上的启示。当然，最初的造纸术，还不能一下子产生用于书写的纸张，但新的道路既已开辟，迫切的社会要求又在催促着技术的改进，可以用于书写目的的纸张的产生当是为期不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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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发掘得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在此之前，1977午，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塞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麻纸两块。其中之一，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为12厘米×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都表明，它只含大麻纤维。同一处出土的竹简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这些情况表明至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出现应更早一些，即它是在灞桥纸后约数十年内出现的。从这些事实说明造纸术自发明以后，其技术的进步是很快的。又，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考古工作者曾掘得属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初年的纸张，即所谓额济纳纸，上有六七行残字，这可说是现存最早的字纸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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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灞桥纸到扶风、金关和额济纳纸，我们看到纸的发明、改善及确实无疑地用作书写材料的历史状况。正是在造纸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于2世纪初年，出现了蔡伦这一著名的纸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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